毛泽东这些意见得到政治局会议的赞同和批准。四月十二日和五月二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和中央党校作学习和时局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经政治局通过的这些意见。他在四月十二日的报告中说：
“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全党的团结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当年参加会议的邓力群回忆：“一批人解脱了，许多人心服了，大家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33）
在这个时期中，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郭沫若的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总结了明朝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篇文章，认为它的内容对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指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把它当作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他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谈到：“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34）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还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35）。
在全党团结、统一的气氛下，中共中央认为起草历史决议问题的时机成熟了。五月十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召开党的七大的问题。会议决定组织几个准备报告的委员会：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包括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几天后又增加了博古），由任弼时负责召集；军事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朱德负责召集；组织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刘少奇负责召集；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会议还决定，七大召开前在五月二十日左右开始召开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七大的准备问题。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是从五月二十一日开始的，本来只准备开两个月，由于时局的发展变化，会议延长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才结束，断断续续开了十一个月。
五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他指出全会的任务是：一、准备七大；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讲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的主要问题。指出：这两个时期我们的方针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关于发展自己，事实说明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中国的抗战决不能有今天。关于团结友军，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但遇到反共磨擦则要同它斗争。在反磨擦中，我们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磨擦斗争归于缓和，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目标上去。今年军事仍以精练为主，明年准备发展，并占领一批小城市，在获得美国配合时，准备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在全会期间，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由七中全会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会议同意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点意见，并形成决议。会议通过七大的议程、各报告负责人和四个报告（政治报告除外）准备委员会名单。
起草“历史决议”是七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为准备七大所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最早的“决议”草案稿是任弼时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写成的，题目是《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它是以一九四一年秋天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基础的，主体部分的内容基本相同，同时又反映了一九四三年九月会议以来的新认识，如对四中全会的评价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作用等。稿子写成后分送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并由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作了比较大的修改。任弼时又在胡乔木的修改稿上作过三次修改，其中把王明路线的错误概括成七点提纲式的意见，题目也改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接着，又由胡乔木写了一个稿子。中央指定张闻天对历史决议稿做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
毛泽东一直十分关心这个决议的起草。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张闻天修改后的稿子上开始进行修改。他前后作了七次修改。毛泽东后来曾特别讲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36）
在第一次修改中，毛泽东将题目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且增写了新的内容，如“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37），就是这次写上的。在第二次修改中，毛泽东强调了六大的正确方面；批评四中全会在过分地打击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后，还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并对受打击的被诬为“右派”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作了肯定的评价；还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确立中央的新的领导，这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38）在这份稿子上，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弼时同志：请邀周、朱、洛、刘（如在此时）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40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定议，再交七中全会通过。”（39）以后，毛泽东在三月二十六日的稿上作了些文字增删，在四月七日和八日又先后修改三次。这以后再修改了一次。在四月七日的修改稿上，毛泽东在起始部分加写了一大段话：
“中国共产党自从它在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一九二一年至现在（一九四五年）的二十五年奋斗中，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全党同志和广大中国人民在一起向着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取得伟大的成绩与丰富的经验。同时，在这三个时期中，全党同志与党内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与行为不断地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一天天更加巩固起来。到了今天，有了一百二十万党员，我党领导了近一万万人民，九十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了一条同国内一切错误路线相对立的正确路线。由于执行了这条正确路线，并批判了一切错误路线，党才在三个时期取得了伟大成绩，造成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党，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领导者。”（40）
这一大段话，经毛泽东再作修改后，成为后来通过的历史决议的第一部分。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党的高级干部进行了多次讨论，提出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其中，很多意见被吸收到决议中去。
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本来是七大的重要议事日程。三月二十五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决定将这个决议改在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重大改动呢？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作了说明：总结经验可以说是算帐。不采用大会这个形式来算帐，才能使大会集中注意力于当前问题。他说：历史上的错误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那时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如果使用大会这个武器，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转移了中心目标，结果仍不能超过现在的草案。毛泽东要求参加七中全会的同志说服七大的代表们，把过去党的历史问题委托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来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他还讲到：草案中没有说“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的问题，没有说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也没有说四中、五中全会的非法问题，也没有说教条宗派、经验宗派问题。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造成错误。对《决议》草案中没有就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作结论，毛泽东也作了说明：七大的方针是只解决已经成熟的历史问题，没有成熟的问题都不必急于作结论。（41）毛泽东准备的政治报告和刘少奇准备的修改党章报告也在这天的会议上通过。
四月二十日，任弼时主持召开扩大的七中全会。这是历时将近一年的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朱德准备的军事工作报告和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由于会前毛泽东、任弼时等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所以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博古等在发言中真诚地表示拥护这个决议，并向那些曾经受过错误路线迫害的同志道歉。任弼时在发言中坦率地谈到他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特别提到：“皖南事变后毛对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风中的思想领导，使我产生了佩服和信赖”（42）。王明请任弼时阅转毛泽东和七中全会的声明书中，对历史决议和它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所犯严重错误的分析和估计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43）
毛泽东心情舒畅地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与全国人民有关系的，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负责任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在群众斗争中证明是适合的，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于今后的斗争有益。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凡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都要如《决议》所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会踰矩的。（44）
这次会议一致决定：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个别意见委托给七大以后的中央去采纳修改。这个决议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获得一致通过。
《决议》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结论。经历了几年的整风，使党内的思想取得了一致，使提倡“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它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①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草案第三号（关于克服自由主义），1943年4月13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00、901—902页。
③ 毛泽东和绥德专署专员袁任远谈话记录，1943年7月。
④ 康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8月2日。
⑤ 王保成：《跟随领袖二十年》，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9页。
⑥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329页。
⑦ 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⑧ 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4年1月10日、11日。
⑨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邓小平、饶漱石、林枫、程子华的电报，1944年1月24日。
⑩ 毛泽东、康生致邓小平、滕代远的电报，1944年2月26日。
⑾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记录，1945年2月15日。
⑿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28页。
⒀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5月26日。
⒁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7月7日。
⒂毛泽东致周子健的电报，1943年7月13日。
⒃蒋介石对《关于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决议案》的指示，《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841页。
⒄毛泽东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关于《质问国民党》一文发表后的反映材料上的批注，1943年8月22日。
⒅《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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