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
① 《红色中华》，1933年3月3日。
② 《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1933年2月15日。
③ 《工农红军学校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
④ 1933年5月4日。秦邦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⑤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1936年9月。
⑥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电，1933年3月。
⑦ 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2页。
⑧ 亮平：《经济建设的初步总结》，1933年9月30日。
⑨ 姚名琨：《对外贸易局江口分局》，《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80页。
⑩ 《红色中华》，1933年3月6日。
⑾《中央政府通告第二号》，1933年7月20日。
⑿《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页。
⒀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1页。
⒁王贤选、何三苟：《中央苏区反经济封锁的片断回忆》，《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89页。
⒂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24日。
⒃《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0、131、133、139页。
⒄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选举运动周报》第1期，1933年8月25日。
⒅毛泽东：《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红色中华》第86期，1933年6月17日。
⒆《红色中华》第52期，1933年2月13日。
⒇王观澜：关于查田运动的一些回忆，《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5页。
（2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1933年6月1日。
（22）毛泽东：《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写于1933年6月14日，载《斗争》第32期，1933年10月28日。
（23）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24）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1页。
（2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49、551、552、561页。
（26）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1页。
（2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49号，1933年10月10日。
（28）《红色中华》第175期，1934年4月14日。
（29）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45页。
（30）《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42页。
（31）《人民代表大会口号》，《福建事变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81页。
（32）《土地革命文献选编》（1927—193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745、746页。
（3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36页。
（34）《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75页。
（35）毛泽东接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5年8月5日。
（36）《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401、402页。
（37）方强：《毛泽东同志来到南方战线》，《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22、223页。
（38）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129、130页。
（39）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1934年6月22日。
（40）吴亮平：《为真理而斗争的一生》，《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55页。
（41）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手稿，1943年11月15日。
（42）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107、108页。
（43）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107、108页。
（44）《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176页。
（45）毛泽东复周恩来电，1934年9月20日。
（46）吴黎平：《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学习与研究》1985年第1期。
（47）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瞭望》周刊，1986年第40期。
（48）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38页。
（4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16、817页。
第15节长征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是严格保密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布置了几道封锁线，却不知道红军往哪个方向突围，在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的第一道封锁线上部署的兵力并不强。十月二十一日夜间，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到二十五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就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开始议论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不能取胜的问题。到信丰县古陂杨坊宿营，贺子珍从休养连前来看望他，讲起瑞金县男女老少相送时紧紧拉着红军的手，不停地说：“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毛泽东听了说：我们欠根据地人民实在太多了。
十一月上旬，中央红军顺利地在湘南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这时，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因患疟疾发高烧。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他，安慰他说：“同志们抬你走是要累一些，但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①十一月中旬，他们在湘南越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地区。
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追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②
博古、李德拒绝了这些建议，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二十七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控制了渡口。但因队伍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过缓，大部队还未过江，就遭受刚刚赶来的优势敌军的夹击。毛泽东在激战中随军委纵队从花村渡过湘江。
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失败，但红军自身却付出沉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为三万多人。这时，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诿过于人。他先拿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开刀。这个师在湘江岸边进行阻击，被打垮了，只有负伤的周子昆等十多人突围出来。李德指责周子昆临阵脱逃，粗暴地训斥道：你的部队呢？没有兵还有什么脸逃回来！命令警卫班将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警卫班战士一个也不肯动手，在场的博古默不作声。毛泽东便直接出来干预，说：“周子昆交给我处理。”他同周子昆谈了话，鼓励他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攻击毛泽东“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过湘江遭到惨重损失后，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伯承回忆道：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③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又和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认为红军已经不能按原计划行动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了。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道：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④
这时，蒋介石已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二十万军队，设置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博古、李德却仍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⑤这时，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红军的指挥任务已转移到周恩来肩上。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十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李德后来曾写道：“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⑥
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赞同这个主张。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当天下午七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⑦
红军主力西进，在十二月十五日攻占贵州黎平，但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十八日，毛泽东在黎平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⑧
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博古尽管自己意见被会议所否定，还是服从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⑨
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挥戈西指，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后来以廉臣的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
“赤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⑩
一九三五年元旦，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