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不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允许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事情并不那样简单。他们两人虽然参加过大革命，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对前来的这支工农革命军毕竟没有多少了解，还担心这支比他们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山会不会“火并山寨”，夺取他们原有的地盘，心中难免存有疑虑。在古城会议期间，袁文才的代表曾表示：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但请工农革命军“另找高山”。据何长工回忆，当时工农革命军中，“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同志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②这是关系到工农革命军能不能在井冈山地区站住脚跟的关键性决策。袁、王部队的人数虽不多，但在当地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许多群众拥护他们。尽管他们存在一些弱点，仍是能接受教育和改造的。如果当时采取了有些人所主张的那种狭隘和鲁莽的做法，而不取得他们的支持，就很难设想能在井冈山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来。
怎样说服和争取这两支农民武装？毛泽东选定先从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袁文才入手，再通过他去做王佐的工作。
他从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的谈话中已经知道，他们最看重枪，人可以少一个，枪却不能少一支。袁部有一百五六十人，只有六十支枪。于是，毛泽东向前委提议，准备一下子送他们一百支枪，将袁文才的全部人员都武装起来。前委成员听到这个大胆的设想，有的人表示怀疑，余洒度坚决反对。经过毛泽东反复说明，才以多数通过。（余洒度脱离工农革命军后，到湖南省委告了状，说毛泽东不执行中央打长沙城市的指示，逃避斗争，到山区同绿林为伍，并送了大批枪支。所以，这年年底湖南省委代表何资深到中共中央汇报时说，“润之在赣时曾有一大错误”③。）
古城会议后，毛泽东从绿林重义气、多猜疑的特点出发，只带几个随员到宁冈大仓村去会见袁文才。那是十月六日。袁文才原来还有些怕，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下二十多人，二十多条枪。见到毛泽东只来几个人，他就比较放心了，埋伏的人始终没有出来。见面后，毛泽东说明是由江西省委介绍来找他们的，充分肯定他们“劫富济贫”的革命性，同时说到工农革命军目前的困难。双方谈得很投机。毛泽东当场宣布送给他们一百支枪，这很出袁文才的意料，也使他很受感动。袁文才向毛泽东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随即回赠给工农革命军六百块银元，并同意革命军在茅坪（这是一个有六十多户人家的村子）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当然，问题并不是在一次见面中就能全部解决的。袁文才当时对毛泽东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④话讲得很客气，但显然又包含着推托的意思。至于王佐的态度如何，那时还不知道。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时间而不能操之过急。因此，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先向湘南的酃县方向挺进，筹些款子，熟悉周围环境，探听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后的情况，而把留守部门和伤病员安置在茅坪，请袁文才代管。不久，又应袁文才的要求，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党员军事干部到袁文才部队里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的关系一天天密切起来了。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抵达酃县水口村，在这里发展了一批党员，开展社会调查。他从得到的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军在广东失败的消息，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余洒度和苏先俊在这里脱离了工农革命军。不久，毛泽东得知湘军正从茶陵分两路前来进攻工农革命军，就派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第一营的两个连到茶陵游击扰乱湘军后方，打破它的进攻；毛泽东自己率团部、第三营和第一营的一个连在二十二日转入江西遂川县境。途中休息时，他同副连长张宗逊交谈说：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
在遂川的大汾镇，部队在清晨突然遭到遂川县地主武装靖卫团三四百人的袭击，因为人地生疏，仓促应战，前卫的第三营同团部失去联系而辗转南下，以后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毛泽东率领团部和特务连撤退，一直退到井冈山南麓的黄坳，最初收集到的失散人员共四十多人，部队状况十分狼狈。当时担任连指导员的罗荣桓后来回忆说：大家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吃饭时，炊事担子也跑丢了，没有办法，几个战士从老百姓家里找来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和大家一起伸手从饭箩里抓着吃。饭后，毛泽东站起身来，朝中间空地迈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这种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烈地感染了战士们，提着枪站起来，向排头看齐。⑤
毛泽东率领这一部分队伍继续向井冈山转移。他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行动很困难，但仍坚决不坐担架，坚持拄着棍子步行。随后第一营第一连赶了上来。队伍行进到井冈山西南的荆竹山下，还有一百多人，在一个小村子里宿营。陈士榘回忆说：“我们知道今天要上山了，当时心里说不出有种什么味道，一方面感觉到我们原来人数就不多，加上三营被隔断，显得更少了；另一方面，看样子只有上井冈山，能得个地方休息休息，感到高兴。”⑥这时王佐派人接应他们上山，部队在十月二十七日到了茨坪。接着，第一营的两个连也从茶陵赶到茨坪，部队的人多了。毛泽东等送了七十支枪给王佐部队。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五百担稻谷和一些银元。他们在茨坪住了几天，又回到北麓的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上，袁文才、王佐是有很大功劳的。
工农革命军到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形成核心，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松散无力，难以巩固和发展。所以，毛泽东把这件事看作一切的根本。
在三湾改编时，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军队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并且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但那时时间匆促，许多措施还来不及落实。部队到酃县水口村后，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叶家祠主持了六名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各连党代表都来参加。会场的墙上挂着一块写有“CCP”的红布。他详细地解释了入党誓词的意思，然后带着六名新党员举起右手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到遂川大汾镇，另一个连也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不久，各连的党支部都先后建立起来。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支部布置党员要做好三件事：学习目前的形势；了解群众思想状况，帮助他们解除顾虑；培养和发展新党员。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各种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显得十分活跃。
在军队内部建党的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井冈山附近各县，在大革命时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党组织负责人很多是外地回来的学生，也有当地农会的骨干分子。大革命失败后，多数党组织给打散了。但不少党员仍在坚持斗争。毛泽东采取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发展的做法。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召集在井冈山“打埋伏”的永新、宁冈、莲花县部分党员开座谈会。十一月上旬，又在茅坪召开宁冈、永新、莲花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第二年一月攻克遂川后，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分析形势，要求大家在斗争中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他还从军队里抽调一批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到农村基层去开展建党工作。
到一九二八年二月，湘赣边界各县党组织初步恢复发展起来，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委，酃县特别区委，莲花特别支部；各县的区、乡两级大都建立起党的组织。前委还同万安县委建立了联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他多次同袁文才谈心，既肯定他们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们受封建帮会影响、政治目标不明、阶级界线不清等问题，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袁文才十分佩服，对部下说：“跟毛委员一起干革命不会错。”毛泽东又几次上山同王佐交谈。王佐逢人就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应王佐的要求，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派曾经留学法国的何长工到王佐部当党代表，做团结、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何长工经过耐心的多方面的工作，逐步消除了王佐原有的戒心，特别是帮助王佐消灭了他多年的宿敌尹道一后，取得王佐的信任，使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经征得袁、王同意后，在他们部队里也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工农革命军又派了二十多名党员干部，分任袁、王部的连长、排长和党代表。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有了提高。一九二八年初，王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二月中旬，袁、王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团党代表。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正式合为一体，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起，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重要变动，国民党的李宗仁和唐生智两集团之间的战争爆发。唐生智控制的两湖军队全部投入战争。江西的朱培德部也将主力调往赣北。井冈山周围各县，国民党兵力空虚，只留下一些地主武装靖卫团和挨户团。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向外发展的大好机会。
十一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前委讨论，认为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动攻势。攻击的方向是攻打茶陵县城，由团长陈浩和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第一营和特务连执行。毛泽东因为脚背被草鞋磨破而溃烂，无法随军前去。十八日拂晓，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但是，军队在茶陵一个多月并没有做群众工作，每天的活动还只是三操两讲和两点名。⑦在茶陵，成立了人民委员会，县长谭梓生是部队派的，其他人员仍是旧的，依然坐堂审案，派款派捐靠商会，群众很不满。宛希先写信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立刻回信，要他们改变做法，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工农兵政府。工人谭震林被选为主席。这是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工农革命军还帮助茶陵组织了赤卫队。
十二月下旬，李唐战争告一段落。湘军第八军的独立团和当地地主武装向茶陵反扑。原来被打散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三营，这时已在张子清率领下到茶陵和第一营会合。他们在经过激战后退出茶陵县城。团长陈浩因遭到挫败而严重动摇，公开声称工农革命军没有前途，把部队往南带，企图到湘南投靠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正好那时毛泽东的脚背溃烂稍有好转，得知湘军反扑的消息后赶来茶陵，在茶陵湖口赶上队伍。宛希先、张子清等向他报告了陈浩等的背叛活动。毛泽东当晚召集团营干部紧急会议，果断地扣押了陈浩一伙，将工农革命军全部带回宁冈砻市。
在砻市河滩上召开全团指战员会议，毛泽东宣布前委决定：处决陈浩等人，任命张子清为第一团团长、何挺颖为党代表、朱云卿为参谋长。他还接受工农革命军在茶陵不做群众工作的教训，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
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这是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学说的巨大贡献，使初创的人民军队一开始便在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建设，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毛泽东所以能不受历来旧观念的束缚，提出新的学说，不仅是因为他原来就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独立见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中能够密切注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大胆地作出新的概括。
当工农革命军从茶陵撤到宁冈前，同遂川相邻的赣西南万安县农民武装再次进攻县城。为了声援万安的起义，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掉头南下，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攻占遂川县城，并在这里分兵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建立中共遂川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在遂川形成的。
工农革命军要执行三大任务，必须有严明的群众纪律来保证。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将要登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在遂川荆竹山的村边，向在大汾遭敌军突然袭击而一度被打散的部队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他宣布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攻克遂川县城后，工农革命军在城里过了旧历年。部队打着“宣传队”的旗号开展宣传活动，还派人下乡领导贫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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