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大人曾说熊孩子的故事给我听，走江湖卖艺的坏人，把骗来的孩子，满身用粗毛刷刷得流血，再披上刚录下的血淋淋的熊皮，从此，孩子就变成熊人，观众只以为那是个特别聪明的熊，却没想到里面，有个应该是天真无邪又美丽的孩子。
今年又听到一个故事：养鸡场在鸡蛋孵化之后，立即将公鸡、母鸡分成两组，除了少数留种之外，公鸡全被丢进绞肉机，做成肉松，井拌在饲料里喂母鸡，所以那些母鸡是吃她兄弟的肉长大的。
“那根本不是生命，而是工业产物，所以不能以一般生命来对待。何况那些小母鸡，到头来还是死，也就无所谓谁吃谁了！”说故事的人解说。
这许多命运不都是由人们所创造的吗？既创造了它们被生的命，又创造它们被处死的命，且安排了它们自相残杀的命。
问题是，如果我们随便从那成千上万待宰的小雏鸡中提出一只，放在青青的草地喂养，也必然可以想见，会有一只可爱的、能跟着主人跑的活泼的小公鸡出现，且在某一个清晨，振动着小翅膀，发出它的第一声晨鸣。
许多国家都有法律规定，不能倒提鸡鸭、不能虐待小动物，人们可以为食用，或为控制过度繁衍而杀生，但对“生命”却要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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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剥夺，不能侮辱！
如此说来，那小小的仙人掌，是否也应该有被尊重的生命？
那许许多多的生机，都是预先藏在里面的，如同存款，到了该绽放或发芽的时候，就从银行里被提出来用……。
深藏的春天
每年三月初，在纽约的九十二号码头大厅，都会举行盛大的花展。参展的团体，莫不费尽心思，布置出风格独特的花园。于是走入大厅，就如同走进一片自然公园，不但是花团锦族，而且有小桥、流水、亭台，雕塑穿插其间。让人直觉得由外面的隆冬，一下子跨入仲春。
可不是吗？纽约的三月初，还是冰封雪冻的时节，泥土地硬得像铁板，树枝脆得如朽木，所有的生机，都还深藏未露呢！那么这些花匠园丁，又怎能移来满室的春天？难道是由温暖的南方运上来？
答案不全对，原来多数的花，只是花匠们早些把秃枝插入温水，放在室内养着，或将各种鳞球，提早种入温室的泥土，就把春天提前一个月。
起初我不信，直到亲自从园中剪了几枝连翘，放在屋里养着，果然开出满茎的黄花，才不能不接受这个事实。于是，我更想：从什么时候，这秃枝开始蕴藏花信？难道我在冬天才落叶时，就把枝子剪进来，也能有繁花绽放吗？
自从有了这个疑问，每次踏雪归来，我就仔细观察路边的花树，渐渐发觉，凡是早春开的花，譬如山茱萸、木笔，竟然从孟冬就已经举起一个个花芽，她们或用鳞皮护着，或盖着厚厚的绒毛，如同一群等待出场跳舞的小朋友，在后台兴奋地站着。
有一位植物学家更对我说：你注意看！法国梧桐的叶子，是被藏在枝里的另一个叶芽顶掉的，虽然那片叶子下一午春天才会冒出来。
“如此说来，不像是小孩子换牙，下面的成齿顶掉乳齿吗？”我说。
“对！可是不止顶一次，那许许多多的生机，都是预先藏在里面的，如同存款，到了该绽放或发芽的时候，就从银行里被提出来用！”
我想这大地就是银行吧！藏着无尽的生机，源源不绝地展现出来。而如同植物在冰雪中已经包藏春意般，人们必然在最消沉困顿的时刻，也有那天赐突破的力量，在里面酝酿着。
只要时机一到！或是时机虽未到，我们却给他几分温暖的助力时，就一下子——寒冬尽去，满园春色！
He…an‘t…heavy，Father……
he‘s…m’brother！
他不重，神父！
他是我的兄弟！
他是我的
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慈善机构募款的信件，有基督教儿童基金、伤残退伍军人协会、盲人组织、口足艺术家、保护野生动物、心脏病研究……。他们或赠彩券、或送月历、或附小书、或夹空白贺卡、或寄成棵的小树和种子，甚至施出苦肉计——将回邮现款一并寄来，表示你如果不捐钱，就等于吃了慈善机构的钱。
今天在众多这类的邮件中，我发现了一个新面孔：天主教男童收容中心。
除了一封信和回邮信封之外，井附赠了许多邮票式的贴笺，上面印着耶诞快乐的贺词，想必是供人们在寄卡片时封信口之用。
但这贴笺真正吸引我的，是上面的图书。书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大男孩，背着一个比他稍小的，仿佛受伤或重病的男孩子，站在雪地中。旁边印着两行小字：“He…ain't…heavy，Father……he's…m'brother！译成中文则是：”他不重，神父！他是我的兄弟！“
这是一句多么奇怪的话啊！看那个男孩背着跟他差不了多少的兄弟，怎么可能不感觉重？更何况走过松软而冰冷的雪地！
那是多么不合文法与逻辑的话！兄弟和重量有什么关系呢？
但那又是多么有道理的一句话，令人无可置疑地接受。
只为了他是“我的兄弟”，所以我不觉得重！
他使我想起有一次看见邻居小女孩，抱着一只浑身稀泥的小狗，弄得满身满脸都是泥浆，我问她：“你不觉得它太脏了吗？”
“什么？”小女孩瞪着眼睛尖声叫了起来：“它是我的狗！”
又让我想到在教育电视频道上，看过的一个有蒙古痴呆症孩子的家庭纪录片，那个孩子已经四十多岁，智力却停留在两、三岁的阶段，白发的双亲，自己已经走不稳，每天早上仍然牵着孩子的手，送他上特殊学校的交通车，还频频向学校打听孩子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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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子结尾，白发的母亲伤心落泪：“只是不知道我们二老死了之后，他要怎么活下去……。”
而当记者问她后不后悔养下这么一个痴呆儿，误了自己半生的幸福时，那母亲居然毫不犹豫地抬起泪脸：“我不觉得苦！他是我的孩子！”
他是我的！他是我的！他是我的！他们都没有说出下面那个最重要的字——“爱”！
却比千言万语更能打动我们的心。
虽然蒙着双眼，一片漆黑，但你的脚步才上病房的楼梯，我就看见了你，看见你跨着大步走过来………
另一种光明
每次装卸彩色底片，都得等到天黑后，先把窗帘拉上，熄灭全屋的灯，再堵起门缝，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笼罩在全然黑暗之中，不被一点光线干扰。
什么是真正的黑暗呢？有人说伸手不见五指非常黑，可是在装底片时，那种黑还是不够，必须黑到把一张白纸拿在眼晃动，都毫无感觉才算。
所以每次装底片，我都把自己摆在这“绝对黑暗”之中。
我总是窸窸索索打开底片盒，撕破铝箔袋，再拉开片夹，把底片一张张插进去。
那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片夹只有窄窄一条缝，中间具有两道槽沟，单张的大底片，必须准确地插在下面一道槽沟中。
起初我的眼睛是如同在光明中做事一般，盯着双手，虽然什么也见不到，却希望多少有些帮助，问题是，这作法使我愈无法摸得准。
似乎“盲目”的双眼，总想看到一些东西。在极力“看”之下，手上的感觉便有限了。
渐渐地，我发觉仰着脸，完全不去“看”，而让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手上，反倒能工作得顺利。也可以说，眼睛既然已经不管用，就完全放弃吧！掌握那留下来的，仍然可用的官能去面对问题。
于是我的手仿佛有了视觉，敏锐得不但能摸出槽沟，甚至连底片的正反面，也能以触感出其间的不同。
这经验使我想起，在美国电梯中，每次看见盲人点字的楼层标示，试着去触摸，只觉手指下一堆凸起的点子，每个数字感觉都差不多，真奇怪为什么盲人一摸就能知道？
现在我了解，因为他们放弃“看”的想法，便加强了触感；上帝使他们能用手去“看”，这个世界就在另一方面变充实了。
曾在电视上看见一位盲人接受访问，盲人说：“我常做梦，梦境都是有色彩的。虽然我从生下来就盲，我却知道什么是彩色，我觉得好美、好耀眼！”
这更使我深一层思索，并怀疑盲人的黑暗世界，并非真正的黑暗。
以前常在卖外销书的商店，看见那种画在黑绒布上的美女。绒布好黑好黑，画家就用那种黑绒为底，以亮丽的油彩，表现出光洁的肌肤与闪亮的秀发。
会不会盲人也是在黑色的画布上，用想象画出他们多彩多姿的世界？正常人看东西，如同在白色的背景上加添，盲人“看东西”，是否就从黑色的背景中提起？
这也使我想到妻眼睛开刀时说的话：“虽然蒙着双眼，一片漆黑，但你的脚步才上病房的楼梯，我就”看见“了你，看见你跨着大步走过来。”
她是用敏锐的听觉，在她黑暗的画布上，画出了我的形象啊！
于是我想，当盲者听到虫鸣、鸟啭、竹韵、松涛时，或许也都用“听”，来塑造他们“看”到的东西。
最近读潘朝森的画集，底页上印着：由于童年时突然患了眼疾，医生为我擦上药膏，蒙上双眼，躺在床上足足两年。在黑暗的日子里，不忘记起伏明灭的幻想，心灵早已习惯于孤独与寂寞……。
据说这段经验，对他后来作画有很大的影响。那经验或许也就是他在黑暗的画布上，起伏明灭的想象吧！
问题是，不论我妻，或潘朝森，他们在黑暗中的想象，都是以“曾见过的东西”为经验，对于真正自始就失明的人，那想象会不会失色呢？
有一天，我分别问两位盲者，如果上帝能给你一秒钟，让你看到这世界，却又让你重回黑暗，你觉得如何？
其中一位兴奋地说：“当然好，因为毕竟我有机会看到真正的世界！”
另一位则平淡地讲：“如果看完之后，我还得回到黑暗，就算了吧！我宁愿满意地待在现有的世界，也不要接受那瞬间光明带来的冲击，以后反而更难平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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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让人悸动的想法，若非得到永恒的光明，他竟宁可留在黑暗之中。
但，什么是永恒的光明？
明眼的人可能会瞎，毕生光明的人也将走向死亡，哪个坟墓会是光明的呢？
某日遇到一位在盲人中心工作的朋友，我说：“你们可以使盲人重见光明吗？为什么盲人收容所反而称作Light…home呢？
“你错了，谁说盲人世界没有光？盲人只怕比我们有更多的光！你看过”盲女惊魂记“那部电影吗？在黑暗中我们没有了光，盲人还是有光的！”朋友说，“所以Light…Home是要给盲人一个家，在这个家中充满光明——内心的光明！里面的光，上帝的光，要比外面的光更重要啊！”
因此，每次我坐在“绝对黑暗”的房里装底片，都会想：这里真的很黑吗？
抑或所有的黑暗，都可能迎向另一种光明？
你们爱自己的家，你们睡在家里面！
我爱这个世界，我睡在世界的每个地方，你们都是我的家人，我爱你们！
爱，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
飞机起飞了两个多钟头，心里始终不踏实，觉得好象遗忘了什么，看见有乘客拿出一卷长长的东西。才想起为纽约朋友裱好的画，竟然留在了台北。
便再也无法安稳，躺在椅子上，思前想后地怨自己粗心，为什么临行连卧室也没多看一眼，好大一卷画放在床上啊！想着想着，竞有一种叫飞机回头的冲动，浑身冒出汗来，思绪是更乱了。
其实一卷画算什么呢？朋友并非急着要，隔不多久又会回国，再拿也不迟，就算真急，常有人来往台美之间，托带一下，或用快递邮寄也成啊！但是，就莫名地有一种失落感，或不只因那画，而是失落了一种感觉。
从台北登车，这失落感便浓浓地罩着。行李多，一辆车不够，还另外租了一部，且找来两个学生帮着提，免得伤到自己已经困扰多时的坐骨神经。看着一包一包的行李，有小而死沉的书箱，长而厚重的宣纸，装了洪瑞麟油画和自己册页的皮箱，一件件地运进去，又提起满是摄影镜头和文件的手提箱，没想到还是遗忘了东西。
什么叫做遗忘呢？两地都是家，如同由这栋房子提些东西到另一栋房子，又从另一户取些回这一户。都是自己的东西，不曾短少过半样，又何所谓失落？遗忘？
居然行李一年比一年多，想想真傻，像是自己找事忙的小孩子，就那么点东西，却忙不迭地搬过来搬过去，或许在他们的心中，生活就是不断地转移，不断地改变吧！
当然跟初回台的几年比，我这行李的内容是大不相同了。以前总是以衣服为主，穿来穿去就那几套，渐渐想通了，何不在两地各置几件，一地穿一地的，不必运来运去。从前回台，少不得带美国的洗发精、咖啡、罐头，以飨亲友，突然间国内的商店全铺满舶来品，这些沉重的东西便也免了。
取而代多的，是自己的写生册、收藏品和回书，像是今年在黄山、苏州、杭州的写生，少说也有七、八册，原想只挑些精品到纽约，却一件也舍不下。书摊上订的资治通鉴全套、店里买的米兰昆德拉、李可染专辑、两千年大趋势，甚至自己写专栏的许多杂志，都舍不得不带。
算算这番回纽约，再长也待不过四个月，能看得了几本资治通鉴？翻得了几册写生稿？放得了多少幻灯片？欣赏得了几幅收藏？便又要整装返国，却无法制止自己不把那沉重的东西，一件件地往箱里塞。
据说有些人在精神沮丧时，会不断地吃零嘴、或不停地买东西，用外来的增加，充实空虚的内在，难道我这行前的狂乱，也是源于心灵的失落？
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吗：“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其实东半球有东半球的云，西半球有西半球的彩，又何须带来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