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垫在高低不平的铁皮上，免得那些烂铁皮硌疼了妈。
这时，妈又一再说起那句不吉利的话：“我怎么这么沉啊。”
但我这时的心情，比之八月份她做核磁共振这样说的时候轻松多了。毕竟最危
险的时刻已经过去，沉不沉的事就没再往心里去。其实这都不是好兆头。
我终因力不胜任扭伤了腰。而这个过程的每一环节都得动腰上的劲。
我只好让妈在我放便盆的时候配合一下，两双脚尽量往大腿根部靠拢，接着两
脚一蹬，身子再往上一撑臀部就能抬起一些，那就会省我好大的劲。我说：“这一
点也不难，您的两双脚靠大腿的根部越近，您也就越省劲。”
可妈就是配合不了。我看出她不是不肯这样做，她好像是力不从心、无法把脚
靠拢至大腿恨部的合适位置，当然也就无法撑起她的身子。有时靠拢一点，也是有
其形而无其实。我照旧还是难的不行。
负荷超过极限就要失控。
特别是她几分钟一次小解，根本就没有几滴，我想，她都没病了怎么还这样折
腾人呢？难道不能把排尿的次数集中一下、将周期延长一点？那就会减轻我很大的
负担。这样一想之后，手就会重重地拿起她的脚，又重重地往她大腿根部一摆。妈
就生气地白我一眼，她一定想到了“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老话。
新便盆终于买来以后，有时妈用完了我也不拿开，就放在她的身下。心想，反
正过不了几分钟还得用，便盆又是新的，很光滑，放在身下不会有什么不适。这时，
妈也就能撑起身子，把身下的便盆扒拉到一边。
这能不能说明妈本来可以配合我？
当然也说明便盆放在身下还是不舒服。可我却心怀恶意地把她好不容易扒拉到
一边的便盆再给她放回身下，企图用这种办法刺激她将排尿周期延长一些。
妈到底清醒还是不清醒？
要是清醒，为什么不懂得心疼我？
要是不清醒，为什么知道把便盆从身子底下挪开呢？
现在我明白，我是冤枉妈了。她能不心疼我吗？她要是不心疼我，她能坚决要
求手术吗？她就怕她成为我的累赘，她就怕她好死不如赖活着地折腾我，这不是刚
刚过去不久的事吗？我都看着了、经历了，怎么还能这样冤枉妈呢！她之所以这样
折腾，肯定还是神智不大清醒的表现；她的两脚不听指挥，肯定和术后没完全恢复
有关；她几分钟一次的排尿，也许是和插导尿管的刺激有关……
又比如，逢到她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几分钟就让我给她改变一次体位时
候，我也认为她过于随心所欲，不大为劳顿的我考虑。累极了眼，在扶她坐起的时
候，难免气哼哼地用力把她往前一推。她也总是恨恨地“唉呀”一声，那就是对我
如此待她的、最严厉的批评了。
或是刚把被套服服帖帖地装套在棉胎上，一会儿棉胎就让她起来躺下，躺下起
来，弄了滚到被套脚下去了，我就会急歪歪地把着她的手说：“妈，您拽被子的时
候光拽被套不行，您得这样，被套棉胎一起拽着才行。”这不是强妈所难吗？她那
时哪还能顾得了这些！
那时她可能就像人民医院张主任说的那样，瘤子虽然切除了，可是瘤子周围的
垂体细胞经过长年的挤压已然受损，不能正常供应身体各部系统赖以连转的“内分
泌”了。如果说妈是为凝血机制紊乱，最后猝死于某一重要血管的破裂（如心肌梗
死，或脑桥那很主要血管的破裂），那正是由于凝血机制失去“内分泌”的精密调
节所致。她认为，就是妈不手术，也无可挽救了。手术前的一切病状，正是身体各
系统失去“内分泌”的调节、走向全面崩溃的表现，手术后的一段时间看上去虽好，
那是过去体内储存的“内分泌”还没有完全耗尽，一旦那点储存消耗净尽，妈就会
走向终结。因为这个过程是渐近的，所以妈无法说出某种具体的不适，只能感到日
渐衰败，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怎么呆着都不舒服、都不行地走向消亡。
这就是说，我们那时的欢乐，其实是坐在火山口上的欢乐。
而我竟然没心肝地把身体日渐衰竭、在不可名状的难耐中饱受熬煎的妈，当成
是她的随心所欲、不体恤我的劳顿。不但没有对她更加爱护、没有知微见著探析她
如此表现的根由，反而心生怨气态度粗暴。
如果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六号北大医院那位大夫能对我这样说到“内分泌”对
人体的影响，妈就是再不愿意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也会逼着她去检查的。如果那时
就采取果断措施，效果会怎样呢？肯定比七个月以后手术好，对一个分秒之间的差
异，影响都会非常悬殊的老人来说，这七个月的时间绝对至关重要。不要说身体的
承受能力，就是她储存已然不多的“内分泌”，那时恐怕也还能满足调节凝血机制
的需要。
怎么想，怎么都是我害了妈。
又比如，她的“谵妄”越闹越严重，大夫表示这是脑手术的正常反应，没有什
么解决办法，只能任她一闹到底才不会再闹的时候，我也就没再坚持为妈寻求一个
解脱的办法，而是想，挺吧，挺到一定时候就好了。从没想过这种挺法。对妈的体
力会造成多大的消耗，特别在妈的身体日渐衰竭的时候，我现在想，“谵妄”可能
和梦游一样，是非常伤人的。我那时要是坚持寻找，办法可能还有。好比说针灸、
镇静剂什么的。那不但会免除我的许多劳顿，妈也能很好的休养生息；
在她“谵妄”的时候，又想当然地认为她如此神智不清，不论我说什么、做什
么，她反正都不会听，干脆假装熟睡、不理不睬地任她去闹。
每逢她不让我在病床两旁放栏杆，只要一安栏杆，她就双手抓住栏杆不放，力
大无比地和我撕来撕去，抢得像是拼命，说是安上栏杆就像坐监狱一样。那肯定是
身陷沉疴人的憋闷、烦躁，我不但不体贴她，还自以为保护她不致坠床道理堂皇，
狠狠抢过她手里的栏杆，与她做对般地安在病床的两旁。我为什么不能好好地和她
讲道理呢？
那时我要是知道妈已来日无几，虽然不能救她的命，至少也能做些让她顺心的
事，让她带着一份她所挚爱的人的深爱离去。
可是，难道非要等到这个地步，我才能丧尽天良地给妈那份深爱吗？
奇怪的是妈“谵妄”的时候老叫奶奶和小慧。我从未听她对我说过小慧是谁。
还有一次她半夜从床上跳起来，对小阿姨说：“小月快走，这是鬼住的地方，
你这孩子真不听话，怎么不走？我是为你好。”
说着就去开通向阳台的门，急于逃走。小阿姨赶紧把阳台上的门锁了，她开不
开门就拼命摇，把门摇得哐哐响。见阳台上的门摇不开，又去开病房的门。小阿姨
把病房的门也锁了。她大吵大叫着非要出去不可，一直闹到在护士站值班的护士长
都听见了。护士长到病房来看她闹什么，妈却认不出是护士长，害怕地说：“巡逻
的来了，巡逻的来了。”这才不敢闹着要跑了。
可是她对小阿姨又闹着说：“你给我找张洁去，你给我找张洁去。”
让护士长安慰她说，“我这就去给她打电话。”听到让护士长说去给我打电话，
妈才渐渐安静下来。
护士长走后妈对小阿姨说：“我给你张阿姨闯祸了。我闹得太厉害，巡逻队都
知道了。”
后来我猜想，小慧一定是她幼年时代的朋友，一个沉落在记忆深处、也许早就
故去的人。不，不是也许，而是一定。不知道为什么我敢这样肯定，妈在那个时候，
呼唤的肯定是两个早已死去的人。
还有，说她那间病房是鬼住的地方又是怎么回事？
总之那时我和妈一到晚上就像中了邪，我不是挚爱妈的女儿，妈也不是爱我的
妈了。
可是一到白天，我们又都为对方竭尽着自己最后的一点力气。
也曾分析妈为什么老“闹”，误以为是她身边有我照料的缘故。如果没有我的
照料，她也就无所依赖，无所依赖还能向谁“闹”呢？也许早就可以自立了。
所以我对妈说：“您比我强，您老了跟前还有我，我老了跟前还有谁呢？只要
您能恢复健康，我宁肯死了都行。”
或许她辨出个中和埋怨，即便地老天荒何尝会有因她而无我的荒谬？又忧虑我
果然落到那种境地，还要考虑为我的埋怨留下伦理道德上的余地，含蓄地辩驳道：
“你可以到唐棣那儿去。”
我却斩钉截铁他说：“我才不去呢。”
我为什么这样说？
是生怕妈不明白我的埋怨，非要把为我留下余地、躲在含蓄后面的妈推到前面
不可？是批评妈对我的依赖？
是以我晚年的独立，来表白自己对妈老有所养的功绩？
是以我独自的晚境，来衬托妈老有所养的优越？
一到白天妈就清醒了。她一清醒过来，就为自己晚上睡着就“闹”的事情着急。
她不知怎么想的，认为这是睡得不沉的缘故。所以白天更不睡了，到了晚上也尽量
延迟睡觉的时间。以为熬得越晚，睡得越沉，睡得越沉就越不容易发作。
病房里有一个看护植物人的谢阿姨，我给她一些钱，委托她在小阿姨替我值班
的时候帮着照看一下妈，毕竟她看护脑病病人多年，这方面的经验比较多，万一有
什么情况，知道怎么处理。所以每天晚上，植物人那边的事情完了，谢阿姨就到妈
的病房来坐。
妈就紧紧抓住谢阿姨不放。让谢阿姨给她唱歌，陪她说话、熬夜，不让谢阿姨
走。还要点小狡猾，对谢阿姨说：“我最喜欢听你唱歌。”
谢阿姨能唱出什么好听的歌，妈不过是有想方设法拖住人家，陪她一起熬夜就
是了。
后来植物人感冒了，妈接着也感冒了。想必谢阿姨是个传染的媒介，我就不让
谢阿姨来照顾妈了。不过那时已是十月十七八号，我们也快出院了。
也许还是我的办法有效果。
我对妈说：“恰恰相反，您晚上闹不是因为睡得不沉，而是睡的太沉的缘故，
您现在白天不睡，晚上也不睡，一旦睡着就会睡得很沉，睡得越沉越不容易清醒，
闹得也就越凶。从现在起，您白天一定要多睡，晚上也要早睡，吃过晚饭就睡，睡
眠一充分人就容易清醒，越容易清醒也就越容易从“谵妄”中醒来。如果觉得在床
上躺的时间太长，不舒服，可以先靠在沙发上睡。睡过一觉，再到床上去睡，试一
试这样做，看看效果怎么样？”
不知道是我的办法灵，还是手术的反应已经过去，妈此后果真不闹了。
当然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狠狠地吓唬了她。
十月十二号下午我对妈说，十三号中午我有一个不好推掉的外事活动，有位意
大利访华代表团的朋友，是我在意大利访问时的“全陪”，对我很是关照，又是我
作品的译者。现在来到中国，而且和团长发生了磨擦，身在异国他乡心情非常不好，
无论如何我应该去看望她。我对妈说，只参加一个午宴，吃完饭立刻就到医院来。
十三号一早，就在我家附近的几个商店跑来跑去，为的是给妈那个合同医院的
两位大夫购买礼物。
一位是及时通知我们去做核磁共振的大夫，那时周东大夫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
够帮助我们尽快做核磁共振的关系，可是周东大夫又不知道我的电话，只好转请一
位能够和我取得联系的大夫通知。要不是她的及时通知，我们就会失去这次机会，
那就不知还要等多久。
另一位是神经外科的主任，有人建议在他那里疏通一下，请他批准同意母亲转
往天坛医院手术治疗，这样我们也许能够报销在天坛医院的开销。那笔医药费毕竟
数字不小，若争取一下能够报销何乐不为？
不敢跑得太远，怕误了来接我去赴宴的汽车。只好在附近两三家商店之间跑来
跑去的比较。太贵的负担不起，太差的又怕对不起人家。最后买了七百多块钱的礼
物，心里还觉得不够分量。
外科主任收下了礼物。可我却是在妈去世很久以后，才去找他谈转院治疗的事。
他拒绝签字同意母亲转往天坛医院手术治疗。
我认为这很正常。试想，他一再对我强调做过四百多例垂体瘤的切除手术，而
我还是自费到天坛医院做了这个手术，做完之后还要来找他想办法报销，这不是太
过份、太让了下不来台，甚至是对他的侮辱吗，我竟然采纳这种意见，不是太不应
该了吗？
他还暗示，如果由他来做这个手术，妈也许不会亡故。我没有向他解释，妈去
世并不是因为手术。
他拒绝签字倒成全了我为妈尽的最后这点心意。
不过就是妈再活一次。再做一次手术，我还是不会找她、不会在妈的合同医院
做这个手术。
妈的病，不正是合同医院误的诊吗？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眼睛已渐失明、白翳
始终遮不住眼球的情况下，眼科主任还坚持是“白内障”，而不考虑脑子里可能长
了压迫视神经的瘤子。
然后我又趁有车之便到韩美林那里去取别人带给我的东西。最后才到午宴上去。
这个安排妈是知道的，但她突然急迫地想要知道我在哪里、我是否安全，非让小阿
姨马上给我打电话不可。
是否就在那一天，我便身染大病。爱我比爱自己生命更甚的妈一定感应到了，
否则她不会突生这样的奇想。
小阿姨往哪打？何况她们根本不知道我在哪家旅馆吃饭。就是知道我在哪家旅
馆吃饭，那么大的旅馆，我到底在哪一层、哪家字号？
为了安抚妈，明知我不在家小阿姨也往家里打了电话，家里当然没人接。妈又
让她往我机关打，说机关一定知道我在什么旅馆吃饭。可是小阿姨不知道机关的电
话，妈知道，但妈也没有随身带着我机关的电话号码。她就叫护士帮助查找。护士
的服务态度不错，在电话号码簿上给妈查到了。小阿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