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矩的限制，不得不到野地里去解决这类问题，而顾秋水却没有这样做。
他之所以要求带刘采云上前线，是生死与共的意思。领导问：“你们是什么关系？”
他说：“我们是恋爱关系。”
领导想都没想，一口回绝道：“不行，你不可以带她上前线。”
顾秋水又问：“为什么别人可以带女人上前线？”
领导没有回答，只是眼神怪异地看了看他。这副眼神当即让顾秋水冒了火，反唇相讥道：“既然不同意我带她上前线，何必还问我们什么关系？过瘾还是怎么的？……不管到了哪儿，男人在鸡巴上的待遇应该是一律平等的……”．之后他又找了各级领导，可是没有一个支持他和刘采云的恋爱，更谈不到批准他把刘采云带到前线去。
于是他就到处说怪话，到处骂娘：“我从小就当兵，懂得军队里的规矩，要是上级军官毫无道理抽我一个嘴巴子，我也不会有二话。可是男人睡女人的权利却不该分等级，就算我是一个老军阀，我的鸡巴可不是老军阀，它凭什么不该享受操女人的平等待遇？”
可能因为他是老东北军，所以才没有整治他。
刘采云也是一哭二闹三上吊。恋爱状态中的女人一般处在逆反心理的巅峰，这种情况下，越是正面劝阻越是适得其反，反对那个爱情的最佳办法是为那把爱情煽风点火。
可是领导没有闲心跟她玩这把游戏，简单明了地拿出杀手锏——刘采云是共产党员，如果不听党的劝告，前程就会断送在和顾秋水的恋爱之中。但对刘采云这种浪漫的人来说，这——手似乎不太管用。只好把她送到某地去受训，行动快速诡秘到谁也说不清她的下落。为此顾秋水甚至不怀好意地到处张贴寻人启事，可是直到离开延安，他也没有联系到刘采云。
他痛苦地以为刘采云已经不在人世，以为刘采云的爱无比忠诚，只因共产党不拿他当自己人，于是他的爱、他的鸡巴也都人了另册。他们演出的这场《梁山伯与祝英台》轰动了整个延安，特别是顾秋水的那些怪话、那些寻人启事，连胡秉宸都有所风闻。胡秉宸甚至借故来到刘采云的单位，一睹当代“祝英台”刘采云的风采，之后大失所望地对人说：“不过尔尔。”
胡秉宸怎能想到，几十年后这位“梁山伯”竟然成了他的岳父，并与他有一席长谈。
其实刘采云比顾秋水这个登徒子还要快地走出了这个爱的迷魂阵。新年就要来到，负责抓文艺的上级领导需要了解由刘采云策划、为迎接新年而准备的大型晚会情况，而负责抓文艺的领导出乎意料地潇洒倜傥。
刘采云最后与主管文艺的领导人结了婚，头生儿子取名狄更斯，后生女儿取名勃朗特，总之是不能忘情英伦，可能与当年读英国文学系有关，却再也想不起自己曾为之“…哭二闹三上吊”的顾秋水。
若干年后他们还有一一次重逢，但是他们已经不能认出彼此，更忘记了曾为他们的爱情舍生忘死。不过说了归齐，顾秋水也早就忘记了叶莲子。也难怪，他与叶莲子的婚姻多少带有因陋就简的性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叶莲子只好成为“过去”。
临出发前，周恩来给他们讲了一次话，讲到八路军和东北军的关系，讲到革命团结的友谊，鼓励他们杀敌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
在延安养病的抗大校长林彪也写了书面讲话。
顾秋水带着一颗忿忿不平的心离开了延安，来到边区司令部的驻地。
第一游击纵队党代表即刻与有关方面研究了扩充东北军的问题，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同意，可是仍然没有人负责落实。包天剑想，当初周恩来先生在太原说的好好的，答应扶持东北军，时隔一年多，第一游击纵队仍然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
原来他们跑来跑去都是蒙着来的！一笔笔糊涂账究竟是谁的责任？连包天剑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不知为什么他就不能直接与有关方面商谈，非得通过纵队的政委？如果他能直接与有关方面商谈，是不是会好一些呢？
这都是马后炮了，包天剑反正是没有直接参与这个与东北军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商谈。
于是包天剑打算返回后方延安，希望在周恩来先生和毛泽东主席那里得到求证和明确。
包天剑要求顾秋水随他一同返回延安，但顾秋水厌倦了，再也不想追随包天剑没头苍蝇似的东撞西闯、蒙来蒙去，只想借此机会，借包天剑那点尚未贬值的影响离开延安，至于去哪儿也不知道。
然而禁不住包天剑苦求，顾秋水最后只好随行。这一次江湖义气的结果，日后险些为他自掘坟墓，他和包天剑的缘分也就到了头。离开边区前，顾秋水很组织纪律地找政委淡了一次话。政委说：“估汁包天剑回延安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并且可能不回来了。如果那样，希望你做做包天剑的工作，一是不要当汉奸，二是不要投靠蒋介石。”
对这个任务虽然把握不大，但顾秋水说：“一定凭良心，尽力办。”
离开边区时，包天剑只带了一个卫队排，即他带到延安的四十名军事干部，每人携带一支自动步枪、一支连发手枪。顾秋水只携带了一支八音手枪，其余的武器、人员、马匹，全部留在了边区。
途经山西赵承绶防区，赵承绶极力劝说包天剑要回延安，加之随行的四十人中有个王团长，此人极富煽动性，不但其他人的情绪说煽就煽起来，连包天剑也难逃他的影响。王团长认为，即便回到延安，扩充东北军的问题也不一定得到圆满解决。
趁赵承绶请他们到驻地吃饭之机，包天剑借用赵承绶的电话，与绥远的何柱国取得了联系，何柱国请包天剑速到他的后方办事处神木面谈。
于是包天剑修正了回延安找周恩来、毛泽东求证的路线，向神木而去。由于当时通讯不便，他们改变路线的决定，前线也好、延安也好，很难掌握得一清二楚。即便掌握得一清二楚，这四十个人又值得花费多少心思？有多少比这四十个人还重要的事情亟待解决？
到了神木，见到何柱国，所谓面谈也没有谈出什么惊人之语，无非是游说包天剑到重庆去。
其实何柱国在接到包天剑的电话之后，马上就打电报给蒋介石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何应钦表示坎迎包天剑去重庆，并且保证其人身安全绝对不会出问题。
随行的王团长此时终于彻底暴露出反共面目，极力煽动包天剑到重庆去。不论顾秋水对共产党有什么意见，但他认为包天剑这样干非常不妥，为此找包天剑长谈了一次。顾秋水说：“第一，何柱国煽惑这件事是为了向蒋介石邀功清赏，好像是他把你从共产党那里拉回来的。西安事变时候他就背叛少帅投靠了蒋介石，现在又用你来请功。第二，蒋介石最不讲信用，何应钦的担保更靠不住。第三，你去重庆即便没危险可也没前途，现在你是一个本钱也不趁的人了，蒋介石怎么能重用你？所以我的意见是：一、我们还是去延安，周恩来满口答应我们建立一支新式的、革命的东北军，不能说话不算，一些细节也不难解决。如有困难解决不了也不要提什么分外要求，可以提出送你到苏联学习两三年，理由是政治思想水平太低，先学习学习本事，提高提高政治水平和思想觉悟，干革命的日子还长着呢。二、如果还不行，那时再走。统一战线政策允许来去自由，他们不会太难为你。来去要光明正大，这样中途不辞而别实在对不起周恩来先生，也对不起东北救亡总会的一些老朋友，大家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期望也很高。反正无论如何不能去重庆，不要对蒋介石抱什么幻想。最后实在没办法，可以到香港或到欧洲游历，这一点你在经济上也不难办到。”
包天剑听后没说什么。顾秋水想，他本是一个不善辞令也是一个没主见的人，容他想想再说吧。其实包天剑去重庆的决心已下。
他把从边区带出的那点人马枪支留给了何柱国，心想何柱国到底还是东北军骑兵军军长，还抗日。哪里知道何柱国很快就完蛋，包天剑留下的枪支想卖也卖不出去，最后落到谁的手里也就无从得知了。交出那些人和武器后，在东北军里混了多年、武器从未离身的包天剑，至此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轰轰烈烈奔赴延安的一行人，此时也就剩下了包天剑和顾秋水。顾秋水最后还让各人将自己的枪支擦亮，当人们将擦过的枪支放到枪架上后，一排排枪就像参加葬礼那样庄重。
他独自在那些武器面前站了很久，这哪里是枪，分明是长歌当哭的男儿咽、他忍不住从枪架上取下一支自动步枪，抚摩着乌亮的枪身说道：“这种自动步枪，全国都没有啊！”
而后他就是退出戎马生涯，也还会在梦中听到这些枪支的哭泣。醒来之后，看看睡在身边一茬又一茬的女人，深感连一个可以说说枪支是女口何哭泣的人也没有，只能对着黑暗悄声自语：“你知道枪支如何哭泣吗？你又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儿汉吗？”而在没有女人共枕的时候，他可能会情不自禁地号啕：“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啊——”
他原本期望过一个儿子，像这些自动步枪一样禁得起风雨，禁得起拳打脚踢，与他同舟共济，使他如虎添翼的儿子，可是叶莲子偏偏给他生了一个女儿。
顾秋水错了，他无从了解，也不愿了解，吴为虽然身为女儿，可她的一生就像这些自动步枪一样，不但禁得起风雨，更禁得起比拳打脚踢还残酷的日子。
包天剑带着顾秋水，乘何柱国的汽车，与何柱国一起从神木到了西安。
到西安后，共产党没找他们，国民党没找他们，胡宗南也没找他们，不论哪一方政治势力都把他们忘了。
留在神木的人很快四分五裂，王团长并没有跟随何柱国，而是投奔了南京伪政权的鲍文岳。鲍文岳给他在山东章丘县弄了一个县长的位置，当了一两年县长，弄了几个钱回到北平，花十条金子买了一所四合院。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企图偷越国境，被解放军抓获后又释放，在北京一个电子管厂当了工人。工人成分不但使这个反共老手免除了各种政治灾难，“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成了专政知识分子的工人宣传队队员。
有一个下场很惨，到地方土匪武装那里胡吹，说自己在南京有关系，能弄来多少多少武器，结果被土匪活埋。
还有个营长，岳父大人是阎锡山的高级顾问，通过岳父在阎锡山那里弄了个小官，抽上了大烟，再也不讲抗日，也不再讲反共。
何柱国到西安后先期飞往重庆，不久包天剑接到何应钦电报，也就与顾秋水搭机飞往重庆。
到重庆后与东北军的一些旧人重逢，包天剑又支上了麻将桌。
何应钦将包天剑到达重庆的消息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不计前嫌召见了包天剑，按规定只谈五分钟，实际上却不止五分钟。召见回来，他对顾秋水说：“就是蒋介石一个人在说。”却没有告诉顾秋水蒋介石都说了些什么。
顾秋水想，可能挨了骂。
蒋介石果然把包天剑说了一顿：“共产党是很会骗人的……我在苏联的时候比你还相信共产党，比你接受共产理论还早。你是上当受骗了……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我原谅你……”
包天剑这才算是过了关。
过了一个多月，蒋介石又请包天剑出席了一次宴会。经人疏通，蒋介石最后给了包天剑一个军委少将高参的闲职。包天剑原是中将，这下等于降了一级，使他大为丧气。
顾秋水劝解道：“你不想想，你这样倒来倒去，搁在谁那儿谁不杀你？说来说去蒋介石还算大度，没有杀你就是好的了，还计较什么升降？也许他有意留个后路，老太爷不是还在天津日伪区？
说不定将来就有什么用处。”不久包天剑听说特务头子戴笠要找他，吓得失魂落魄。借此机会，顾秋水又向他进言：“重庆是待不下去了，不会有好结果的。还是设法去香港吧，要走赶快走，晚了恐怕就走不成了。”
包天剑马上弄来两张飞机票，和顾秋水一起飞到了香港。
蒋介石后来也没过问这位军委少将高参哪里去了，显然根本没有把他当回事。
在顾秋水和胡秉宸那次会面中，胡秉宸却这样解释戴笠的事：“戴笠找包天剑是为了拉拢他，分化东北军。”
顾秋水也好，包天剑也好，他们的延安之行本无悬念。但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制作了一个悬念，自己给自己设置了一个误解，不管结局怎样，都应该由他们自己负责。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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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谁也没有料到，一九三七年八月底，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就被日本人占领，南北交通很快就断了。
叶莲子这才尝到了什么叫做出其不意，对埋伏在今天和明天进出口的不测，严重估计不足。也就难怪吴为在进入梦境前，总会怀着某种期待，对“明天”探头探脑地窥测，从未设想过伴随明天而来的也许是当头一棒。家风如此。
她对交通的理解也很具体，所以有个疑问老也不能释怀。那条铁做的路，上面还能跑那铿锵作响、威风凛凛、说轧死人就轧死人的火车，怎么说断就断了？
现在顾秋水是欲归不得，她是欲往不能了。这条不能“交通”的路，轻而易举就把她和顾秋水天南地北地隔在了两处。顾秋水一去音信全无。善于理解的叶莲子对自己说，“那边”不好寄信过来。可是那点左藏右掖的钱，却不善于理解地越来越少。如果说骤然离开顾秋水时她更多的困难来自精神，那么现在她就非常物质地感到人海茫茫，四不着边，没抓没挠。夜晚那张床更像一叶孤舟，即便紧贴着墙也是靠不了岸的。不要说亲戚朋友，连那些不肯善待她的人也没了，和现在一比，乡下的日子可不就是小风小雨？她检讨起来，不见世面是不可能知道自己有多么不知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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