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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彭寿康把玩的是那个时代青年最向往的时尚：无线收听技术。
早在1964年，当革命的大潮还没有将它的涛声凶猛地送来时，在当时一个日本工业展览会上，彭寿康就看见了带有耳机的单管半导体。他惊诧不已，同时，渴望能够凭自己的能力也做它一个出来。
1966年至1967年，彭寿康将父母给的全部零用钱节省下来，用于购买单管半导体的零件，购买线圈、矿石、胶木板、铜铆钉以及耳机，这些东西中耳机最为昂贵，一付耳机的价位相当于当时普通人月最低生活费的一半。彭寿康一直还记得他是怎样爬到长阳路的三楼屋顶，一边清晰地听得脚下瓦片被踩裂的声响，一边听着远处不时传来的高音喇叭的嚣叫，他无心旁鹜，只是将全部青春的激情用于矿石机天线的安装，用于如何与另一个世界的沟通。
“隐士”制作矿石机的技巧在迅速地提高，他从单管机着手，很快地便不满意单管机只能使用耳机而无法放音；两管机完成之后，他亦不满意灵敏度还是大有问题；一直到四管机制作成功，我们的“隐士”算是大出一口气。照例还有六管与八管，但阶级成份始终大成问题的他适时而乖巧地放弃了对六管以上半导体的追求，因为六管半导体的灵敏度使他不仅可以收听到浙江、江苏等地的广播，也让他可以收听到短波中的“###”，以及台湾那边“###弟兄们”的其软无比的女人之声，“隐士”彭寿康不愿招惹是非，与“小开”尤大宝一样，他可以逍遥地看待这个动荡的世界，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憎恨或破坏这个世界。
当“隐士”彭寿康在自己的半导体领域一路高歌而去的时候，他的同时代人张震也正在自己的老虎天窗下激荡着生命。
张震居住在协盛里。
1966年夏天，这个上海东风中学67届独苗，这个喜欢文学、几何但绝对不喜欢英文的男生，经常会在午饭或晚饭之后，来到协盛里弄堂口，与其他一些人们聊天。他和聊天的人们一起称这个为“站岗”，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特别的说法。
张震总是静悄悄地观察四周，他不会“配模子”（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单打独斗）也不敢“配模子”，他不会“车拉三”（与城市放荡女孩调情）也不想“车拉三”，他敏感的天性只是用来观察自己的四周而已。
他知道距协盛里不远的建国西路上的新新里，一个叫“蜜蜂”一个叫“蜜枣”的两条江湖汉子，正以他们的勇猛、骠悍不怕死而横行于1966年的合肥路、建国路地区。
有一天，张震亲眼目睹了五大三粗的“蜜蜂”、“蜜枣”们如何将协盛里对面弄堂的家伙们一一摆平。
那是夏日将近七点的时候，太阳早就下山，但天色还是一片火红。临街的西瓜摊上一声一声的沙哑叫喊：西瓜要吃杀拉里甜个来。
张震匆匆地就着咸菜毛豆、糖醋咸带鱼吃完晚饭，急着下楼去“站岗”。
弄堂口，他看见有人到协盛里来找麻烦，这些人刚好是与协盛里始终过不去的对面里弄的家伙们。不知谁去“通风报讯”，无多时，只见肌肉鼓突、相貌狰狞的“两蜜”拍马赶到，他们对着前来寻衅的家伙喝道：“啥人有魄力跟我单开？”
没有人有这样的魄力。
“没魄力就帮我到角落头去立好。”“蜜蜂”杀气腾腾地叫道。
前来协盛里闹事的几个家伙乖乖地站到了画有毛泽东像的墙壁下，他们在那里一站就是半个小时。
协盛里的后生们感觉简直爽死了，但张震没有这样的感觉，在最初的快感之后，他对这种野蛮的做法没有多少兴趣，或者说根本没有兴趣，他有兴趣的是自己家中的那个世界，当尤大宝的埃尔令舞厅已在红卫兵们的青春冲动中化为灰烬的时候，他有兴趣的是照相艺术。
张震的家是在协盛里某个假三层中。十六平方面积，一分为二，前面十一平方，后面五平方。五平方房子上面有个老虎天窗，常常，这个东风中学的学生会透过老虎天窗眺望60年代的天空，看天空中不同形状的云彩和云团，看鸽子在透明的空气中美妙地滑翔。常常地，他会用一大块黑布把老虎天窗整个地遮蔽起来，这个时候，是他心潮最为激荡的时候，因为他平日用海鸥120相机拍摄的照片就在这时一一还原到了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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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天窗下的生命激荡（2）
张震总是要忙乎一阵子的：自制的暗箱，一块难以忘怀的磨砂玻璃，一个红灯、一个白灯用来控制曝光的时间，以及在黑暗中发出“哗哗”声响的定影水、显影水。没有上光机，就只能因陋就简地将在定影水中漂洗过的显影纸放在一块玻璃上，然后用橡皮滚筒将显影纸一一压干。
一个他所捕获的世界现在清晰地出现在了面前，这个世界与红卫兵运动截然无关，与大字报、大批判截然无关，与“蜜蜂”、“蜜枣”们也截然无关。它们是他精神世界的投射物，是与大时代情绪也许格格不入的张震个人的心理感受。
只有在这时，他才会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将蒙住老虎天窗的黑布挑将开来，猛吸一口老虎天窗外的清新空气而遐想好久。
“革命”继续地排斥着我们的彭寿康，而彭寿康则继续地不在乎被“革命”排斥，继续地在六十年代末的上海各个无线电商店转悠着。他来到浙江路、福州路相交处的上海少年科技商店，他前往遥远的复兴岛边上松潘路无线电商店，他更经常地在南京东路与河南路相交的大庆无线电商店盘桓，在这些无线电商店中，他稳健地成长为一个六十年代末民间社会的时尚分子。
时光在革命者的咆哮与逍遥者的闲情中缓慢地度过了。六十年代末期的时尚分子在七十年代中期步入了人生的一个重大时刻：结婚从而完成生命的再次延续。
在一个“哈日”、“哈韩”的青春男女永远不可想象的物质超级匮乏的时代里，我们的彭寿康凭着一张结婚证明侥幸可以得到如下东西：
一只大橱，一只五斗橱，一只方台，两张床架，两把椅子，两只脚桶。
彭寿康还想要一台收音机，他还想要一点比物质生活更微妙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尽管结婚证明不能给他以丝毫帮助，但这难不倒彭寿康，在1976年，时尚分子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新房中放上了一台落地音响，仅此一点，彭寿康就让他身边的男女惊讶不已。
也是在1976年，彭寿康在无线电制造上的知名度已经在他的圈子中大大地泛滥开来，同事请求他装一台电子管收音机。那天，彭寿康调休在家为同事调试收音机，突然地，他从收音机中听到了沉重的哀乐声，随后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无比悲哀的声音：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导师和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不幸去世。
逍遥主义的彭寿康十分震惊，他永远不会忘却这个情景：当他拧大了无线电的音量，在他长阳路街面房子下面的22路电车站头上，电车不再开动，乘客不再上车，人们全都惊恐地抬头看着他家的窗户，听着那里传出的悲怆声音，一脸的恐惧、不安和伤痛，一些人的脸上挂满了泪水。
那天，逍遥分子彭寿康急急地赶往工厂，尽管他与整个时代明显无关，尽管他早就是时代大潮中一条被搁浅的小船，但内心深处他还是萦绕这样深切的疑问：往后，中国将怎么办？
不过，彭寿康终究不是一个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很快地，他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时尚生活中，从单管矿石机着手的他，现在不仅跨越了多管半导体，还跨越了电子管收音机，现在，他把玩的是七十年代最大的时髦：电视机。
此时，社会上已盛行9寸电视机，在彭的工厂，只有先进个人与万米无疵布的能手方能获得一张9寸电视机的购物票，彭寿康无权分享这张票子，但他有能力制造一张票子，1977年年底，彭寿康凭着自己的智慧，用200元的代价，装出了一台16寸电视机。
装完的第一天，彭寿康的左邻右舍像看当年西洋镜般地纷至沓来，在他摆放电视机的6平方房间里，整整挤了20多个人，那天的电视节目刚好是日本影片《追捕》，在“啦啦啦，啦啦啦啦”的音乐伴奏声中，彭寿康和他的同时代人悲喜交加地感受着一个叫杜丘与一个叫真由美的女子那番惊险的生命历程。
彭寿康还清晰地记得，在《追捕》之后，他的16寸电视机放映的是日本片《望乡》，他的6平方空间再次地挤满了男女，阿歧婆凄惨的故事让彭寿康沉思良久。
2003年的7月5日，那是在他与《望乡》中的阿歧婆相遇将近26年之后，他沉吟片刻这么说道：“在我们老厂，也有这么一个女人，文革期间，老公逼着她去卖淫，现在，她单身一人，瘫倒在了床上，大家都叫她为阿歧婆。”
长阳路的彭寿康把玩着16寸电视机，协盛里把玩照相机的张震这时也已前进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尚，在他的老虎天窗下，他把玩起了沙发和落地音响。
1968年，张震以独苗身份走进了江南造船厂，在船坞吊运车间码头组带缆，为任何一条进入江南造船厂船坞作大修的外国轮船带缆。
张震的带缆小组有着许多小青工，他们总是非常注意船坞附近的垃圾桶，最初张震十分不解，后来才知道，他们在这里面寻觅着外国船员丢弃的烟盒。在1968年的那些晨雾弥漫的日子里，张震每每看见二、三个像他那样年龄的小青工在垃圾桶边争抢着外烟盒子，随后，把争抢到的外烟盒子小心翼翼地在工作裤上反复地擦拭，直到非常干净为止。接着，小青工做的一件事情便是将自己抽的“劳动牌”或“生产牌”香烟放进了外烟盒子中，再一转身，他们像模像样地从外烟盒子中掏出“劳动牌”或“生产牌”分给身边的人们。
老虎天窗下的生命激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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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仿效起这个动作，他们乐此不疲地将2角2分的劳动牌、2角8分的飞马牌、3角5分的前门牌、8分的生产牌以及1角5分的阿尔巴尼亚牌子的香烟放进外国船员们丢弃的香烟盒中，随后再手势优雅地逐一掏将出来，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深刻地感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快乐。
张震倒没有仿效。张震更有兴趣的是将外国船上一些画报偷偷带回家中，随后将这些画报中的美女头像一一剪下，再一一地放在家中的镜框中、玻璃板下以及枕头边，当黑夜来临的时候，艺术感觉良好的张震会一一展开着与这些欧洲美女邂逅之后的美妙想像。
除了外国画报，张震有时还从单位里偷偷地拿出这样一些东西：弹簧、钉子、木材、绳子，他将这些东西带回家中，琢磨着如何买上一些质地粗放的布料，如何到朋友家里或沙发店中捉摸最新款式的沙发是怎么一个模样，随后，度过了江南造船厂沉重的带缆“生活”后的张震就在自己的家中完成了1972年的年度时髦：木扶手、小包手的单人沙发。这个年度远远还没有大包手沙发，更没有三人沙发，这些沙发的出现还留待未来的日子。
天性聪慧的张震等不及对大包手沙发作出判断，他将目光锁定在了音响上。
1972年的那些日子里，当彭寿康在长阳路的街面房子中苦苦地对电子管收音机作着求索时，每个星期天，张震一早走出协盛里，来到当年对上海人有着特殊意义的“淮国旧”以及牛庄路，在8寸、12寸、18寸的线圈与铜盆喇叭前举棋不定，他要选择这中间的一个喇叭来完成他对音乐世界的致敬。
张震真切地记得自己将家中的一个被头柜彻底拆掉敲成一个喇叭箱的情景，他在这个喇叭箱中放进了从“淮国旧”中淘来的12寸喇叭，当他终于完成这个时尚工程时，月薪36块的他已经在这上化去人民币200多元。
“准小开”张震还没有到此为止，颇有家底的他又在自制的喇叭箱上放上了一台78转的密纹唱机，随后，如同多年前用一块黑布将老虎天窗遮挡个严实，他关紧了家中的全部门窗。他在黑暗的房中倾听着唱针在密纹唱片上划过时那阵阵细微的声响，他倾听着从唱片中传出的《梁祝》、《林冲夜奔》以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弹唱。张震不是革命者，张震也不想成为革命者，不是革命者的张震在七十年代初期那些风雨如磐的日子里，管自沉浸在那些让他泣不成声的音乐中，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他心驰神荡了。
接着，张震又自制了落地音响。
到了七十年代下半期，那是彭寿康已经用自己的12寸电视机为左邻右舍放映让人毛骨悚然的《追捕》时候，酷爱音乐的张震以500元的昂贵代价购买了日本三洋公司出产的两喇叭录放机。心灵手巧的张震停止了自己的“原创”，他知道，再聪明、再能干，他也无法比拟强大的日本电子工业，合理的做法是以较高的代价购买日本产品，从而购买一个由佐田雅子代表的音乐世界。
时间之水流向新的河床，他顺流而下地进入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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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雅饭店中的一顿豪吃（1）
1978年和1979年的那些日子。
空气中不再充满紧张、萧瑟的气息，那种始终的阴霾也正在逐渐地消散，大街上与毛泽东一起悬挂的是英明领袖华国峰的大幅照片，这个面貌极其憨厚的汉子与下面这些东西一起成为未来阳光社会的必要前提：6000万吨钢铁加上4亿吨粮食加上四个现代化。
人们十分耐心地排着长队在购买伟大的世界名著，列夫·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和夏洛特·勃朗蒂夫人开始正式地浮出水面，一个叫卢新华的男生成为所有在这个时期做着作家美梦的上海的青春男女的共同偶像，这就如同一个叫周杰伦的男生在今天成为无以计数的上海年轻男女的偶像。
这个时候，上海的年轻男女并没有也不会意识到一个叫食指的诗人始终如一地表达着的对“制度”的愤怒，这种愤怒中存在的力量某种意义上可以与那个“古拉格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