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小，真可说是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里，炼出一颗金丹来了——多么到家的功夫。
《听听那冷雨》，是余氏散文的又一名篇，我曾在一本为中学生写的小册子（《得心应手》）里，引用过一段，作为“炼字”的典范。说白了，也不过“湿漓漓，阴沉沉，黑森森，冷冷清清，惨惨凄凄切切”那一套。容我说句刻薄话，这不过是港台三流歌星的句法，在内地，任何一个稍稍有点才气的中文系二年级女学生都会这一手。未必有他那么丰富的联想，至少不会像他那么矫情，那么别扭。
李先生不是最信服港台学者的话么，请听听另一位同样有名的港台学者董桥是怎么说余光中的。台湾巨人出版社印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大系》，是余光中、洛夫、聂华苓等九人编选的，书前有余光中的总序。董桥看了，在评论文章中说——
文字蛮顺的，说理叙事也清楚，一点没有他过去散文那种妞妮的“骚”味。这是余光中的进步。（《董桥文录》第86页）
绝无贬低余光中的意思。各人的才分有差别，学养有深浅，对余氏来说，能把汉字用到这个样子，也不易了。我要说的是，余秋雨的缺憾自是他的缺憾，他的优点，虽不必用李先生那样的词句去形容，也自是他的优点。作品在那儿摆着，谁也能看得明白。犯不着惊动余光中这样水准的作家，仅仅因为他是位台湾学者，就请来鉴定余秋雨。两人的散文虽不无某些相似之处，但从大的方面说，比如感情的酣畅，此余（秋雨）胜了彼余（光中）不止一筹。拿彼余来鉴定此余，别人感觉如何我不敢说，至于我的感觉，不客气地说，只有四个字：不着边际。
若说余光中是杆秤，这杆秤的定盘星先就钉得不是地方。
有道理说自己的道理，好赖总能说个清爽，别动不动就搬上个海外学者唬人，不说对他人怎样了，先就是对自己不相信，不尊重。这就是我要对李秀生先生进的一句忠言。至于对余秋雨散文的评价，我一点也不反感你说的那些话。无论什么评价，只要是你的就行。
为余秋雨说句公道话
前些日子，我去济南参加中国小说学会二零零三年小说排行榜的评定会，山东大学文学院趁便要我去讲演，我的讲题是《文学批评的学识与勇气》，讲完之后，学生们提问我答。有个同学提出一个问题，要我说说“二余之争”，就是余秋雨和余杰两个人之间的纠纷。我谈了自己的看法。我和余秋雨是同龄人，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自认为对余秋雨的经历，心态，还是了解的。
我个人是同情余秋雨的。一个人写了那么好的文章，获得那么大的声誉，却在一件小事上受到这么多的非议，太不值得了。不能怪别人，是他太不聪明了，稍微聪明一点，是不会落到这个地步的。只能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以他的智商，应当做得更好一些。
国内我不是最早批评余秋雨的，也是较早的一个。我只批评他一点。《道士塔》是余氏散文中很著名的一篇。他的《文化苦旅》出版不久，正热闹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余秋雨散文的缺憾》，对他这篇散文作了批评。《道士塔》里说，王道士从集上买回一担石灰，和成石灰水刷佛像，刷了一半没石灰了，打算第二天再去集上买石灰，有事忘了，于是到现在佛像窟里一半的佛像是刷了白灰的，一半没刷。我说，一个有严谨的学者，写到这里都要出注的，比如说翦伯赞写的《内蒙访古》，凡是写到重要史实的地方，都在后边有一个括号，注明引自《明史》还是《元史》。余秋雨这样写，和说故事一样，谁敢信？这哪里是在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吗。你写的是文化散文，是向年轻人传播文化的，怎么能这样信口开河？这就是我不佩服余秋雨的地方，我觉得我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到了哪儿都敢说。
余秋雨和余杰的争论，要叫我说，如果余秋雨在“文革”中参加上海市委写作组这个问题上豁达一些，是不会引起争论的。我是从“文革”中过来的人，我知道那种大批判组或者说写作组是怎么一回事。那里面有干部，有工人，还有老知识子，比如冯友兰、周一良这些人都被北京的“梁效”写作组聘为顾问。光有这些人还不行，还得有几个真正的笔杆子，才能写好文章。余秋雨肯定是当作笔杆子吸收进去的。他肯定不是出思想的，也不是出感情的，思想是那些干部出的，感情是那些工人出的。他是写文章的，怎么把文章写得好怎么来。他是一九七零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算到一九七四年吧，也不过二十六七岁，他怎么会成为四人帮的爪牙呢？不可能的事。现在都说四人帮长四人帮短，那个时候谁要能分清四人帮和党中央的话，他就是神仙了。
余秋雨要是聪明点，不等别人说，自家先写上一篇《我在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日子》，把什么都说清了，看他谁还敢再说你一个不字。就是参加了写作组，就是写了那么几篇文章，谁去了不也是做这样的事？这样一来，别人只有敬佩，什么都不好说了。硬不承认，就难怪余杰抓住不放了。你不承认，余杰当然就有理了。在这上头，我们不能说余杰有什么不对，年轻人，就要这样较真。是余秋雨自己把事情搞僵了，怨不得别人。
至于最近金文明的《石破天惊逗秋雨》惹起的麻烦，就更不是个事了。要是我，只要说一句，我学问浅，全是我的错，谢谢，下次出书时改过来，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到哪儿找这么好的校对去！
我觉得，对余秋雨的事儿，没必要再追究了，再追究也不会追究出多大的事儿。至于余秋雨自己，也没必要再说什么话了，好时机耽搁过去了，再说什么都迟了。别吭声是最好的处置。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文化人，余秋雨是成功的，是毫无愧色的，这就行了。想想历史上，这样的文人还少吗。再说什么，你总没当过汉奸吧。
酷评余杰、摩罗、孔庆东
看余杰、摩罗、孔庆东这些以当代鲁迅自命的思想随笔作家吧，他们是要把鲁迅走过的路倒着走。这话不确，只有在他们多少年后，依次出了几本散文集，几本学术著作，几本（至少两本）小说集之后，才能这样说。
韩石山酷评余杰、摩罗、孔庆东
这要算是一篇游戏文章。我有时候写文章，不一定是觉得对方有多大的不对，而是觉得能写成一篇好文章就写了。在文学批评上，我是信奉“艺术至上”原则的。有时意思很好，气也很大，但一想写不成好文章，就不写了。
余杰、摩罗、孔庆东，据说是北京大学有名的才子，都是年轻人。对年轻人的批评，我向来是慎之又慎。总觉得这年头能冒出来不容易，得成全他们，至少不必伤害他们。这篇文章中，看似嘲讽得很厉害，实则还是喜爱他们的。只是想告诉他们，要在文坛安身立命，卓然成为大家，不能光写杂文，还是要做真学问，有真本事。
有人会说，你还是太狠毒了。我说，你看写得多风趣，那一二一的步伐，那倒着走的模样，不全是一幅幅漫画吗？再看看我是怎样批评谢冕的，批评孟繁华的，就知道我对这几个年轻人是多么厚道了。
批评并不总是气冲冲的，也可以是笑嘻嘻的。
倒着走的“鲁迅”们（1）
一二一，一二一！大街上走来一队人，一律的青布长衫胶底鞋，一律的浓浓黑发平板头，一律的隶书一字的黑胡须，一律的一米五几的矮个头，一律的稍微外斜地摆着不长的手臂，一律的横眉冷对的深沉模样。
这不都是些鲁迅吗！
本来已经够惊奇的了，仔细一看，人们更惊奇了，怎么都在脸朝后，脚后跟朝前，迈着短腿，噔噔噔地走着？
这是一条文学的大街。行走着的全是些当代的青年作家，更具体点的头衔该是思想随笔作家。依稀能辨出其中有余杰、摩罗、孔庆东等人的身影，还有一些，分明都能叫出名字，一时却想不起来了。
是我眼前的幻觉，却不能说是不真实的。说他们是鲁迅，或自比鲁迅，不是我加给的恶谥或是美誉，乃是他们文字的彰显，评论者的归拢和推断。且看下面这些话：
孔庆东在为余杰的一本思想随笔集写的序中说：“这些文章，是还在呼吸的中国的声音，带着血的蒸汽。是真北大的声音，是真青年的声音。”余杰撰文称赞孔庆东说：“我读老孔的文章，就像读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的小说一样，笑是暂时的，而伤感是长久的。”
摩罗在《什么是写作》中说：“所谓写作，乃是对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重新审视与确认，是对天上与地上的世界秩序的重新规划与建立。我不但这样理解自己的写作，也这样理解一切受我尊敬的作家的写作。当初读卢梭、读拜伦、读鲁迅、读卡夫卡、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理解的，最近读余杰的随笔也是这样理解的……余杰将这本书题款亲手交给我的那一天，我们共同缅怀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缅怀了陈独秀、鲁迅、蔡元培。”
余杰则是这样称赞摩罗的：“我认为，摩罗的文章是二十世纪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余杰在批判了王蒙，刘心武、谈歌、刘醒龙，贬损了路遥、陈忠实之后，说：“摩罗继承了鲁迅先生观照乡村的视角，而又有所超越。”
以上引文全部出自《春光灿烂三兄弟》，载《山西文学》二零零一年第六期。作者苏阳在文章中还有这样的话：“他们内部之间彼此的吹捧，达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几乎把世界上所有可用来吹捧抬举的词语都翻出来，一股脑儿地搁在对方的身上。我说你是鲁迅，你就说我是哈维尔，我说你是君子，你就说我是楷模，你说我是大侠，我就说你是壮土……简直到了无以复加，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
可见说他们是鲁迅，或自比鲁迅，不是我加给的恶谥或是美誉，而是他们文字的彰显，评论者的归拢和推断。
至于说还有一些，分明都能叫出名字，一时却想不起来了，不过是掉个花枪。他们那么大的名声，我又这么好的记性，怎会事到临头而想不起来呢。所以这么处置，一则他们几个中，似乎没有这么无聊地相互吹捧过，也没有这么不知羞耻地自命不凡过。再则，他们不是北大的，我对他们也就不像对北大学者、作家那样敬重。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吧。北大的，可不能这样，西门牌匾那宝蓝色的底色，映衬着中国文化几千年的辉煌，未名湖上潋滟的波光，折射着中国文化往后几千年的瑞祥。爱之深，责之切，我这没资格上北大的村学究，总也抹不去的是对北大的敬仰。
下面再说我那个幻觉是怎么来的，即分明是些鲁迅们，却为何是在甩着短胳臂倒着走路。
鲁迅的著作，均收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出版的《鲁迅全集》中。全集是以单本著作为单位收录，同时又要考虑单本著作中单篇写作的时间，不免有些凌乱。比如以单本论，《呐喊》出书早，《坟》出书迟，而以书中单篇论，《坟》中有些文章又早得多，这样就把《坟》放在了《呐喊》的前面，给人的感觉是鲁迅先出了《坟》后出了《呐喊》。好在全集中，附有《鲁迅著译年表》，我们且根据这个年表，看看鲁迅先生一生写作的大致脉络。
一九一八年之前，有一个时期辑校《稽康集》等古书。本年写成《狂人日记》，可视作文学创作或是新式写作之始。三四年间，完成了《呐喊》中的小说，一九二二年底编起，一九二三年新潮社出版。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所作小说十一篇，结集为《彷徨》，一九二六年北新书局出版。这期间，《中国小说史略》上下两册，分别于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出版。也就是说，鲁迅在六七年间，已奠定了他小说家和学者的双重地位。鲁迅的写作是比较迟的，《呐喊》出版这年四十二岁。
他的散文集有两个，一个是《野草》，一个是《朝花夕拾》。前者收录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所作散文诗（实为散文），一九二八年未名社出版。后者收录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十篇，一九二八年未名社出版。
《坟》是他的第一个杂文集，收录一九零五年至一九二五年的文章，一九二七年由北新书局出版。这一年鲁迅到了上海，此后他的写作就进入了以杂文写作为主的时期。到去世这年，经他自己亲手编辑的杂文集子共计十本，其中《且介亭杂文》两集是去世后才出版的。
综上所述，可以说，鲁迅兼有作家和学者两重身份，其写作的顺序是：小说、学术、散文、杂文。其中学术贯穿了一生，直到晚年才停下来。散文可说是从小说写作到杂文写作的过渡。杂文则是由少到多，后几年专事之。
倒着走的“鲁迅”们（2）
于此可知，鲁迅的杂文虽然造诣极高且历久弥新，而他是以小说作家和中国文学史学者立身的。现在的年轻人，多以杂文家视鲁迅，先生若地下有知，怕会长嘘一声，继而言道：何物小子，无知乃尔！
鲁迅是军校出身，按步兵操典走走步子该是行的，假如文学是一条大道且是分段的，鲁迅迈着“一二一，一二一”的步伐，是小说、学术著作，散文、杂文这么一段一段走过来的。
再看余杰、摩罗、孔庆东这些以当代鲁迅自命的思想随笔作家吧，他们是要把鲁迅走过的路倒着走。这话不确，只有在他们多少年后，依次出了几本散文集，几本学术著作，几本（至少两本）小说集之后，才能这样说。但他们既然以鲁迅自命，且已走上了第一段，我们也只好这么说了。虽然这么说实际上是一种透支。从后往前走，还要学鲁迅的样子，在我的幻觉或者说是感觉上，他们就是在脸朝后，脚跟朝前倒着走。
鲁迅出过十几本杂文集，这几个年轻人，想来也出过六七本思想随笔集了吧，也就是，正走到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