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着了！”金三爷说：“你走吧！明天见！”
小崔还要说些什么，表示他对钱老人的敬重与关切，可是他的言语不够用，只好把手心的汗都擦在裤子上，低着头走出去。
看到了姐丈，也就想起亲姐姐，野求的泪象开了闸似的整串的往下流。他没有哭出声来。疲乏，忧郁，痛心，和营养不良，使他瘫倒在床前。
金三爷虽然很看不起野求，可是见他瘫倒，心中不由的软起来。“起来！起来！哭办不了事！城外头还放着一口子呢！”他的话还很硬，可是并没有为难野求的意思。
野求有点怕金三爷，马上楞楞磕磕的立起来。泪还在流，可是脸上没有了任何痛苦的表情，象雷闪已停，虽然还落着雨，而天上恢复了安静的样子。
“来吧！”金三爷往外屋里叫野求和瑞宣。“你们都来！商量商量，我好睡会儿觉！”
自从日本兵进了北平城，除了生意冷淡了些，金三爷并没觉得有什么该关心的地方。他的北平，只是一个很大的瓦片厂。当他立在高处的时候，他似乎看不见西山和北山，也看不见那黄瓦与绿瓦的宫殿，而只看见那灰色的，一垄一垄的，屋顶上的瓦。那便是他的田，他的货物。有他在中间，卖房子的与买房子的便会把房契换了手，而他得到成三破二的报酬①。日本人进了城，并没用轰炸南苑与西苑的飞机把北平城内的“瓦片”也都炸平；那么，有房子就必有买有卖，也就有了金三爷的“庄稼”。所以，他始终觉得北平的被日本人占据与他并没多大的关系。
及至他看到了女婿与亲家太太的死亡，和亲家的遍体鳞伤，他才觉出来日本人的攻城夺地并不是与他毫无关系——他的女儿守了寡，他最好的朋友受了重伤！赶到他和冠晓荷发生了冲突，他开始觉得不但北平的沦陷与他有关系，而且使他直接的卷入漩涡。他说不清其中的始末原由，而只觉到北平并不仅仅是一大片砖瓦，而是与他有一种特别的关系。这种关系只能用具体的事实来说明，而具体的事实就在他的心上与眼前——北平属了日本人，他的至亲好友就会死亡；他们的死亡不仅损失了他的金钱，而且使他看到更大的危险，大家都可以无缘无故死去的危险。在平日，他几乎不知道什么是国家；现在，他微微的看见了一点国家的影子。这个影子使他的心扩大了一些，宽大了一些。他还想不出他是否该去，和怎样去，抵抗日本人；可是，他仿佛须去作一点异于只为自己赚钱的事，心里才过得去。
陈野求的可怜的样子，和瑞宣的热诚的服侍钱老人，都使他动了一点心。他本来看不起他们；现在，他想和他们商议商议钱家的事，象好朋友似的坐在一块儿商议。
瑞宣本来就没心去计较金三爷曾经冷淡过他；在看见金三爷怎样收拾了冠晓荷以后，他觉得这个老人是也还值得钦佩的。在危患中，他看出来，只有行动能够自救与救人。说不定，金三爷的一伸拳头，就许把冠晓荷吓了回去，而改邪归正。假使全北平的人都敢伸拳头呢？也许北平就不会这么象死狗似的，一声不出的受敌人的踢打吧？他认识了拳头的伟大与光荣。不管金三爷有没有知识，有没有爱国的心，反正那对拳头使金三爷的头上发出圣洁的光。他自己呢，只有一对手，而没有拳头。他有知识，认识英文，而且很爱国，可是在城亡了的时候，他象藏在洞里的一条老鼠！他的自惭使他钦佩了金三爷。
“都坐下！”金三爷下了命令。他已经十分疲乏，白眼珠上横着几条细的血道儿，可是他还强打精神要把事情全盘的讨论一过儿——他觉得自己非常的重要，有主意，有办法，因为他战胜了冠晓荷。又点上了烟，巴唧了两口，话和烟一齐放出来：“第一件，”他把左手的拇指屈起来，“明天怎么埋亲家太太。”
野求顾不得擦拭脸上的泪；眼珠儿定住，泪道儿在鼻子两旁挂着，他对金三爷的红鼻子发楞。听到三爷的话，他低下头去；即使三爷没有看他，他也觉到有一对眼睛钉在了他的头上。
瑞宣也没话可说。
他们仿佛是用沉默哀恳着金三爷再发发善心。
金三爷咧了咧嘴，无可如何的一笑。“我看哪，事情还求李四爷给办，钱，”他的眼真的钉在野求的头上。
野求的头低得更深了些，下巴几乎碰到锁子骨上面。“钱，唉！还得我出吧？”
野求大口的咽着吐沫，有点响声。
“谁教三爷你……”瑞宣停顿住，觉得在国破家亡的时候，普通的彼此敷衍的话是不应当多说的。
“第二件，埋了亲家太太以后，又该怎么办。我可以把姑娘接回家去，可是那么一来，谁照应着亲家呢？要是叫她在这儿伺候着公公，谁养活着他们呢？”
野求抬了抬头，想建议他的全家搬来，可是紧跟着便又低下头去，不敢把心意说出来；他晓得自己的经济能力是担负不起两个人的一日三餐的；况且姐丈的调养还特别要多花钱呢！
瑞宣心中很乱，假若事情发生在平日，他想他一定会有办法。可是事情既发生在现时，即使他有妥当的办法，谁能保险整个的北平不在明天变了样子呢？谁敢保证明天钱先生不再被捕呢？谁知道冠晓荷要怎样报复呢？谁敢说金三爷，甚至连他自己，不遇到凶险呢？在屠户刀下的猪羊还能提出自己的办法吗？
他干嗽了好几下，才说出话来。他知道自己的话是最幼稚，最没力量，可是不能不说。即使是个半死的人，说一句话总还足以表示他有点活气儿。“三伯伯！我看少奶奶得在这儿伺候着钱伯伯。我，和我的内人，会帮她的忙。至于他们公媳二人的生活费用，只好由咱们大家凑一凑了。我这些话都不是长远的办法，而只是得过且过，混过今天再说明天。谁敢说，明天咱们自己不被日本人拿去呢！”
野求长叹了一口气。
金三爷把大手放在光头上，用力的擦了几下子。他要发怒，他以为凭自己的武功和胆气，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绝对不会受欺侮的。
这时候，里屋里钱先生忽然“啊”了一声，象一只母鸡在深夜里，冷不防的被黄狼咬住，那么尖锐，苦痛，与绝望。野求的脸，好容易稍微转过一点颜色来，听到这一声，马上又变成惨绿的。瑞宣象被针刺了似的猛的站起来。金三爷头上仅有的几根头发全忽的竖起，他忘了自己的武功与胆气，而觉得象有一把尖刀刺入他的心。
三个人前后脚跑进里屋。钱老人由横躺改为脸朝下的趴伏，两臂左右的伸开，双手用力的抓着床单子，指甲差不多抠进了布中。他似乎还睡着呢，可是口中出着点被床单阻住的不甚清楚的声音。瑞宣细听才听明白：“打！打！我没的说！没有！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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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求的身上颤抖起来。
金三爷把头转向了外，不忍再看。咬了咬牙，他低声的说：“好吧，祁大爷，先把亲家治好了，再说别的吧！”
22
无论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无论天气怎样的寒，还是怎样的热，无论家中有什么急事，还是身体不大舒服，瑞宣总不肯告假。假若不得已的请一两点钟假，他也必定补课，他不肯教学生在功课上吃一点亏。一个真认识自己的人，就没法不谦虚。谦虚使人的心缩小，象一个小石卵，虽然小，而极结实。结实才能诚实。瑞宣认识他自己。他觉得他的才力，智慧，气魄，全没有什么足以傲人的地方；他只能尽可能的对事对人尽到他的心，他的力。他知道在人世间，他的尽心尽力的结果与影响差不多等于把一个石子投在大海里，但是他并不肯因此而把石子可惜的藏在怀中，或随便的掷在一汪儿臭水里。他不肯用坏习气减少他的石子的坚硬与力量。打铃，他马上拿起书上讲堂；打铃，他才肯离开教室。他没有迟到早退的，装腔作势的恶习。不到万不得已，他也永远不旷课。上堂教课并不给他什么欣悦，他只是要对得住学生，使自己心中好受。
学校开了课。可是他并不高兴去。他怕见到第二代的亡国奴。他有许多理由与事实，去原谅自己在北平低着头受辱。他可是不能原谅自己，假若他腆着脸到讲台上立定，仿佛是明告诉学生们他已承认了自己无耻，也教青年们以他为榜样！
但是，他不能不去。为了收入，为了使老人们心安，为了对学校的责任，他不能藏在家里。他必须硬着头皮去受刑——教那些可爱的青年们的眼，象铁钉似的，钉在他的脸上与心中。
校门，虽然是开学的日子，却没有国旗。在路上，他已经遇到三三两两的学生；他不敢和他们打招呼。靠着墙根，他低着头疾走，到了校门外，学生们更多了。他不知道怎样的走进了那个没有国旗的校门。
教员休息室是三间南房，一向潮湿；经过一夏天未曾打开门窗，潮气象雾似的凝结在空中，使人不敢呼吸。屋里只坐着三位教师。见瑞宣进来，他们全没立起来。在往常，开学的日子正象家庭中的节日，大家可以会见一个夏天未见面的故人，和新聘来的生朋友，而后不是去聚餐，便是由校长请客，快活的过这一天。这一天，是大家以笑脸相迎，而后脸上带着酒意，热烈的握手，说“明天见”的日子。今天，屋里象坟墓那样潮湿，静寂。三位都是瑞宣的老友。有两位是楞磕磕的吸着烟，一位是注视着桌子上纵起的一片漆皮。他们都没向瑞宣打招呼，而只微微的一点头，象大家都犯了同样的罪，在监狱中不期而遇的那样。瑞宣向来是得拘谨就拘谨的人，现在就更不便破坏了屋中沉寂的空气。他觉得只有冷静，在今天，才似乎得体。在今天，只有冷静沉寂才能表示出大家心中的苦闷。在静寂中，大家可以渐渐的听到彼此心中的泪在往外涌。
坐下，他翻弄翻弄一本上学期用过的点名簿。簿子的纸非常的潮湿，好几页联到一处，很不易揭开。揭开，纸上出了一点点声音。这一点声音，在屋中凝结住的潮气中发出，使他的身上忽然微痒，象要出汗的样子。他赶紧把簿子合上。虽然这么快的把簿子合上，他可是已经看到一列学生的名字——上学期还是各别的有名有姓的青年，现在已一律的，没有例外的，变成了亡国奴。他几乎坐不住了。
听一听院里，他希望听到学生们的欢笑与喊叫。在往日，学生们在上课前后的乱闹乱吵老给他一种刺激，使他觉到：青春的生命力量虽然已从他自己身上渐渐消逝，可是还在他的周围；使他也想去和他们一块儿蹦蹦跳跳，吵吵闹闹。现在，院里没有任何声音！学生们——不，不是学生们，而是亡国奴们——也和他一样因羞愧而静寂！这比成群的飞机来轰炸还更残酷！
他喜欢听学生的欢笑，因为没有欢笑的青春便是夭折。今天，他可是不能希望他们和往日一样的活泼；他们都是十四五岁左右的人，不能没心没肺！同时，他们确是不喊不叫了，难道他们从此永远如此吗？假若他们明天就又喊又闹了，难道他们就该为亡国而只沉默一天吗？他想不清楚，而只觉得房里的潮气象麻醉药似的糊在他的鼻子上，使他堵得慌！
咽了几口气，他渴盼校长会忽然的进来，象一股阳光似的进来，把屋中的潮气与大家心中的闷气都赶了走。
校长没有来。教务主任轻轻的把门拉开。他是学校中的老人，已经作了十年的教务主任。扁脸，矮身量，爱说话而说不上什么来，看着就是个没有才干，而颇勤恳负责的人。进了屋门，他的扁脸转了一圈；他的看人的方法是脸随着眼睛转动，倒好象是用一面镜子照大家呢。看清了屋中的四位同事，他紧赶几步，扑过瑞宣来，很亲热的握手；而后，他又赶过那三位去，也一一的握手。在往常，他的话必定在握手以前已经说出来好几句。今天，他的手握得时间比较的长，而没有话可说。都握完手，大家站了一圈儿，心中都感到应当出点声音，打破屋中的被潮湿浸透了的沉寂。
“校长呢？”瑞宣问。
“嗯——”教务主任的话来得很不顺畅：“校长不大舒服，不大舒服。今天，他不来了；嘱咐我告诉诸位，今天不举行开学式；一打铃，诸位老师上班就是了；和学生们谈一谈就行了，明天再上课——啊，再上课。”
大家又楞住了。他们都在猜想：校长也许是真病了，也许不是。和学生们谈一谈？谈什么呢？
教务主任很愿再说些什么，使大家心中痛快一些，可是他想不起说什么才好。摸了摸扁脸，他口中出着点没有字的声音，搭讪着走出去。
四位先生又僵在了那里。
铃声，对于一个作惯了教员的，有时候很好听，有时候很不悦耳。瑞宣向来不讨厌铃声，因为他只要决定上课，他必定已经把应教的功课或该发还的卷子准备得好好的。他不怕学生质问，所以也不怕铃声。今天，他可是怕听那个管辖着全校的人的行动的铃声，象一个受死刑的囚犯怕那绑赴刑场的号声或鼓声似的。他一向镇定，就是十年前他首次上课堂讲书的时节，他的手也没有发颤。现在，他的手在袖口里颤起来。
铃声响了。他迷迷糊糊的往外走，脚好象踩在棉花上。他似乎不晓得往哪里走呢。凭着几年的习惯，他的脚把他领到讲堂上去。低着头，他进了课堂。屋里极静，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上了讲台，把颤动着的右手放在讲桌上，他慢慢的抬起头来。学生们坐得很齐，一致的竖直了背，扬着脸，在看他。他们的脸都是白的，没有任何表情，象是石头刻的。一点辣味儿堵塞住他的嗓子，他嗽了两声。泪开始在他的眼眶里转。
他应当安慰他们，但是怎样安慰呢？他应当鼓舞起他们的爱国心，告诉他们抵抗敌人，但是他自己怎么还在这里装聋卖傻的教书，而不到战场上去呢？他应当劝告他们忍耐，但是怎么忍耐呢？他可以教他们忍受亡国的耻辱吗？
把左手也放在桌上，支持着他的身体，他用极大的力量张开了口。他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