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们在科大的电子工程系六楼里面借了两间实验室的房子，我们就搬到这边来，等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场所，但就借了几个月。
我们是做语音研究的，所以当时在安徽人民广播电台请了一个播音员小女孩来。我们有了12个人，平时一起吃饭，由于没钱，我们在附近农村找了一个比较干净的家庭给我们做饭，然后到点时把菜饭送到楼里面来，我们都自己端着盆到楼下蹲着吃。吃了两天以后，我们的播音员小女孩跟我讲：“我怎么感觉是跟一群民工在一起呀？”
刘庆峰说到这里又笑了，我也一样在笑。我看到过民工们蹲在地上吃饭的情景，正是有了民工们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才有今天一幢幢高楼大厦在城市的每个角落矗立起来。“民工”成了干苦力、低收入、最底层的代名词。在印制精美的讯飞公司介绍本上，每一页的页底都印着一行醒目的红字：民族信息产业是中国经济长城的基石。既然是做“基石”的，我们就应该能看到“讯飞人”身上有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民工精神”。
后来到9月份，我们在科大终于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叫智能多媒体实验室，有一百多平米，有空调，有很好的工作，人数将近20人。到1999年6月份成立硅谷天音公司的时候，我们在华山路上租了一层三百多平米的办公场所，我们非常高兴。当时我们被认定为国家863智能计算机成果转化基地，所以我要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国家863智能计算机成果转化基地”，一点，“中央研究院”。然后，我们在想，这个牌子要挂哪里呢？我们公司在三楼，一楼是个超市，还有餐馆，二楼是些小公司。我们如果把“国家863智能计算机成果转化基地·中央研究院”挂在这个地方岂不太丢脸了，没地方挂。后来，我们的人就讲，如果在几年以后公司拥有自己的大院子或者一幢楼，在门口挂上这个牌子那多好呀。
到了年底增资扩股，3000多万到了以后，现在在开发区已经有了一千多平米占两层楼的办公地方，还有一块四五百亩的地，要盖楼的话现在随时可以盖起来，但现在还是想把钱用在刀刃上。省市领导支持我们搞创业联盟批了一块地，有四五百亩，过一段时间我会跟我的导师到东大阿尔派去参观，看一看他们的软件园是怎么搞的，我们将来也要建。
刘庆峰兴致勃勃地跟我说了公司下一笔增资扩股的情况，在这次深交会签了个协议，有个国际大公司准备投1200万美元（这回人民币换成了美元），只占公司15％的股份，等于公司的资产被认定为6个亿，短短的两年内，公司的注册资本从300万到5000万再到6个亿，听起来你难道不觉得像个神话吗？
这就是飞的速度！但事实上每一步都不是轻松的事情。我们在今年9月份签了第一个1000万的单子，当时非常高兴，那个单子利润才200多万；这个月又签了一个1180万的合同，利润有八九百万，这就是公司真正发展起来。
我笑着对刘庆峰说，你和一群年轻人正在创造一个神话。他满意地笑了，脸上浮现的是欣慰的笑容，非常灿烂。
两年前我根本没想过要做公司，两年前我只一心一意在科大做个中国的贝尔实验室。如果福建那边的产业化能做得好，那我给我们博士一个月两万块钱的工资，我可以把最好的博士留下一起来做最好的研究，但他们的产业化没做好，于是被逼出来自己来做产业化，大家一致推荐我来做总经理。
但现在还远远不能讲成功，因为企业即使比现在发展大10倍、20倍，甚至是100倍，都还有可能倒。稍有不慎，这个企业发展太险恶了，江湖就是这么回事。目前我们一步步走得还不错，这是应该肯定的。
现在有一件事情听起来我就觉得特别羞耻，整个中国的信息产业界加在一起的销售额比不过一个IBM公司。所谓中关村的神话，联想呀，方正呀，同创呀，还有北京之外的浪潮等等，加在一起的年销售额在去年才400个亿，比不上美国硅谷一个中等偏小的公司，一个公司都比不上！所以我想，中国将来真的能站起来，一定要有一批年轻人不要再去循规蹈距，不要看重那些传统企业的模式，而是要有更大的思维，要更早地跟国际接轨，而且一开始定位就要定在国际舞台上跟他们拼。你想想，在国内一个企业一年赚几千万你认为很多了，一年赚几个亿的利润就觉得很好了，这你怎么跟别人比呀？人家一个人的资产就是几百亿美金呀！将来国家真的想强盛，一定要有一批人有野心，真的做出一两个企业帝国来跟他们比！
我还觉得，一个国家的发展，甚至说能够生存下去，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一些堪称民族脊梁的读书人能够真的为这个民族做些事情。在我创业之前，就有一些研究院挖我过去，一个月5万，而且工作很轻松。我现在做得非常累，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生活，时间全部绑在公司里。我现在年薪12万，一个月一万，没什么钱，而且我跟公司里的人讲，我现在只拿60％的工资，到公司赢利的时候才把工资拿全。所谓的公司股份，到现在来说还是空的，必须上市才能兑现。我愿意这么做，还有一个原因，如果我到外企外国研究机构去，那我是帮他们在跟中国人打。凭我掌握的技术，在国外帮他们做的话，就有可能比国内这些人做得好，那中国在语音这一块会被打垮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所以我要有民族的责任心。
在谈到如何看待目前冲出校园围墙的大学生创业浪潮时，我问刘庆峰是不是要呼唤这种创业的意识，他这样说：
这类人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真正具有开拓、进取精神，他那种所谓的创新和创意，有一种不可抑止的冲动，他就要去做，那你给他创造一个机会让他表现出来，仅此就可以了；另一种是大多数的在校生或毕业生，并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多大的事情，那他需要的是在实验室有好的导师，告诉他最适合做什么；如果从大学出来后，那最好能加入到一个集体里面，有好的领导，需要别人给他指引一段时间，并且给他一个环境试探试探，而不是自己一开始就担当很大的责任，这样肯定会给社会带来动荡。因为有很多创业失败，又有很多人去效仿，而绝大多数年轻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都不是很强，他失败了可能就一撅不振，对自己的健康发展不利。
另外，对于做得比较成功的企业来说，就算有100个员工的规模来看，做CEO的只能有一个人，这就是金字塔结构。如果每个人都想做塔尖，那就是一盘散沙，每一个人都是塔尖每一个人都是一粒石子，必须是真正能成为塔尖的人给他一个平台成为塔尖，绝大部分的人要教会他在社会上怎么定位该做什么事情，这样一个金字塔的结构才能冒出来，只有形成很多的金字塔结构，中国才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宏基的老总很遗憾地讲：为什么一些优秀的中国人，在中国人手下很难做事情？为什么最优秀的中国人往往都是在外国老板的领导下工作？因为他们不懂得游戏规则，不懂得要怎么做。如果我们过分地强调当老板的意识，强调自己创业，那我估计反而不是好事。我的建议就是，让大多数的人要有一颗平常心，把他的本份工作做好。该创业的人自然会去创业，没必要去鼓动。
我忽然想起了在大学里谈恋爱，想谈恋爱的人自然会去找男朋友或女朋友，而没必要鼓动或抑止。但愿不久的将来大学生创业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不再作为“新闻”存在。在美国，在硅谷，大学生创业根本不算新闻，但正是一批又一批充满创造力的大学生创业者，缔造了硅谷的奇迹。在中国，由于创业机制还没有完善起来，真正成功的创业模式需要一批人去探索。刘庆峰很希望创造这样一个模式，让优秀的中国人团结在一起，年轻的优秀学生、老一代的专家学者；把分散的实力和局部的优势集中起来，抛弃门户之见，真正实现资源共享，把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做好。刘庆峰最后说，创造一种管理模式，比我们自己挣上千万甚至上亿的钱，意义还要大。
人物印象：
第一次看到刘庆峰的照片是今年上半年我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报刊阅览室翻阅报纸时，某一期的《南方周末》有对他的专访，整整半个版面。照片中的他俨然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派头：穿一件白衬衫扎一条领带，坐在宽大的老板椅上，双手敲击笔记本电脑键盘，戴着一副眼镜，目光炯炯有神……我对他有几分敬畏，觉得他是个很严肃的年轻人。第一次见面后，才发现他是个很随和的人，而且对我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非常尊重。
他穿一身黑色的西装，外加一件长长的黑色风衣，看起来像是一个在风雪中穿行的赶路者。
他一点架子也没有，愿意跟我推心置腹地交谈，他那清晰的思路、微笑的眼神、坚定的语气和弘扬的手势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尤其是他的智慧和睿智，让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做金字塔尖的人。到讯飞公司参观后，惊叹办公楼的气派同时，我对他说：“你的总经理办公室是我采访过那么多公司当中最大的，有四十平米左右，比一些小公司的整个办公场所还大。”他只是微微一笑。
我提到了“微软帝国”这个词，问他是不是也想创立一个企业帝国，他胸有成竹地说：“我们要创立一个语音帝国……”这决非是年轻人的轻狂，他是凭实力说话的。
我俩断断续续进行了三次访谈，这是在我采访过程从未碰到过的。他说：“既然答应接受你的采访，我就要跟你说全面一点，透彻一点，要不就不接受你的采访。”这种为人处事的风格我非常欣赏。在最后一次访谈中，他的手机又响了，他索性把手机关掉，说别再受干扰。这是我采访那么多公司老总唯一一个关掉手机接受我采访的，我内心深处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这一次我俩谈了将近两个小时，结束时他才告诉我：“司机在楼下等，我得走了。”在寒冷的冬夜，让司机在外面等两个小时，我心里很过意不去。我送他下楼，走近那辆本田牌轿车时，我惊讶地发现司机已经睡着了。昨天下午在刘庆峰的安排下，正是由这辆公司的高级轿车送我回饭店的。
刘庆峰对媒体的采访通常都是很友善的，但最近有两家媒体歪曲事实，让他很烦恼，他希望我在这篇专访里能替他讲讲话。第一是某报用他的名义讲，说IBM、微软和英特尔做语音这个有缺点那个有缺点，并且这些缺点刘庆峰他们都知道，一定会打败它。刘庆峰很气愤地说：“这些话说是我讲的，那就显得我这个人很张狂，其实我就没说这些话！这样让读者误认为我是个年轻学生说什么都无所谓，讲话很轻狂。那些外国公司富可敌国，而讯飞刚刚发展起来，只能说跟他们竞争，让自己不断壮大。”第二是湖北武汉某著名畅销生活类杂志《XX》，刊登有他情感生活的一篇文章，标题叫“博士富翁真情赢得美人归”。当时该杂志的记者要采访他，但他因工作太忙而拒绝了，可文章登出来后说对他进行独家专访过，里面胡编乱造，串了一堆故事。用刘庆峰的话说，这些故事让人啼笑皆非，都是假的。这对刘庆峰造成了很大烦恼，因为那本杂志极其畅销，几乎全中国的每个报刊亭都有。
做企业本来就很难，还有这些不该有的苦恼，我非常体谅刘庆峰这种心情。刘庆峰说：“我现在最希望的是，我就在做我这个事情，不要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干扰我。在工作的时候就工作，在不工作的时候就做个普通的人，我就担心，沿着这条曲线发展下去，有一天变得没有自己的生活了，那我这一辈子就亏了。我觉得事业和生活都很重要，只不过是因为目前我处在不进则退的阶段，只好把全部精力放进事业来。将来真正有一天，企业做到一个稳定的规模，有很好的团体，当公司的总裁不应该是这么辛苦的，应该是至少有30％的时间属于自己的。”我也企盼着那一天的到来，到时候我和刘庆峰等几个朋友可以在一个咖啡馆里悠闲地喝着咖啡，享受着生活的浪漫。
别把我当花瓶
创业者档案：李玲玲，女，1978年生于湖北宜昌，1996年至2000年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本科，2000年9月至今念本校本系硕士研究生。发表有近十万字作品，出版有诗集《为梅等你》。先后获得过首届“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由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亲自颁发奖证奖牌）、第七届中国专利技术博览会金奖、首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优秀奖。
1999年获中国大学生“五四奖学金”及“建昊杯”特等奖学金。拥有7项实用新型专利，部分专利正在开发投产过程中。2000年5月被评为湖北省十大杰出青年。1999年7月领取大学生风险创业基金10万元，成立武汉天行健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被媒体誉为“中国女大学生风险创业第一人”，但不到一年公司陷入停顿状态；2000年5月与武汉某公司合作，成立武汉天骄网络信息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2000年11月22日上午，我从武昌自己所住的宾馆坐公共汽车来到汉口，花了一个多小时。李玲玲的新公司在汉口，我想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见到李玲玲，虽然至今还未跟她通上电话。这两天我给李玲玲的总经理办公室打过无数次电话，可就是没人接。我是在华中师范大学附近的一家网吧上网查到电话号码的，李玲玲开了一家网络公司。华中师范大学的一位学生帮我找到该公司建立的九通网网址www。9tong。com。网上有个栏目叫“玲玲工作室”，首页是李玲玲的一张照片，还有她长长的自述：
如果说曾经的鲜花和掌声把我捧到了一个自我不可及的位置的话，那么后来的诽词，甚至人生攻击，应该是将我推到底谷。
曾经一度，我对自己说的最多的几段话是：我没有在鲜花和掌声中迷失自己，我也不应该在荆棘和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