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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电车回到家，洗了个澡。用香皂仔细地擦洗身体，冲去汗水。然后穿上橄榄绿浴衣（从前的女友在他三十岁生日那天送的礼物），坐在阳台的椅子上，一面吹着夜风，一面听着微弱朦胧的街市噪音。已经将近十—点，他却了无睡意。
作想起念大学时满脑袋光想着死的那些日子。已经是十六年前了。那段时间他甚至觉得，只要一直深深地凝视自己的心底，心跳就会自然地停止。觉得将精神尖鋭地凝聚一处，对准焦点，就会像用透镜聚焦阳光引燃纸片一样，给心脏致命一击。他发自内心地盼望事态照此发展。然而事与愿违，好几个月过去了，心跳仍然没有停止。它是不会那么容易停下的。
远处传来直升机的响声。似乎朝这里飞近，声音渐渐大起来。
仰望天空，搜寻踪影，感觉那彷佛是携带重要信息的使者即将到来。然而他最终没有看见飞机的身影，螺旋桨的声音渐渐远去，没多久就消失在西方的天空。只留下都市的夜晚柔软而杂乱的噪音。
白那个时候的希望，说不定就是五人小团体解散。这种猜想忽然浮上作的脑际。他坐在阳台的椅子上，一点一滴给它绘出轮廓。
高中时代的五个人亲密无间，几乎毫无隔阂。他们全方位地接受彼此，互相理解，每个人都从中获得了深邃的幸福。但这样极致的幸福不可能永远持续。乐园迟早会消亡。人的成长速度各不相同，前进的方向也彼此相异。随着时间流逝，其中难免要产生不谐，恐怕还会现出微妙的裂痕。于是不知何时，那种不谐与裂痕注定变得很难用“微妙”来概括。
白的精神大概就是没有承受住这种注定到来的东西的压迫。或许她感觉不赶紧切断与那个小团体的精神联系，就势必被它的崩溃连累，遭受致命的伤害。就像让沉船造成的漩涡吞噬、被拖到海底的漂流者。
这种感觉，作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理解。就是“现在能理解”的意思。恐怕是性压抑带来的紧张开始产生不小的意义。作如此想象。后来他做起鲜活激烈的春梦，或许也是那种紧张衍生出来的东西。说不定它还给另外四人带去了某种东西，但无从得知那是什么。
白大概是想从这种状态中逃脱。面对不断要求控制情感的密切的人际关系，她或许再也无法忍受了。白在五个人当中无疑是感受性最强的。她恐怕最先听到了那不协调的声音。然而她不够坚强，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逃到圈子外边。所以她把作塑造成一个叛教者。作那个时候是第一个走出小圈子的成员，成了共同体中最薄弱的一环。换言之，他有遭受惩罚的资格。于是当她遭到强奸时（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强暴了她并使她怀孕，这大概是永远的谜），在巨大打击带来的歇斯底里的混乱中，她就像拉下电车的紧急停车装置一般，使出浑身力气扯断了那个脆弱的拉环。
这么一想，许多事情也许就显得合乎情理了。白那时大概是听从了本能，试图把作当垫脚石翻越闭塞的高墙。多崎作就算置身那样的境况，也肯定能巧妙地生存下去。白大概是凭借直觉这样判断的。和惠理冷静地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一样。
冷静的、总是很酷地严守自己节奏的多崎作。
作从阳台的椅子上起身，走回房间。从橱柜里拿出帆船威士忌倒进玻璃杯，端着杯子再次回到阳台。随后坐在椅子上，用右手在太阳穴上按了一会儿。
不对，我并不冷静，也没有很酷地严守自己的节奏。这不过是平衡的问题。只是习惯性地将自己怀抱的重量巧妙地分摊在支点的两边罢了。在别人看来或许很酷，可做起来絶不容易。远比看上去劳神费力。而且支点承受的总重量也不会因为保持均衡减轻些许。
尽管这样，作还是宽恕了白——也就是阿柚。她身负重伤，仅仅是一心想保护自己。她是个软弱的人，未能裹上一层足够坚硬的外壳自保。面对步步逼近的危机，为了寻觅一个稍稍安全的藏身之地，她已经耗尽全力，再无余力去选择手段。谁又能责怪她呢？但归根结底，她不管逃得多远，最终还是难以逃脱。潜藏着暴力的黑暗影子穷追不合。那就是惠理称作“恶魔”的东西。于是五月里一个冷雨霏霏的静谧的深夜，那东西敲开了白的房门，用绳索绞住她美丽的喉咙，杀死了她。恐怕是在注定的场所，注定的时刻。
作回到房间里，拿起话筒，不假思索地摁下快捷键打给沙罗。听见电话铃响过三声，他猛然醒悟过来，改变主意放下了电话。时间已晚。而且明天就能见到她，可以面对面地和她说话。之前不该以暖昧的形式与她交谈。这些他心知肚明。然而无论如何，他此刻就想亲耳听到沙罗的声音。这是从内心自然涌起的感情。这股冲动难以抑制。
他将拉扎尔贝尔曼演奏的《巡礼之年》搁在转盘上，放下了唱针。平定心绪，侧耳聆听那音乐。海门林纳的湖畔风景浮现在眼前。白色的窗帘在风中微微飘曳，小艇在波浪间摇荡，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林中的鸟儿在不厌其烦地教幼鸟鸣叫。惠理的发间留着柑橘类洗发露的香气。她的乳房柔软丰满，蕴涵着生命延续的稠密的重量。似乎很难亲近的指路老人，冲着夏草吐一口硬硬的痰。狗儿欢欢喜喜摇着尾巴跳进雷诺车。追溯着这样的情景，这些记忆中隐存的心痛又回来了。
作倾斜酒杯啜饮帆船威士忌，品味苏格兰威士忌的香气。胃囊深处隐约发热。从大学二年级的夏天直到冬天，满脑袋光想着死亡的那些日子里，每晚就是这样喝一小杯威士忌。不这么做就睡不好。
电话铃突如其来地响起。他从沙发上起身，抬起唱针，站在电话机前。十有八九是沙罗打来的电话。这种时间还打电话来的，除了她不会有别人。大概是知道自己打过电话，于是回电了。铃声连响十二次，作始终犹豫着不知该不该拿起话筒。他双唇紧闭，屏息静气，紧盯着电话机。就像为了寻找线索解答黑板上又长又难的算式，离开几步检查细节的人。但找不到线索。铃声不久停息，沉默随之而来。意味深长。
作为了填埋那沉默，再次放下唱针，坐回沙发上继续听音乐。这次他努力不想具体的事。闭上眼睛，清空脑袋，将意识集中在音乐上。不久，彷佛是被那旋律引诱出来一般，形形色色的影像在眼睑内侧接连不断地浮现又消失。那是一连串没有具体形象和意义的影像。它们从意识的黑暗边缘朦朦胧胧出现，无声地横穿可视领域，被吸入另一边消失不见。就像横穿显微镜的圆形视野、具有谜一般轮廓的微生物。
十五分钟后，电话铃再次响起，作仍然没有拿起话筒。这次连音乐也没停，坐在沙发上不动，只是注视着那黑色的话筒。他也没数铃声的次数。不久，铃声停息，只有音乐传入耳中。
沙罗，他想。我想听你的声音，比什么都想。但是，此刻我不能跟你说话。
明天，沙罗说不定不选择我，选择另一个男人。他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想。这完全可能发生，也许对她来说，这才是正确选择。
那位男子是怎样的人，两人缔结了怎样的关系，相处多久了，作无从知晓，而且也无意知晓。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此刻自己能给沙罗的很少。数量有限，种类有限。而且从内容来看，大体是不值一提的东西。谁会真心想要这种东西呢？
沙罗说她对我有好感。那大概是真话。然而世上有许多事情，单凭好感是无济于事的。人生漫长，有时过于残酷，有时还需要牺牲者。必须有人扮演那样的角色。而且人的身体本来就被制造得很脆弱，容易受伤，割一刀就会流血。
总而言之，假如明天沙罗不选择我，我大概真的会死去。他想。不是真实地死去，就是象征性地死去，不论哪种都相差无几。不过这一次，我大概真的要一命呜呼了。没有色彩的多崎作会完全失去颜色，从这个世界悄然退场。一切都化为无，只剩下一小块冻得坚硬的泥土——说不定这就是结局。
没什么大不了。他说给自己听。这是一直以来好几次差点就要发生的事，就算真的发生了也不奇怪。不过是纯粹的物理现象。上足的手表发条渐渐松缓，转矩无限接近于零，用不了多久齿轮就会停止运转，表针忽然停在某个位置上。沉默降临。仅此而已，不是吗？
在日期变更前上床，关掉枕边的台灯。要是能做个有沙罗出现的梦就好了，作心想。哪怕是个情色的梦也行，当然，不是也可以。但可能的话，最好不是哀伤的梦。如果能在梦里触碰到她的身体就更好了。无非就是梦嘛。
作的心追求着沙罗。可以这样发自内心地追求某个人，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在时隔许久之后，作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也许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当然并非每件事都很美妙，同时还会感到痛心，感到窒息。会有恐惧，会有阴郁的倒退。然而就连这种痛楚，如今都成了令人眷恋的可贵的部分。他不愿失去此刻这种心情。一旦失去，或许再也不能遇到这样的温情了。失去它，还不如索性失去自己。
“作，你应该把她追到手，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假如你放走她，只怕今后别想再追到什么人了。”
惠理这么说过。她说得大概没错。作也明白，不管发生什么，都必须追到沙罗。但不消说，这并非他一个人就能决定的事。这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心灵之间的问题。有应当付出的东西，也有应当获取的东西。总而言之，一切就看明天了。假如沙罗选择我，接受我，我立刻就向她求婚。把现在自己能给她的东西，不论是什么全都给她。趁着还没有迷失在森林里，被坏心眼的小矮人逮住。
“并不是一切都消失在了时间的长河里。”这是作在芬兰的湖畔分别时，应当告诉惠理的话。不过那时他没想到。“那时，我们坚定地相信某种东西，拥有能坚定地相信某种东西的自我。这样的信念絶不会毫无意义地烟消云散。”
作静下心，闭上眼睛入睡。意识尾部的灯火，如同渐渐远去的末班特快列车，徐徐增速，越变越小，被吸入黑夜的深处消失了。身后只留下风穿过白桦林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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