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上班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从胡同口坐三站电车，再乘地铁，坐七站，出站以后再走一刻钟；一种是从家里出来，走两站，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班车点乘班车，直接到单位。他选择了后者。
班车是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单位的政治晴雨表。
在班车上，热情的问候和调侃中，有会心的理解同时也可能有不可调和的憎恶；嘻嘻哈哈的玩笑话说的也许是一个谁都不愿明说的严重事件：“锣鼓听声，说话听音。”恶毒的诅咒有可能用热烈的赞扬来表达；由衷的感叹说出来的有可能是一句粗俗的咒骂；暗恋着的姑娘总是远远地避开她的白马王子的座位，被爱火燃烧的小伙子对他所爱的姑娘表现出谁都可以注意到的冷漠；巴结领导的方式早已经超越公开谄媚的原始阶段，进入到了一种了无痕迹的炉火纯青之境；利用非法手段赚取不义之财的人不断诉说生活的艰难，生动描述在农贸市场上为一捆菠菜和小贩发生的争吵，一贫如洗的人夸夸其谈星期天全家在和平门烤鸭店的一顿大餐；富于心计权谋的人躲在一个角落里哦哦啊啊地装傻，没心没肺的人炫耀着自己的聪明，把众人皆知的某人的一段丑闻或者领导层的某种动向作为秘闻说着；在一对要离婚的人面前总是有一些热心的说合者，随后这些说合人就成为足以对离婚者造成伤害的小道消息传播者———或者男方东西太小没有灵性，或者女方得了什么病见了男人那东西就吐……最后还不无遗憾地说：“俩人都是挺好的人，你说出这样的事多让人可惜呀……”
中国人的生存智能是在长时间的不正常年代里形成和积淀起来的，这是一种强大的集体无意识。当两千多年前一个身材瘦小、面色苍白的儒生在咸阳被秦始皇活埋的时候，他的后人一定刻骨铭心地记住了这样一条血淋淋的教训，你不要对皇上说他不爱听的话。他又用这个教训后辈。后辈已经削为平民，躬耕于乡间，见不到皇上，皇上对他也就失去了作用于人生的意义，但是乡间还是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于是古训成了“你要顺从所有有权有势的人”。
历史长河，滔滔不息，人生百代，此伏彼起，你知道，—个种姓，一脉血缘，要经历多少荣辱沉浮，多少苦辣酸甜？
很少有人能够说出自己的来历，哪怕是仅仅上溯五代人的来历，我们血缘的脉络早已干涸消失在历史的粗大线条之中了，但是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却潜藏着先祖留给我们的关于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的密码。我们并不意识到这些密码，在它蜇伏着的现世人生中出现某种无法规避的选择之时，它才唤起我们的生物性本能，命令我们怎样做和怎样说。但是我们并不完全被动，作为大自然的一个链条，我们的肉体还肩负着繁衍的功能，所以我们有肉体的欲望，有由此生发的种种精神渴求。我们的一生实际上只是索取和得到两者之间的一个过程。我们要索取，我们就工作，就争权，就夺利，人生就处在“匮”的状态，一种失衡的状态；我们得到了，“匮”变为“盈”，我们就达到了平衡。这是最好的状态。但这种状态在人生中是极为短暂的，如电石火花，转瞬即逝。我们似乎永远处在巨大的不平衡之中，我们总是在争斗，和宇宙，和大自然，更多的是和人。
生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既丑又美的东西的，这对谁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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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车上三十多个人，处在各自不同的人生状态，各自不同的人生位置，可以想见，这个小小的世界也必定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处在“失衡”的状态，但是，如前所说，我们中国人的生存智能让这些人以各自的方式把它控制在了平衡之中，所以，班车又很有乐趣。
你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其貌不扬的人。其貌不扬的中国人深藏的智慧和生存机智足以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媲美。美国《纽约时报》刊载过一个在中国游历的美国人的专稿，那位美国人告诉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美国人：即使你在青海高原与一个用牛粪火烧饭的妇女交谈，你也要提醒自己：你是在和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对话。
班车上的说笑在继续：“看北京晚报了吗？昨儿一辆夏利从燕莎桥开下去了，翻了个过儿司机愣没死嘿……”
“现在那儿人特多，根本没法儿玩儿。”
“其实你犯不上，现在这兄弟姐妹之间，有几个好的？还不是自个儿过自个儿的日子？你过得好，他还眼红呢；过得不好，也不可能有谁来帮你一把。”
“可不是嘛！”
“我一直认为，崔健是中国最好的诗人，只有他把诗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说句不客气的话———整个新时期文学对时代与社会的认识都抵不过崔健的《一块红布》……”
“那是一些掌握了评论话语权的骗子，你不可能指望他们有真知灼见，他们当紧要解决的是道德问题而不是学术观点问题。”
“我爷爷那会儿在天津开武馆……”
“中国作家中如果有一百个像王小波这样自由思索、敢于拒绝官方荣誉的人，中国文学就有希望了。”
“后来丫用手指我，我说你他妈指谁呢？‘啪’的一下就给了丫一耳切子，哎哟把丫打的哟，血当时就从鼻子流出来了……”
“那怎么办？我只能这样。再者话说了，你主任都不当回事儿，我着哪门子急？不就是十几万块钱吗？损失就损失了。”
“有那么一句话：持身不可太皎洁，一切污辱垢秽，要茹纳些；与人不可太分明，—切善恶贤愚，要包容得。这才是做人的学问。”
“弗洛伊德是个大流氓。”
“后来我跟我姐说，你不能离开单位，哦，对了，我给你卖快三十年命了，忽然有一天我说算了，组织甭管我了，我自谋生路去呀……能这么便宜他吗？！我说我姐夫当老板那是人家有本事，你凭什么为这个把单位饶了去？傻冒呀？公家给了咱这碗饭，咱就往下吃呗……”
“不不不，那你是说错了，王朔的价值不在这儿，王朔的价值在于他讥笑了从来没有人敢讥笑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并不都是坏的。”
“散文堕落了，我从来不看眼下走红的那些散文家的散文……”
“这次我先放过他去，你看我最后怎么整他……”
又有人说到吴运韬昨天在全中心职工大会上的讲话，说到师林平因为加班工作昏倒在办公室。
于海文嚷嚷说：“谁知道丫是真昏倒还是装神弄鬼？说不定是丫装孙子迷糊老吴呢！”
那时候于海文还没有对吴运韬恨得咬牙切齿，所以还叫他“老吴”，没有用“丫”这个字代称他。
和苏北隔过两个人，一个不紧不慢的声音说：“老吴就喜欢这样的人。”
另一个年纪已经不小的人说：“我一看见师林平和老吴说话那种样子就恶心。一个人竟然能够把自己作践成这个样子，可见这人不是个普通人，我们这些人都没有这个本事……人家老吴用他也就是对的，要是我也用这样的人，想睡了人家给你递过来枕头，想坐了给你屁股下面塞来个凳子，多得呀！”
人们就笑。这话实际上已经有谴责吴运韬的味道了。
苏北坐在班车最后一排座位靠窗的地方，眯住眼睛打盹。
没有人把苏北放在眼里，没有人顾及苏北的反应，这也是一个环境中出现不了解的外来人时常有的情形。
谁都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人，眼下正在做一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在首都机场候机大厅，苏北见到了已经交往二十多年的著名作家胡杨。
胡杨其貌不扬，由于长年伏案写作，眼睛看上去显得有些浮肿。胡杨的小说、散文蜚声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美国和西欧国家也给予他很高评价，称他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最有创造性的作家，但作家本人仍然保留着作为一个人的“原生态”，就连他说的话也是地地道道的K省中部方言，这种接近山西、陕西口音的方言虽然不像金超初到北京时说的话那样拗口，没有到过K省的人听起来仍很困难。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人，因为一本《国色》，在中国大陆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文学地震。
《国色》刚刚出版之际，忠实贯彻有关部门意图的文学评论家在没有弄清上级意图之前，鉴于胡杨的巨大名声，在远东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钱宽的盛情邀请下，撰文说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的重大收获，评价相当高。里程碑式的作品容易引起注意，果然，有关部门的意图就传达了下来，认为《国色》的性质是消极的，应当引起注意。据说传达下来的意图是出于这样的背景：有人对一位德高望重的将军说最近出版了这样一本书，将军非常激动，就像当年面对国民党军队一样，用拐杖嗵嗵地拄着地板，命令说：“把狗日的抓起来枪毙！”当然，时代毕竟不同了，没有人真的执行，胡杨没有被抓起来，也没有被枪毙，但是，有关部门不能不过问这件事了，主抓这件事的就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办公室主任沈然的丈夫谢东方同志。谢东方同志在一次小范围通气会上严厉宣称：依据原则，远东文艺出版社必须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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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个传言，远东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钱宽很紧张，对责任编辑王岚说：“这事要控制一下。”但是，在这样的时候，你是无法控制舆论的，一向善于看风使舵的评论家马上否定了自己对这部作品的最初评价，解释说评价一部作品需要时间，现在看来，这部作品在主调上是缺少时代亮色的，是消极的……随后，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潮流，全面否定胡杨二十余年的文学耕耘，继而对当下的文学从整体上进行了所谓“反思”，说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正在丧失……这更增加了钱宽的压力。那段时间，钱宽几乎每天接到谢东方的电话，这位年近六十岁的老者也经常到谢东方的门上去，点头哈腰地说好话，听训斥。最终，远东文艺出版社没有被撤消，有关人员却受到严重冲击，责任编辑王岚被开除留用，社长兼总编辑钱宽则背了一个记大过的处分。
作家胡杨的压力来自文学评论界，一边倒的文学批评几乎把他逐出文学主流，不幸的是，胡杨又是一个很在乎自己是不是文学主流一员的作家，他的精神痛苦可想而知。
年迈的父亲从K省中部老家赶到省城看望据说已经被捕入狱的儿子，拉住儿子因为常年写作显得非常纤细的手，泪涟涟地说：“好娃哩，快不要！咱不要那样……”儿子说他没那样，说他从来没想过要那样，父亲这才点点头，放心了。
然而社会并没有倾听他的解释，没有像父亲那样点头，仍然继续声讨这位离是非很远的作家。于是，关于作家胡杨的种种传说就不胫而走。最离奇的说法是胡杨走投无路，最后碰死在了K省西部一座两千多年前就矗立在那里的无字石碑上，真正是“肝脑涂地”。
但是就像所有事情最终都将过去一样，这件事也过去了。
苏北接到《西北文学》现任主编费黧的电话，说胡杨到法国访问要在北京停留三个小时，这才赶到机场。
身材瘦小的胡杨有些惊愕，笑着说：“你咋能在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找到我？”
在这以前，很少对外公布写作信息的胡杨对苏北说过，他最近将完成一部名为《最后一片戈壁》的长篇小说。苏北恳求胡杨把这部作品交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出版。胡杨说：“等写完再说。”苏北知道，胡杨写不完《最后一片戈壁》是断然不会安排出访的。
胡杨带着歉意对苏北解释说：“远东文艺出版社去年为了出版《国色》招了不少麻烦，我欠着他们的人情，这部作品，我说什么也得给他们……”
苏北不听他的解释，坚持说：“不。这部作品一定给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出版。”这话已经很不讲究，很不客气了。胡杨只是为难地叹口气，并没有责怪苏北。
苏北和胡杨交往了二十多年，他们是K省新时期以来最初的一批小说作者。他们的交往除了文学层面的东西之外，还有友谊因素———远在胡杨没有特别出名的时候，苏北就组织过很多次胡杨作品研讨会，对此，胡杨一直心存感激。
苏北编辑、出版过胡杨的作品集，但是从来没向他约过长篇小说。苏北知道，长篇小说对一个作家来说往往具有特殊意义，获得全国性影响是他们首先考虑的问题，他们不愿把这样的作品交给省级出版社出版。苏北离开K省的时候就曾经向胡杨约定，一定要支援他一部长篇小说，尽管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不是一家完全意义上的出版机构。当时胡杨是点了头的。
“胡杨，这本书对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非常重要，你必须帮我。”
“但是……苏北，我已经把稿件交给王岚了。”
“我只要你的授权，”苏北一步不让，“其他问题由我来解决。我会用我的方式弥补你所说的欠着王岚和钱宽的情分。现在你一定给我一个授权。”
胡杨犹豫了：“这样行不行？等我几天，我从法国回来以后再说这件事行吗？反正远东文艺出版社还在看稿子，也还没有签合同，时间还是有的……”
苏北不好再说什么，笑笑，说：“那也行……我等你。”
前景很好……当金超在编辑室以胡杨老乡的身份断言胡杨不会再写出高质量作品的时候，苏北坐在办公桌前，构筑着把《最后一片戈壁》争夺过来的细节。随后，他就在北京出版界跑动起来，包括面见远东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钱宽和《国色》的责任编辑王岚。
和王岚见面是在亚运村附近一家新开张的咖啡馆。
王岚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远东文艺出版社的骨干编辑，有相当强的组稿能力，在当代作家中很有影响。为了胡杨去年那本书，钱宽顶着很大的压力，拼命保她，虽然给了一个开除留用的处分，最终还是让她继续做编辑工作，上面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