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街景熟悉如初，心绪又坠入当年。
门铃响过三声，一个中年妇人开门，像是跟葛林很熟，殷切地招呼进去坐。我想于熙不会沧桑到如此程度吧，随后方知是于熙母亲。客厅里有客人在，我们被让进于熙的卧室。她的母亲说于熙今天一早被男朋友接走，大概要三天后才回。我们不好意思立刻就走，只好和于熙母亲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其间于熙母亲出去添茶，我四下打量了下于熙房间，布置得极为简单，一张床，一张布艺沙发，几件简单家具，整洁利落，其间散布着女人的小零碎。沙发附近有一张书桌，书桌上整齐的摆了一排书，是些《撒哈拉的故事》、《平凡的世界》、《在人间》等早年读物，想是于熙过去曾读过的书。不知道她读中学时是否曾在这张桌子上的台灯下写过作业？这里的布置是否还是当年样子？想想真是沧海桑田。
桌子角落里放了一个精致的原木相架，凑过去仔细看了看，想必是于熙最近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明澈的湖面，于熙半倚在湖边的石头上，笑得嫣然。整个人看起来丰盈了许多，全不似当年的纤弱，面孔里却分明还透着当年的玲珑。十年前那个在我旁边啃着铅笔写作业的小女生，已经出落得婷婷。
从于熙家里出来，那种恍然若梦的感觉再次袭上心头，想起了自己这十年，生命中遥遥无期的总是宿命的漂泊，不期而至的则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过。
那个春节并未见到于熙，三天后她回来的时候，我已在回广州的飞机上。
时有忘记（四）
四月近尾的时候在珠海开会，葛林打电话来说于熙过几天结婚，问我要不要打个电话给她。
我跟葛林说这事儿差点给忘了，你等会用短信把她手机号码发给我，我有空打给她。还有你去参加婚礼的时候，顺便帮我送份礼金，就说我身在他乡不能赶回去喝喜酒……
葛林打断我的话说，放心吧，这些客套话我知道怎么说，还有什么事儿，我急着去厕所。
我说没了。葛林挂了电话。
晚上躺在宾馆里看电视，忽然想起白天的事儿，按着葛林给的号码拨了过去，一个声音粗壮的男人接的，正犹豫着是不是葛林给错了号码，那边说话了：“你找于熙吧，她在洗澡，一会我让她给你打回去。”
我应声说好，电话挂断。
没过多久，电话打了过来。
“你好，哪位？”是于熙的声音。
“是我。”
“你是哪位？” 于熙大概是想了半天，实在想不起来这声音是谁的。
“高翔，你初中时候的同桌。”
“啊哈，原来是你啊，都好多年没见了，怎么样，在外面发财了吧？听说你现在成了一作家，出了不少本书吧？” 于熙听出我的声音马上换了一副热情的腔调，只是这腔调里多多少少透着点让人厌恶的世俗。
“什么作家啊，就是一个卖字的，书没出一本，钱也没挣多少，白头发倒是一根也没少的长了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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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来了你，找我有事儿吗？”
“没什么事儿，听葛林说你过几天结婚？打个电话恭喜一下！”
“……”
放下电话，掩饰不住的失落瞬间升华。这么多年过去了，除了名字，除了声音，刚才和我通电话的那个人，怎么也联想不到那个曾经和我们坐在木桥上听《烟火》，听《如果明天能再相聚》的小女生，时间在命运的年轮里划过，物是人非的今天，就连那些属于彼此的最初记忆，也变得残缺不全。
酒店楼下是一条喧闹的街，一家唱片店正在放小刚的《黄昏》，忘了什么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老狼又出了新专集，就跑去问带眼镜的唱片店老板有没有那本《晴朗》，老板说之前进过，不好卖，现在没多少人还听他的歌，后来好不容易才低价处理掉。随手拿了几本周杰伦、阿杜和王力宏的CD，说这几本卖得很好，买张回去听吧。笑着冲老板摇摇头，说我还是自己看看。
整齐的货架上，再也见不到几个熟悉的面孔。那时候我们听崔建，听罗大佑，听小虎队，听高晓松，听黑豹，听张雨生，流行音乐于我们的意义不止是娱乐，而是陪伴，是见证，一串串跃动的音符里，记载着我们含笑带泪的青春。很多年过去了，崔建老了，罗大佑混到了北京，小虎队散了，高小松跑去拍起了电影，街头巷尾再也难听到黑豹《无地自容》的咆哮，张雨生97年出了车祸，随风飞远就没能再回。我总是试图通过一些旧了的声音，沿着记忆溯回过去，看看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曾经。
可是我知道，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时有忘记（五）
七月葛林到深圳考察，半夜打电话来说他在深圳，还说本想到广州看看我，可惜明天晚上就要坐飞机回去，怕时间不够，末了问我要不要来。
第二天我匆匆忙忙坐最早一趟快速列车赶到深圳，在华侨城见到了葛林。他理了平头，穿了件白色衬衣，身边跟了个二十出头眼神暧昧的女人，简单打量了一下，长得还行。
葛林指着身边的女人介绍说，这是他同事。
我将信将疑，懒得多问，带他们去逛世界之窗，葛林抵死不肯和“女同事”合影，说什么还是不照了，流传出去影响不好。心想这小子越来越圆滑，大概是怕将来落下证据。
下午的时候他打发女同事回宾馆收拾东西兼买机票，我们两个在华强北找了家咖啡店坐了一会。葛林望着马路对面的赛格大厦不无感慨的说：“现在想想，真羡慕你们这些在外面闯荡的人，来去自由，视野开阔，这才叫生活。”
我说：“真正让你来过这种生活怕你又受不了，马路虽宽，楼虽高，可你还不是要拼命挤车，然后回租来的房子里吃饭睡觉，根本没时间，也没心情去留意眼前这花花世界。哪像你，出门有车，回家有房，还有人围着你阿谀奉承，神仙般的生活，知足吧你。”
葛林说：“你有所不知，我也是有苦难言啊，我算什么？就一个屁大点小官，整天在你身边转来转去的都是领导，端茶倒水，点头哈腰，稍有不周就有脸色看。工作太积极了人家说你出风头，工作不积极了人家说你拖后腿。抛开这些不说，就说找你办事儿的人吧，人家拎东西来了，不收吧，别人都收你不收算怎么回事儿？收了吧，又怕有朝一日牵扯进去，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所言的种种想也想象得到。于是端详起眼前这个当年和自己一样细胳膊细腿的兄弟，有些虚脱的身子陷在沙发里，夹着烟的手指被熏得有些发黄。领口上方裸露的脖子上过早的出现褶皱。
四目相对无言。我们自打懂事起便在欲望的沼泽里挣扎，寒窗苦读是为了毕业后能有份好工作，努力工作是为了有一天能过上好日子，好不容易不用每个月为吃饭穿衣发愁了，以为终于可以洗脚上岸，衣着光鲜地去生活，谁知一脚踏出去是更深的泥潭。人一旦拥有了某些东西，也终将被他所拥有的东西束缚住，谁也不能免俗。
“你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活？”葛林问我。其实我又何尝知道，但在那一瞬间忽然想起了在北京时认识的一个知名记者说的话。把它改了改说给葛林，我说：“中国人最可悲的就是缺乏信仰，你一旦没了信仰，也就没了行事的标准，这个时候人们往往把法律作为行事的标准。”“法律是河，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
葛林听了一惊，继而愣在那里不知想些什么，半天回不过来神。
时有忘记（六）
再一次见到葛林，依然是春节，依然在老地方，只是这“三鲜饭店”大概是易了主人，招牌改成了“宏运酒家”，里面也重新装修了一番。
坐下不久，葛林便说，于熙家里出事儿了。
我忙问怎么了。
他说，于熙老公那个当司法局长的爸爸因为受贿进去了，被判了无期徒刑，家里财产全部没收了，于熙他们住的房子开的车户主都记在他爸身上，也给一块儿没收了。
他说，他们从原来住的地方搬出去之后在市郊租了间小房子住，去看过一次弄得很惨。
我惊得嘴张了半天才归位，忙问：“什么时候的事儿？”
他说，就前不久，一个月还不到呢，他听说的时候吓了一身的冷汗。
我说这感情归感情，于熙遇到麻烦，能帮就帮一下，帮不上忙也没办法啊，至于吓一身冷汗吗？
他刚想开口说什么，服务小姐端着菜进来，一句话又咽回去，服务员走后我问他刚才想说什么，他吞吞吐吐的，最后什么都没说。
那顿饭吃得索然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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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几天葛林一直没有给我打电话，天冷，我也索性呆在家里看碟片，很少出门。母亲三番五次地在我面前说邻居谁谁的孩子结婚了，人家比你还小两岁。谁谁的老婆生了个大胖小子，把他妈乐坏了……明知母亲是盼着我早点结婚，却总是左躲右闪，避而言他。母亲见孩子大了，不再像从前那么言听计从，于是轻叹一声，黯淡了神色去忙手里的事儿。
一天深夜睡得正香，被电话吵醒，在黑暗里摸索到手机，迷迷糊糊接了，那边却不说话，于是挂断，倒头继续睡。
一分钟后电话又打过来，接了电话正要发怒，对方说话了，是葛林。他说，我想跟你说说话。我强忍着睡意披着被子坐了起来，告诉葛林有话就说。
葛林声音惶恐，他说：“这一个来月差不多天天晚上都做噩梦，头发掉得厉害，有些话想跟别人说，又不知道该跟谁说，想想还是你吧，十多年交情的朋友就剩你一个了。”
他说：“我早就料到于熙那个做局长的老丈人会出事儿，可没想到这么快。半年前为扶正的事儿找过他帮忙，当时他的一个老战友在我们那儿管事儿。事儿办成了，也给了他好处。如今他进去了，我总担心自己的事儿被查出来。”
我刚想骂他糊涂，转念一想骂又有什么用，事已至此。于是安慰道：“他不是已判完了吗？那说明案子已了结，人家不会再追查这件事儿。再说你那事儿也不是很严重，就算真的东窗事发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葛林说这个他也知道。可他说父母含辛茹苦把自己送去读书，自己又辛辛苦苦混成今天这样儿，一想到这所有的一切说不定哪天就没了，就会浑身颤抖。
一瞬间我仿佛看得见电话那端葛林眉头深锁的痛苦表情，他用一种绝望的眼神望着我，等待着我的答案。我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自己也陷入一种绝望的情绪里面。
忽然想起了若干年前那三个坐在木桥上听《烟火》的懵懂少年，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他们所期待的生活会是今天这个模样，正如若干年后，也许早已忘记，若干年前我们也曾年少轻狂，也曾雄心万丈。
每天都是纪念日
流年
他和她的初次相遇，在外人看来像是三流作家笔下蹩脚小说里的情节。
正月初八，高翔一早便赶去了机场，搭乘早晨的班机飞回广州。在杭州萧山机场转机时，他想起依依前一个晚上已经到了广州，便发了条短信给她，问晚上是不是有时间一起吃饭。没过多久，依依回了短信过来，说是晚上约了人。高翔略略有些失望，抬头看了一眼落地玻璃窗外杭州阴郁的天，这时机场的广播通知转机的乘客开始登机，他关掉手机，拎起行李 ，重又回到了长春至广州的飞机上。
一下飞机，高翔给老同学阿鹏打了个电话，约好晚上七点半在天河南二路的“东北人”吃饭，这一次春节回家，看到一些熟悉的东西已经物是人非，有太多话要跟阿鹏讲。
高翔大学时学的是中文，毕业后在北京混了两年辗转来到广州，一直在一家外资企业里做品牌策划。和同事小谢在天河直街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像所有混迹于都市的白领一样，高翔每天工作忙碌，没有固定的女友，晚餐时常因为不知道吃什么而选择卖当劳，偶尔去去酒吧，其它的时间大多呆在网上，节假日到不同的地方旅游，每年春节回一次家乡所在的城市。
刚进家门，正在浴室洗头的小谢说这两天有一个姓李的人打了几次电话过来，说是刚从北京过来，让他回来了马上复电话，号码在茶几上那张名片背面。
高翔按照名片上的号码复了电话过去，放下电话后连脸都来不及洗就兴匆匆出门。原来是北影厂的一位旧友来广州出差，想跟他顺便见上一面。在珠影附近的一家咖啡厅里闲聊了一会，高翔看看表，离七点半还剩下不到一个小时，于是便邀请他晚上一起去“东北人”吃饭，朋友说晚饭约了珠影的导演谈点事儿，于是两个人适时道别，各赴各的约会。
坐地铁赶回体育西路的时候，离约定的时间剩了不到半个小时，高翔站在天河城南门前犹豫了一会，他在想是直接去“东北人”等阿鹏，还是先回住的地方。忽然想起从长春回来的时候给阿鹏带了一盒家乡的高丽参和两瓶长白山葡萄酒，想想还是快步朝家的方向走去。
那天高翔穿了件只有半边毛领的黑色呢绒大衣。这件大衣他只在平安夜的网友聚会上穿过一次，因为太过出位，聚会照片贴到网上后还因此招来了些许非议。回长春的时候因为没有找到厚些的衣服，他便重新穿上，回来后没来得及脱，走在广州的街上有些热。尽管是华灯初上的夜晚，从购书中心到天河直街这一段路上还是吸引了很多人的侧目。
拐进天河直街的时候，高翔一边给阿鹏打电话一边走路，在一个工地入口处和并肩走着的一男一女擦身而过，忽然觉得白衣女子有些面熟，回头看时，见女子也侧身停下来看他。四目相对，白衣女子有些迟疑地叫出了高翔的名字，这时高翔也认出了白衣女子正是前一天刚从上海来到广州的依依。
高翔和依依都感到十分意外，这么大个广州，两个只在网上见过照片的人，竟然在这么小的一条胡同里相遇，并且还能认出彼此。
依依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