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望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确定了非对抗性的外交政策框架：为了现代化规划的需要，中国寻求全面的合作，但中国避免卷入大规模的政治和战略竞争中去，这种竞争在东亚以大国关系为特征。
中国把国际紧张和动荡的局势归因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霸斗争”。这样，中国仍能自由确定莫斯科或华盛顿对中国的安全构成的威胁程度。在这一点上，中国想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更多的是假设，而不是现实。无论是在公开声明，还是在私下表述中，中国继续认为苏联仍是进攻性的，对中国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随后，中国的战略家们认为，美国可能对苏联进行更有效的挑战，而苏联也许会减少武力使用，可这一天还未到来。
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永远不做美苏争霸的马前卒。正如1982年8月底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对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所说的：“中国不会依附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也不会打‘苏联牌’来对付美国，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①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一立场正式得到认可。党的主席（不久在新的党章中改为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在1982年9月1日党的代表大会上声称，“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②至少，从理论上说，中国完成了向独立自主形象的转变。
这些情形仍使未来中苏关系的性质极不明确。邓小平、胡耀邦和中国其他高级官员清楚地认识到，与中美之间的分歧相比，中苏敌对是一个长期的、更难处理的问题。胡耀邦在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苏联在整个亚洲的军事活动，造成对“亚洲和平和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胡耀邦敦促苏联领导人，“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这对莫斯科履行其改善中苏关系的一贯保证是一个直接的挑战。③在1981年的大部分时间及1982年间，中美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莫斯科唱起了赞歌，它显然希望利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日益恶化的政治关系。当莫斯科从对中美关系所做的最可怕的恶梦中逐渐清醒过来的时候，苏联领导人显然采取了积极的办法，向北京暗示其灵活态度。但是，中国人仍心有余悸，特别是苏联毫不减弱它对阿富汗和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虽然两国在国家关系方面都已定下了比较适当的调子，但它们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更为广泛的分歧仍不见减缩。中国特别不希望为了驱使自己突然转向莫斯科而与华盛顿的关系发生麻烦。
然而，到1982年秋，中苏两国的关系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灵活松动的迹象。中国形式上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姿态，向莫斯科表示，中国不再同美国在明显是由于反苏图谋而产生的政策上进行合作，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关于武器出售的条约的签订，终止了中美关系潜在的滑坡，北京感到既然与美国的关系看起来不会再有危险，这就增加了对莫斯科的活动余地。中国人也想调整好自己，以便仔细观察随着勃列日涅夫日益虚弱而迫近的继承问题所带来的任何机会。
1982年10月，中国人决定探试一下苏联人的意向。作为对前年春天克里姆林宫提议的反应，中国人建议开始双方副外长级的“磋商”，以讨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这样，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取消的谈判现在又重新开始，但谈判主要是在较有希望的政治领域。虽然双方谁都没有预想外交关系能早早地、迅速地得到改善，但是，中国和苏联外交联系的正常渠道又建立起来了。11月，由于勃列日涅夫逝世，中国人（以外交部长黄华个人名义）能够直接向新的苏联领导人转达这样的信息：北京仍然为更全面地探讨改善双方的关系敞开大门。
与此同时，中国反复地明确表示，中苏关系的改善决不意味着损害与西方的关系。中国与美国、日本和西欧有着广泛的经济和技术联系，这一利害关系太重要了，不能为了同苏联试探性的、仍然是充满疑问的政治关系去冒风险。80年代初的不确定、不稳固状态也一直牵制着北京。但是，与敌对国家和友好国家有更多样化的外交关系至少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稳定提供了可能，而这一问题曾如此长久地使中国领导人感到困惑。当1982年即将辞别之际，邓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如果还不能自鸣得意的话，起码也有理由自慰了：持久可靠的外交路线如果还没有完全实现，其轮廓也终于依稀可辨了。
① 这一看法特别在《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中有所反映。见1980年1月11日《人民日 报》：“苏联争霸世界的军事战略”。
② 邓在1月份的论述未见原稿，所有的引文源自“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1980年1月 16日）， 载《邓小平文选》第203—237页。（书中引文有误——译者。）
① 亨利·斯科特·斯托克斯：“台湾行政院长希望里根送新式武器”，载《纽约时报》1981年 1月25日。
① 迈克尔·帕克斯：“福特希望解决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载《洛杉矶时报》1981年3月28 日。
② 关于这些辩论的典型事例见杨东梁：“‘海防和塞防之争’浅析”，载1981年2月10日《光 明日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1年3月5日，第3—7页；乔还田：“有关 李鸿章洋务运动的讨论情况”，载《人民日报》1981年3月30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 国动态》，1981年4月3日，第8—12页，及乔还田：“不应把洋务派的外交活动从洋务运 动中抽出去”，载《人民日报》1981年5月7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1年 5月15日，第4—7页。
① 关于此事更广泛的讨论，见H。莱曼·米勒，“中国的行政革命”，载《当代史》，（1983年 9月）第82卷第485期，第270—274页。
① 新华社，1981年6月10日。
② “仍是一着死棋”，同上，1981年6月10日。
① 新华社，1981年6月14日。
② “发展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同上，1981年6月19日。
③ 见邓在香港的一次会见有关人士的谈话，《明报》1981年8月25日。此次会见发生在7月 中旬，但直到8月底才见报。
① 引文源自赵紫阳出席坎昆首脑会议后在墨西哥国会发表的讲话。新华社，1981年10月27 日。
① 引自美国官方文本《国务院公报》，1982年10月，第20页。
② 编辑部：“关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红旗》杂志第8期（1982年4月16日），第2— 10页。
③ 见赵紫阳与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国家元首若奥·贝尔纳多·维埃拉的谈话，新华社，1982年 4月17日（应为4月18日——译者）。
① 据新华社1982年8月22日电（应是8月20日——译者）。
② 同上，1982年9月4日电。
③ 同上。
中美关系的意义
中国对美国的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亚洲的国际关系，由于摒弃了朝鲜战争以来支配中美关系的敌对政策，北京开始了进行重组的过程，这一过程比中苏冲突以来的任何事件都明显地改变了国际秩序。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是命里注定的，中美两国都必须把握住改善关系对他们各自的政治进程的影响。与此同时，双方又都根据自己的需要解释和解的意义和所取得的成果。此外，当双方的注意力都从宏大的战略迅速地转向政治较量的时候，中美和解的设计者们便不能把他们最初的进展维持下去。
最初，毛泽东同意向美国开放。的确，没有他的认可，中美关系的改善就会碰到障碍或被阻止。但是，毛对这一政策的认同并没有多大保证。他既不能保护周恩来、邓小平免受“崇洋媚外”的指责，也不能确保他始终如一地支持与美国的关系，毛深受苏联对中国构成长期威胁的困扰，认为诱导美国与北京建立关系会使美国提供中国的安宁所必需的安全和政治保障。然而，他的愿望并没有全部实现。更为重要的是，毛主要关心的是中国政治的继承问题，他想限制他的下属，特别是邓的政治权力。因而，向美国开放并没有完全实现。毛从来就没有完全让中国进一步介入国际事务，他把与美国改善关系更多地看成是解决中国在安全方面的严重困境的一个办法，而不是一条通向经济与技术进步的道路。
中国与西方和解的不平坦的道路，反映了在恢复关系的最初几年，两国都缺乏能够持久发展的策略，每一方都有自己认为必需的政治要求，而双方都不能在这些要求上作出让步。两国都在努力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大。但是，要使这些考虑成为对双方政治体制更多的谅解，是极为困难的。只是到70年代末，随着邓的第二次复出、地位不断巩固，以及历届美国政府与北京合作的更为明确的政策，全面外交关系才最终实现。然而即使这种关系也是短暂的，因为里根政府初期，两国关系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随后又作了重新解释。
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这为80年代更为多样化的关系创造了条件。第一，由于双方最高层达成了谅解，为双方领导人经受反复的挑战和压力创造了基础，更重要和更深层的关系最终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向美国的开放，为中国更为全面地介入现存的国际体系铺平了道路。中国进入联合国也许是北京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孤立状态后的必然结果。但是，中美关系的改善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
但是，从第一点上看，中国在国际场所的政策安排与美国的政策选择分歧极大。尤其是，北京对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主张采取“重新分配主义”的办法。①只有在中美统一阵线“高潮”的时候，北京才有意在共同反对苏联的讲坛上，努力寻求与美国政策的共同点。80年代初，随着对外交政策的重新估价，北京重新努力绘制它一整套独特的，显然再一次与美国的、尤其在对第三世界的关系上不同的全球战略。
第三，20年之久的孤立中国政策的结束，为中国更为全面地进入地区和全球性经济发展敞开了大门。中国除了在联合国与其他国际组织中采用“全球主义”倾向外，中国的实际行为则表明，它对国家的需求十分敏感。回顾过去，中国对国外的贷款、投资、技术和其他形式的援助要求的不断增长反映了中国在推动实现它所宣布的政策与其决心抓住每一个经济发展的机会之间存在差距。中国显然想得到世界银行的帮助。②但是，如果中美关系的改善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认，那么，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几乎全面合作似乎是极难成功的。这些影响对日本特别明显，中美关系的改善无疑使日本得到最大好处，它已成为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
因此，到70年代末，中国也开始结束它被排除在东亚经济政治之外的不正常现象。文化大革命后较长时间的政治动荡拖延了这一结合过程。但是，80年代初，随着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建立更为全面的关系，这些影响很快就消失了，与此同时，北京的结论是，中美关系持久的结构不能依赖于不均衡的战略合作，还要在两个体制之间建立更为多样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及法律制度关系。
但是，人们在中国体制内感受到了对外开放的最大影响。一旦北京寻求全面参与全球和地区性的政治事务，中国的国际孤立主义的偏颇与幻想便迅速消失了。现代化建设的使命，以及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出现在世界上，以继续进行国际合作为先决条件。一个好汉三个帮。虽然与美国关系的全面建立并没有解决其国内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关于西方世界经济和技术优越性的论争，但是，中国已把这个持久的问题提高到国内政治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上。因而，向美国开放所标志的既是开端又是终结。
① 参见塞缪尔·S。金：《中国、联合国和世界秩序》。
② 见塞缪尔· S。金：“转变中的中国的世界政策”，载《世界政策杂志》（1984年春季号）第 603—633页。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
第六章 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贯彻情况
引 言
文化大革命的10年间（1966—1976年），几乎没有提出什么真正有新意的经济思想或政策。尽管曾经有过一些经济方面的争论延续到并贯穿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但追根溯源，这些争论却产生于一个较早的时期，特别是在大跃进及紧随其后的灾难时期，当时，全国上上下下都在思索，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截止到1956年，中国政府完成了私人工商业的改造，农业也实行了合作化。这种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和管理的工具，是从苏联照搬来的。中国重视机械和钢铁的经济战略，实际就是30年代斯大林为俄国制定的发展战略的翻版。
这种计划工具和发展战略的选择，部分地反映了当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中存在的一种看法，即苏联代表了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做出的一种现实的、也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抉择。中国的领导人虽对苏联的成就也持同样的看法，但从一开始，他们就对苏联经济体制的许多特征感到担心。这种担心之所以产生，其原因在资深的中国领导人中是因人而异的。一些人对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和管理体制的僵化表示担心，而另外一些人则认识到，中国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式而忽视农业。在某些方面，毛泽东与那些和他关系密切的人，对苏联制度坚持与日俱增的社会官僚化的含意，对它重视与资本主义而不是与未来共产主义理想更一致的价值观的做法，感到颇为不解。
因此，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改造刚一完成，中国领导人便开始调整体制，使之更好地适应中国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他们凭直觉所认定的。1957年，他们做了一些减少过度集中的尝试，措施是放松对某些私人市场的控制以及将一些决策权下放到省和省以下的机构。1958和1959年，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样的激动人心的尝试。1960年大跃进失败后，他们又回到集中计划上，同时加强市场作用、提高个人积极性，这特别体现在农业上，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在工业上。
在50年代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