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部的领导廖仲恺打算把广州所有工会合成一个由他领导的单一联合会，但没有成功，因为许多很有根基的工会怀疑，在他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将渗入这些工会并控制工人。共产党希望把铁路工人、海员、报务员和接线员、邮政人员和电力工人组成一个它控制的单一工会。这些都是一次成功的革命所不可缺少的工业。尽管有这些对抗，广州的劳工确实团结了起来，共同支持沙面岛英、法租界的中国雇员，后者为抗议外国当局企图推行的通行制度——这个制度是越南革命者在6月19日企图暗杀正在访问该岛的印度支那总督未遂以后试图实行的——而进行了罢工。共产党的劳工领袖刘尔崧被认为是沙面一次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总罢工和封锁的主要组织者，这次行动具有强烈的反帝色彩。从这次罢工取得的经验一年后在大规模的省港大罢工中被充分地利用了。
1922年11至12月，共产国际在召开第四次大会时，十分注意东方国家组织农民的问题。它的《关于东方问题的几个总论题》指出，为了吸引农民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革命的政党必须迫使资产阶级一民族主义的政党采用没收土地并重新把它分给无地者的革命的土地纲领。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土地革命时，要吸收农民群众参加，并把革命向前推进。①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因它的领袖之一彭湃的活动已经赢得一定的声誉；1922和1923年，彭在其故乡广州以东的海丰县，在其他青年团员的帮助下把佃农组织了起来。一场大规模的抗租斗争以许多团员的被捕而告终，但彭得以逃脱并在1924年春来到广州；他不久就成为国民党农民部的领导人。②为农民部的工作制订计划的活动缓慢地开始了，但到1924年6月，国民党宣布了一项关于农民协会的简单方案，协会将是自治的团体，容许只从自己吸收的会员中组织卫队。地方部队将由拥地不到100亩（16英亩）的农民组成，必须排除某些不符合需要的分子。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20名特别代表的任命，由他们实地调查农村的状况，扩大宣传和组织农民协会。7月，农民部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培训这类工作人员；彭湃指导了第一班；学生接受了理论的和实际的指导，包括军事训练。（其他共产党员为直至第六班的每个班讲课，1926年5至10月毛泽东为第六班的教员。）到1924年10月，约175名学生从讲习所的速成班毕业，其中大部分人在他们本县组织农民协会。计划在全县和全省范围把这类农会联合起来，最后组成一个不归国民党或其政府控制的全国性组织。为什么这样的自治是必要的，这成了大部分理论争论的一个题目。①中国共产党打算控制农民运动。一名共产党的作者，可能是罗绮园（他是讲习所第二班的教员和农民运动的有影响的人物），在一份1926年的报告中透露，中共在1924年组织了一个农民委员会以“指导国民党的农民部”。他断言，当农民委员会在1925年5月组成时，它指导省的农民协会以及地方的农民委员会和特别代表。报告还自豪地说，99％的特别代表是“同志”。②在俄国军事顾问就国民党敌视中共党员的原因进行秘密讨论时，“尼洛夫”（萨卡诺夫斯基）引了一个事实：共产党员企图垄断工农运动，因而成立一个全国农民大会（将在1926年5月召开）的预备委员会，“为了门面”，共产党员试图在委员会安置几名国民党党员。他说，他们没有成功，“因为没有在农民中活动的国民党员”。在1926年7月的一份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称，农民协会必须在组织上独立于国民党，而不要成为它的附属物。但是，“我党必须尽最大努力，在所有的农民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①广东省“运动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是罗绮园、彭湃和阮啸仙；②他们都是广东省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的团员，然后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
农民协会的组织工作在广州郊区及附近的县开始；到1925年4月，大约有160个协会，报道的会员数为20390人——占革命的广州政府控制地区农村人口的很小一部分。③共产党组织者在毗邻广西省的广宁县取得了巨大成功，讲习所的毕业生，在彭湃的领导下在那里把佃农组织了起来，他们得到广州的军事援助，在持久的减租斗争中成功地打败了地主。从此，他们能够在县内组织更多的协会，到1925年4月，据报道有294个协会，会员近55000人。④彭湃紧跟东征军，得以在1925年2月底回到海丰县，在那里重新发动遭到破坏的运动。据报道，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70000人，而邻近的陆丰县又有12000人，但是陈炯明的部队在夏季夺回了这些县，运动被迫又转入地下。①农村骚乱引起了镇压。农民协会试图保护其会员免受压迫，就动员他们反对沉重的捐税，发动他们在减租运动中与地主斗争。有产业的人常常派雇用打手、盗匪或民团去强行征收通常的款项。组织者被杀害，有的村庄被焚毁。农民们进行回击，有时得到国民党军队的支持，在两个最有成就的地区就是如此。②农村革命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加以限制；它危及了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国民党与富于战斗精神的共产党之间的联合。
革命阵营内部和国民党根据地中的冲突
到1924年7月，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领袖已经了解共产党的渗透策略和操纵党的活动的一切情况，这在两个城市的国民党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共情绪。③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就各种危险向孙逸仙上书请愿，并用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中发现的文献证据与鲍罗廷对证，这些证据证明共产党员是如何打算利用年长的党来为他们的革命目标服务的。他们特别反对小批共产党员分散在国民党各级组织的制度，因为这种做法违反了李大钊在国民党大会作出的保证，即共产党并非“党内之党”。请愿者为国民党的未来担心。在与国民党的两个坚定分子张继和谢持的辩论中，鲍罗廷明确指出，俄国的援助取决于共产党继续参加国民党。①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了这一问题，并发表了声明，敦促党员们不要互相怀疑。孙博士在鲍罗廷的建议下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政治会议——以处理重大政策问题：它由几名可靠的国民党领导人组成，他任命鲍罗廷为该会议的顾问。鲍罗廷对国民党内日益高涨的反对浪潮感到不安：他担心左派和右派正在联合反对共产党，尽管他们由于担心他们的党会完全孤立而失去外界的（也就是俄国的）支持，还不敢采取断然行动。②中共的领袖们也不肯屈服。中央委员会的陈独秀、蔡和森和毛泽东主张与国民党决裂。中央委员会甚至发出一份告所有区党委会和基层组织的秘密信，指示它们要准备决裂。③但是此时作为共产国际官方代表的鲍罗廷和吴廷康，坚持这种有利的安排应继续下去。
由于8月份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批准的政治会议的决定，这个问题暂时被平息下来。全会发表了关于容共问题的指示，认为共产党对无产阶级有特殊的责任，承认它有保守秘密的需要，告诫同志们要互相合作以完成国民革命。④这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国民党中新形成的左派人士来说是一个胜利。
另一个冲突起因于孙逸仙的军政府和贪得无厌的“客军”所征收的沉重赋税，以及日益增多的激进主义和社会冲突的迹象。为了保护自己，商界领袖们建立了商团作为对抗力量。当大元帅在1924年8月发现商人从欧洲进口了大批武器时，他下令没收，这一行动由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在广州海军舰只的帮助下完成了。经过两个月无结果的讨价还价和一次流血冲突后，孙博士命令他所能指挥的全部部队镇压商团。他们在10月15日照办，通过纵火和掠夺，摧毁了广州的大部分商业区。这个行动在国内外严重地损害了孙博士在广州商界的声誉。①但是在11月13日，这位上了年纪的领袖离广州前往北京，由于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对其上级吴佩孚发动的政变，他争取当总统的希望重新出现了。
当孙博士在北京死于癌症时，许崇智将军带领的粤军部队，会同由蒋介石指挥并配备黄埔军校的军官与学生的两个党军的教导团，对陈炯明及其支持者发动了一次征讨。这次行动现在称为第一次东征。在1925年2、3、4月，只得到云南和广西“客军”牵制性援助的联合革命军，成功地一路打到广东省东部边境，攻取了几个主要城市，缴获了大批装备，但是未能打垮陈的军队。6月，东征军返师，放弃了大部分攻占的领土；这样做是为了对付已经牢牢地控制广州的滇军和桂军。
东征的几个特征预示了后来的北伐。一个特征是党军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良好的纪律和高昂的士气，他们受到充分的教义的灌输，并在蒋将军制定的严厉的“连坐法”控制下作战。另一个特征是先行于革命军或随同革命军的宣传队，它们分发传单和向民众作调子高昂的讲话以取得支持。结果，农民提供给养，充当间谍、信使、向导和搬运工。如同后来的北伐，俄国军官担任军事顾问，他们制订战略，帮助运输和补给军粮，指引大炮的火力。19名俄国军官因在南方的实践而熟悉了中国战争的实际情况，从此他们生气勃勃地进行工作，以使革命力量为更有效的战斗作好准备。最后一个特征是，敌人方面存在对立和不团结，而革命阵营的指挥将领之间也出现了摩擦。甚至在低级军官中，在青年军人联合会之内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和成立对立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其他国民党军官之间也存在冲突的隐患。①1925年强化了的革命气氛
孙逸仙博士死于1925年3月12日，给他的追随者留下了一份汪精卫起草、垂死的领袖在3月11日签名的遗嘱。下一个月，在中国所有大城市举行了十分强调孙博士革命目标的纪念会。②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办的上海大学积极地进行革命宣传，并鼓励学生们投身于组织劳工的工作。共产党领袖们恢复了他们具有强烈反帝色彩和矛头主要指向上海日资纺织厂的工人运动。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全国约280名工会代表聚集在广州召开大会，并组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总工会。总工会的目的是把所有工会组织起来参加由富有战斗精神的单一组织领导的国民革命，不过有许多反共的工会拒不参加。26人的执行委员会由共产党员控制，同时它的所有主要工作人员都是党员。①于是在上海，一个日本工厂的罢工点燃了导致五卅事件的导火线。
5月15日，日本卫兵向一批中国工人开枪，他们侵入了暂时关闭的工厂，要求工作，并砸坏了机器。工人领袖之一（是共产党员）伤重而死。其他的工人领袖和上海大学的学生们立刻开始了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资本家的鼓动，把那个被杀的共产党工人树为烈士，然后要求释放因示威而在公共租界被捕的学生。一个在本城安全地活动的新近组织的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们，用了一切办法劝说那个日本工厂的工人们坚持罢工。示威者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6月2日外国纳税人将表决公共租界的四个章程，他们反对租界内外国人为中国人制订规定。中国需要取消“不平等条约”，而不允许加以扩大。②当5月30日星期六上海地区8个学院的学生在公共租界集会，进行反对不平等条约和中国军阀的宣传并要求释放他们6名被捕的同学时，可能没有人策划一场动乱，也没有人预料会开枪。租界的警察在他们上级的命令下，企图阻止街头示威，逮捕了拒绝停止游行的学生，并立刻发生了与学生和示威行动的中国旁观者的头破血流的冲突。当大批愤怒的群众涌向被捕学生拘留地及储藏武器的老闸巡捕房时，根据后来对当时在那里负责的埃弗森巡官的调查和听审时的证词，他担心群众会冲进巡捕房。为了阻止这个行动，他命令中国和锡克的巡捕向被激怒的人群开枪。下午3时37分，枪击使4名中国人死于人行道上，还有多人受伤。8人后来死于枪伤。5名，可能是6名被杀者是学生。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再也不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
五卅事件给了国民革命巨大的推动力。上海的地方领袖和政治活动家立刻组织全市抗议，在6月1日星期一早上，抗议进而发展成总罢工。遭到警察镇压的进一步的动乱持续了几天，又有10名中国人丧失了生命。随着万国商团和五强派出的约1300名海军陆战队在街上巡逻，公共租界成了一个武装的兵营。中国新闻界公布了详细报道，学生团体分发了无数传单和漫画，并向其他城市发送电报和信件，号召支持罢工者和反对帝国主义。至少在28个城市发生了示威游行。排外的动乱在镇江的英租界爆发；在汉口的动乱中有更多的中国人被杀和受伤，在九江的动乱中，日本和英国的领事馆被捣毁。经费从全国各地、华侨和苏俄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以支持罢工者。在6月23日的广州惨案中，数十名列队而进的中国人遭到沙面租界的机枪扫射，这更加剧了对外国特权的仇恨。由于旷日持久的罢工和抵制，英国和其他列强的政策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因此，“五卅运动”是一次全国性的抗议；它还激起了全世界反对旧条约制度的舆论。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发展迅速。学生们涌向广州进入陆军军官学校。共产党对罢工和抵制的有力领导吸引了数千名新党员。共产党通过向罢工者发放救济款的办法，突然找到了一把使上海劳动力工会化的钥匙，从而成为上海劳工运动的支配力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广州的劳工变得更加富于战斗精神。同时，上海国民党内部的反共浪潮在高涨，许多城市的中国企业家对共产党领导他们的工人的情况变得警惕起来。总之，虽然民族主义的情绪在沸腾，社会革命趋于更加激烈，但反革命的种子也得到了培育。
巩固南方革命根据地
由于留在广州的领导人处境危险，广州对五卅事件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