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最后一次“革命”行动讨袁失败之后，逐渐衰落了。大多数知名的社员卷入了军阀政治的漩涡；柳亚子等另外一些人在短期从政之后，又重新从事报刊工作。
当五四运动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社会文化风气的时候，南社这一插曲差不多已经被人们忘记了。虽然意识形态方面的鸿沟是显而易见的，但在五四领袖们和这两个过渡群体的成员之间仍然可以在社会事业上找到某种联系。当陈独秀说服一位上海出版家资助他的新刊物《青年》（不久就改名《新青年》）的时候，一些南社社员和条约口岸的有势力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仍然掌握着各主要报纸。上海三家主要报纸——《申报》、《新闻报》和《时报》——的文学副刊的编辑是鸳鸯蝴蝶派的能工巧匠如周瘦鹃、张恨水、严独鹤、徐枕亚和包天笑。包也是南社的一名积极的社员。五四的知识分子们很幸运地能够在由南社控制的报纸上，宣传他们的事业，并能赢得其他革命的报刊工作者和梁启超的追随者的支持。后来他们又逐渐从鸳鸯蝴蝶派作家们的手中，夺取了各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地位。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小说月报》的内容和版面的改变。这份由严肃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杂志，本来是鸳鸯蝴蝶派的基地，茅盾在1921年担任编辑后将它改造成了“新文学”的主要喉舌。
文学革命
当《新青年》越来越引起报刊界和学术界的注意的时候，文化革命的气氛早在1917年2月文学革命正式开始之前，就已经酝酿成熟。在1915至1917年这段时间里，陈独秀的杂志发表了越来越多的吴虞、易白沙、高一涵和陈自己的文章，攻击儒家和赞扬西方思想。胡适首先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主张，受到陈独秀的热烈欢迎，认为是整个反传统崇拜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胡适本人曾津津有味地谈论这一著名史实，并在无意中把自己对这一重要事件的“看法”永久化了。①下面的分析可能与胡适的说明不尽相同，但不可避免地要加以引用。
当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写的一首诗中首次使用“文学革命”一语时，他的主要意图只限于和朋友们对中国的语言进行学术性讨论。他急于争辩并证明白话可以作为有生命力的文学工具。早在胡适之前，白话的重要性已经被认识到了；大批晚清的思想家和报刊工作者文学家，早已将它作为一种群众启蒙手段加以宣传和使用过。胡适知道这些先例，但他的确也提出了一种“革命”性的主张——他的先驱者们或者是不曾觉察到，或者是未能有信心地加以提倡。晚清提倡白话的人，虽然认识到它可以作为普及政治教育的媒介，却没有承认它是文学表现的主要形式。胡适比严复和梁启超走得更远，他明确指出在过去的千余年中，中国文学的主流并不是古典文体的诗文，而是白话文学。在胡适看来，文言已经是“半死”的语言，它对传统中国文学内容的僵化和形式上的过分雕琢，尤其是诗歌，起了助长的作用。而白话则是文学演变的自然结果；它作为一种活语言的生命力，已经在宋朝理学家们的语录和元明两代的戏剧和小说中得到证明。胡适认为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统一趋势在元代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一趋势，如果不曾被“八股文”的强制推行和明以来的古文运动所遏止，中国文学就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口语的白话文学——胡适把这一现象与但丁以后的意大利文学、乔叟以后的英国文学、路德以后的德国文学相比拟。（因而以后他在芝加哥大学讲学时说，这次文学革命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因此，他相信一种活的语言是现代思想运动的先决条件，而中国文学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换句话说即是恢复宋朝以来文学演变的自然过程。
胡适知道白话文学本身并不能成为一种新文学；“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是他坚持语言工具的优先地位：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①后来他自己承认纯粹是“文体革命”的这一想法，在他1916年10月给陈独秀的信中表现得很清楚，在这封信中胡适列举了新文学的八条原则：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胡适在这一最初的说明中，对文学形式方面所提的建议显然比对内容方面更为详细和具体。陈独秀虽然热烈地支持胡适，却担心他的八不主义可能被理解为传统的“文以载道”。因此胡适在《新青年》1917年1月号上发表的下一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中，改变了他的八不主义的顺序（新的顺序是八、七、五、六、二、一、三、四），并试图对新文学的实质加以更多的注意。为了区分新“质”和儒家的“道”，胡适强调了两个方面——“感情”和“思想”——但这仍然含糊笼统。他更加详细地阐述了另外三条原则：二、不模仿古人（他主张用进化的眼光看待文学并高度赞扬晚清小说）；六、不用典（他力图区分仍然具有现代意义的广义的典故和他所摒弃的过时的狭义的典故）；和八、不避俗字俗语。这最后一条显然是他最关心的中心问题，也是他以前和朋友们辩论的症结所在。
但是胡适文章中那种谨慎的语调和学者态度对《新青年》编辑们的激进情绪来说，实在是太温和了。钱玄同不同意胡适对用典所采取的宽容态度，全面反对用任何典故。在陈独秀看来，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不言而喻的；他没有功夫去进行学术性的讨论。在1917年2月1日出版的下一期《新青年》中，陈独秀干脆抛开胡适那些温和的改革主张不谈，宣布文学革命已经开始：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胡① 适）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①诚如周策纵教授所指出的，陈独秀攻击的目标是由三个文学派别占主导地位的流行风尚——桐城派和《文选》派的古文以及江西诗派的诗歌。②尽管陈独秀的三条原则中的建设性部分也包括了胡适主张的白话文体，但更主要的却是针对文学的内容。陈独秀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主张引进现实主义，因为他认为现代欧洲文学已经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进化到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而现实主义较自然主义更适合中国。③他的另外两条原则似乎是把胡适对白话文体的关怀改变成了创造新文学的政治性要求，新文学在内容方面应当更“大众化”和“社会化”。
但是，虽然陈独秀讨厌传统文学的精英主义，他的大众化倾向却仍旧是模糊的。他所理解的那种新文学顶多也只能称之为“社会现实主义”，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文学。凡是现实主义地、真实地描写社会各种人物生活不同方面的新文学作品，只要不是属于“少数贵族”的，他大约都会欢迎。在这一早期阶段，他还不是只专注于更具阶级意识的工农方向。陈独秀虽然拟议出一种范围更广阔的新文学，但他并没有提出创造这样一种文学的具体办法。胡适在1918年春季发表的一篇比以前更有闯劲的题为《论建设性的文学革命》的长文中，讨论了这一任务。
胡的文章里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说，文学革命的建设性目标是创造一种新的白话民族文学。但是既然还没有标准的“国语”，又怎么创造这样的文学呢？胡适的回答带有实验的特点：新的作家应该用一切可用的口语写作。他们可以用传统通俗小说的语言，而以今日口头的说法作补充，如果有必要，甚至还可以用一些文言词语作补充。在所有类型的作品中——诗歌、书信、笔记、译文、报刊文章，甚至墓志铭——他们都应当只用白话。经过不断练习，用白话写作会逐渐变得容易。关于文学创作的“方法”，胡适认为新文学的题材应当拓宽，要包括一切阶层的民众，并且认为实地观察和个人经验，再以生动的想象加以补充，应是写作的先决条件。
虽然胡适不厌其烦地阐述了语言工具和文学技巧，但他对他建设性建议最关键的部分——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却不置一词。和陈独秀不同，胡适不大愿意就他所认为的中国现代读者最理想的新文学类型，作详细的说明（不管怎样笼统的说明）。这可能是由于胡适比陈独秀更少成见，不那么固执已见。①但是更可能的是，他根本没有兴趣，因为对他来说，文学革命实质上是一场语言方面的革命。但是，已经开始的思想革命就是要完全改变中国文化的内容，而文学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部分。陈独秀理解两种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之间的这种关键性联系，并使这种联系得以实现。相反，胡适则从来没有像《新青年》其他领袖那样，投入反传统主义的事业。他在学术上全神贯注于语言，使他因而奇怪地没有觉察到它的思想实质。
就胡适个人所关心的目标而言，文学革命是完全成功了。白话逐渐用于迅速增多的所有新文学报刊。1921年，教育部通令小学教科书一律用白话。反对派起来得太晚也太软弱无力，“文学革命大军”轻而易举地便将它击溃了。林纾给蔡元培的那封著名的长信，是在1917年发动文学革命之后几乎两年才写的。胡适的老友和对手梅光迪、吴宓和胡先驌创办的《学衡》杂志，到1921年才出版，那时白话文早已成了“国语”。当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章士钊于1925年在他的《甲寅周刊》上放最后一炮时，胡适和吴稚晖在他们的回答中甚至没有认真对待他；新文学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完全可以用戏谑的口吻哀悼老章和旧文学的“死亡”。
除了进行人身攻击以外，反对派的论点集中在几个有关的问题上。《学衡》派反对胡适的进化论观点，坚持说，在进化的最后阶段出现的几种文学——如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不一定比以前的文学好，也不能取代早期的文学。①因此每一种文化的古典遗产都应予珍惜，因为它为改变与改革提供基础。作为中国古典遗产的主要媒介，文言不能完全被白话取代。林纾更进一步争辩说，如果对文言文没有全面的知识，作家们就不可能创造出一种白话文学。
这些论点显然都倾向古典主义，至于《学衡》派，他们的老师白璧德的思想印记也很明显，他要求他的中国追随者“保存包含在中国的伟大传统中的真理的灵魂”。②但是在这热情奔放的破除迷信的新时代，这种理性地保卫传统的主张无论想得多么周到，也注定要失败，因为它与要求革命变革的激进冲力背道而驰。文学进化论的概念不但是胡适的特点，也为这激进的一代中许多人所拥护，它是他们对未来看法和西化倾向的直接表现，他们认为必须用西方观念来取代旧传统，才能将中国转变成现代国家。甚至连反对派也不反对变革；他们只不过反对某些过火行为。他们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的最弱的一环，就是他们看不起和不信任白话文。他们担心口语变化太快，因而不适宜作为“经典”著作或文学杰作的语言，因为它们是永恒的，至少应能为后世所理解。白话文的倡导者和反对者似乎都不曾认识到，最后在五四文学中形成的“国语”是一种口语、欧化句法和古代典故的混合物。保守的评论家们忧虑得不是地方，因为文学中使用白话并不一定会降低质量；而且这种忧虑也太早了，因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到30年代又遭到像瞿秋白这样的左翼评论家的抨击，认为它是披着现代外衣的贵族精英主义。
新作家的出现
文学革命的破坏任务虽然遭到一些软弱的敌人的零星抵抗，还是很容易地就完成了，它的建设阶段却是更困难的。
中国的“新青年”们对文学革命立即作出的热烈响应，也许超出了这一运动领袖们的梦想。几年之内，新文学杂志有如雨后春笋，在各大城市成立的文学团体在100个以上。①所有这些自发的发展都证明了五四运动，特别是学生们1919年的游行示威所引起的热烈情绪。
新形成的文坛的领导权起初掌握在北京地区的教授们手中：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沈尹默、鲁迅（周树人的笔名），和周作人。他们的一部分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朱自清，还有叶绍钧——创建了新潮社，并出版了同名的刊物。一位有学问又有进取精神的编者孙伏园，接管了北京《晨报》副刊后又接管了天津的《京报》副刊，把它们变成新文学的出色橱窗，登载新秀们的著作。这些学者、学生、编辑和撰稿人，以北京为中心结成一个松散的集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一种文质彬彬的学者风度，与上海文坛那些傲慢的人的狂放任性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京派”中的老成员们——周氏兄弟、孙伏园，钱玄同和出版家李小峰——后来创办了《语丝》周刊（1924—1930年），发表著名的有教养的语丝体评论，避免过激的立场。《新青年》的领导于1921年分裂后，胡适很快分离出去，并和一群主要是受过英美教育的学者——著名的有陈源和徐志摩——携起手来。陈源创办了《现代评论》，而徐志摩则是新月社的主将，该社后来出版《新月》杂志（1928—1933年），在抗拒左派和鲁迅的攻击、捍卫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文学和政治观点的文学论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20年代早期，在《新青年》已变成政治刊物从而失去了在新文学中的领导地位以后而《语丝》和《新月》还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