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在激烈战斗期间，杜松试图占领一个山顶，不料又陷入另一次埋伏。日落之前，这个“疯子”将军和他的两个分队指挥官一起都已被杀；渡过浑河的人很少生还。
监察官员们谴责杜松“欲贪首功”。他的恶劣行为包括擅自把他的起程日期提前，放弃火器，反对他部下的建议而渡过浑河，以及背水而战。这次战役失败的严重责任最终落到杜的头上——这种判断为皇帝所接受。但是，这些批评完全以一个监察御史推敲出来的一份战地报告为根据，而他的报告又完全以四个士兵提供的口头叙述为根据，其中三个士兵执行侦察任务，只有一个士兵在这次战斗中实际作战。这些批评者不考虑最高统帅给指挥将领们添加的不适当压力，更少考虑大学士方从哲对整个战争工作所施加的压力，方从哲本人正面临不满的朝臣们的批评。
事实上，杜松的部队应当在4月14日出发。他实际上是在4月13和14日之间的午夜起程的，这在技术上和他的命令并不是不符的。他战术上的错误可能是受缺乏充分侦察的限制。可是杜松的部队一旦投入战斗，他便不得不靠占领一个突出的高地来保卫他的阵地。战车营被留在后面不是指挥决断的结果。仓促碰上敌人，杜松赶到了前线。后来车营的指挥官证实，浑河的急流使得带着重型装备和黑色火药渡河很困难，所以他停止了前进。但是前线部队仍然有许多枪。对杜的指责因而基本上是不公正的，尤其是指责他没有使用火器。应当指明，对任何战争或这次战役的结果，火器都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其后的尚间崖和牛毛寨的战斗中，中国和朝鲜的轻型炮都不能够快地射击以击退坚决进攻的骑兵大兵团。后来，在开原和铁岭战斗期间，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1619年4月15日在尚间崖的战斗重演了前一天战斗的格局。中国人的战术指挥再次把自己分割开。努尔哈赤在攻击敌军主力之前，再次消灭了敌人派出的突击部队。当努尔哈赤重新部署他的各旗时，明军再次不能够快地行动以夺取战术优势。唯一的差别是，在这次战斗中明军有时间占据防御阵地。从另一方面来说，满族人后面还有一天成功的激烈的战斗。在尚间崖，中国的指挥将领马林没有死于这次战斗；他撤退到了安全地带。派到他指挥部的高级文官潘宗颜监督后方梯队，在战斗中被杀。因杜松在前一天战败的消息而感到沮丧的中国士兵，一看见敌人就溃逃；潘的致命创伤是射在他背上的一支箭造成的。
这两天的战斗彻底摧毁了明前线的北部防区。只剩下南面的李如柏和刘綎。努尔哈赤开始放下心来。他派出两支蒙古诸部组成的先头部队，一支由1000骑兵组成，在4月15日；另一支由2000骑兵组成，在4月16日。做完这些，他花时间为他的胜利而感谢上天，在界藩献祭了八头牛。4月16日晚些时候他才动身往南去。他本人没有走出赫图阿拉，他在京城保留4000人的部队作为预防李如柏从鸦鹘关进攻的措施。对刘綎的军事行动由他的儿子大贝勒指挥；另一个儿子洪台吉和他的侄子阿敏台吉也参加了这次战役。按照满文资料，牛毛寨之战发生于作出向南行动决定之后的第四天；那就可以把它定在4月20日。朝鲜的记载注明的日期是4月17日，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时满族部队还在向南的途中。
最后的对抗
牛毛寨之战是在杨镐事先不知道，并且违反他的希望的情况下打的。在北方战线崩溃以后，这位经略马上命令南方的两支纵队停止前进。在极为困难的地区作战，并只和满族斥候接触的李如柏，及时撤出以避免更大的灾祸。但是刘綎没有接到这道命令。当满族人的袭击临头时，他的纵队仍处于行军队形。朝鲜资料说这时士兵们正在村庄中抢劫。中国通讯系统的低效率是太明显了。
可是按照满文资料，刘綎的部队能够顶住大贝勒进攻的最初浪潮。这位中国将领在他纵队的前面指挥明的各支队伍，带枪的朝鲜部队跟随在后。在他们后面更远一点是朝鲜步兵的余下部分。为了重新发起攻击，满族人派出骑兵队悄悄插入这些兵团，并占领了它们西边的一些高地。正面攻击得到了洪台吉指挥的对侧翼的向下冲锋的援助。当中国人被击溃时，他们的指挥将领也和他们一起丧生。中国人后来声称刘綎是在战斗中被杀的。满族人说他被俘并被处死。朝鲜人说他点燃他身下的黑色火药而自杀。
满族人在一个星期之内，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赢得了一连串辉煌的胜利。这次战役以后三个月，努尔哈赤占领开原，杀了马林。这之后七个星期，他扬扬得意地进入铁岭。余下的女贞部落被吞并。北京最后不得不下令逮捕杨镐。他死刑临头达十多年之久；他在1629年才碰上了刽子手的大刀。原来四个战地指挥官中唯一活下来的李如柏，和他的经略一样，在他撤退之后的一年半被捕。他宁愿自杀，而不愿面对他和他的亲属曾和满族首领亲善的指责。
在辽东受挫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京师的粮价因居民开始感觉到围城的可能性而突然飞涨。1620年早期，军队报告说出现了空前比率的逃亡现象。有时团营规模的部队一夜之间便消散了；士兵们成千地逃走。原来指定只生效一年的土地税上的附加税不能停止，相反，却增加了。明朝廷还能找到一个可以代替杨镐的人熊廷弼，不过他受到他的党派性敌人的恶毒攻击。仍然勉强抗拒让出他私库中银锭的建议的万历皇帝，于1620年夏天去世。在他死前大约三个月，他告诉大学士方从哲，辽东文武官员们之间和之中的不和导致了这场灾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给那么多别的人做出过判决的万历皇帝不知道历史家们将给他做出的判决就死了。虽然在他临终的日子里，他病得很厉害，头晕眼花，长期卧床不起，甚至不能阅读带给他的奏疏，但他作为天之子，仍然要对帝国内所有出了毛病的事负责。他生病和不能做什么以改变帝国体制，事实上并没有差别。总有人要承担最后的责任，这个人就是这位皇帝。
① 孟森：《明代史》＇375＇，第282及以下各页。
① 关于郑贵妃，见前《万历时期》。
第10章 泰昌、天启、崇祯三朝，1620——1644年
直到最近，大多数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仍然倾向于把明朝统治的最后25年看作是王朝衰落与最后崩溃的重演，这出古老的戏文以前已经演出过许多次了。然而，简单地用我们所知道的对汉、唐或宋王朝结局的看法，去套泰昌（1620年8月28日至9月26日）、天启（1620年10月10日至1627年9月30日）、崇祯（1627年10月2日至1644年4月24日）三朝，是忽视了它们的许多独特与具有重大意义之处，因为17世纪上半叶，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等重要方面，是一个跟过去很不相同的国家。甚至从16世纪初期起，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不仅对目前研究的这个时期，而且对此后中国文明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因此，任何企图把晚明的历史轻易地归结为朝代盛衰周期性的不可抗拒的结果，理当受到坚决果断的拒绝。
但是，明帝国是在17世纪40年代被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满族入侵者及其联盟征服的，而本章的目的之一是探讨这一重大军事、政治事件如何发生。使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探讨必须同有时似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作斗争。首先是明代中国的疆域之广与差异之大。譬如，从中国北方平原北部边缘的北京到亚热带的广州，距离差不多有1200英里，相当于从哥本哈根到巴勒莫，或从多伦多到迈阿密。从青葱的长江三角洲上的苏州（靠近现在的上海）到多山的西部省份四川的成都，有1000英里，这大致等于从伦敦到布达佩斯或从华盛顿特区到堪萨斯城的距离。
尽管在气候、地形、农业、人口密度、语言和地方风俗上有巨大的差异（更不必说运输和交通上的困难），明朝的官员做了一件令人钦佩的工作：在该朝276年历史的许多时间里，保持了这片广袤领土上的和平与稳定。不过，同样明显的是，他们在有些地区比在其他地区更有成效，这个事实反映在关于这个帝国的有些部分的资料很丰富，关于其他部分的资料很贫乏。因此，要自信地概括诸如“明代的经济环境”之类的题目，或稍微精确地估计一下一个地区发生的事对另一个地区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如果不是不可能，也往往是困难的。
第二个困难来自对上面讲到的有些可变因素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例如，我们公认的关于东亚气候史的基本知识表明，在17世纪中叶，中国跟北半球的其他许多国家一样，经历了几百年来最寒冷的冬天（也许还有格外凉爽与变化不定的夏天）。②然而，这种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迄今都没有认真或详细的讨论，当考虑到在此后发生的许多事情中，“坏天气”和“歉收”将是两个循环不已的主题时，这个事实就特别令人感到遗憾。
对明代人口统计的研究，也基本上停留在初步阶段而无多大进展。在14世纪发生的在某些方面与欧洲相似的可怕灾害之后，中国人口明显地从大约1。2亿下降到6500万至8000万，①此后，这个国家的人口在15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似乎增加得很慢而且不均匀。16世纪初是人口开始迅速增长的一个时期，这时经济上先进地区的城区显然在迅速扩大。①到16世纪后期，中国的总人口也许已经达到1。5亿至1。75亿。然后，在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的某个时候，这种惊人的人口增长到了一个终点，在此后一个长时期内，人口总数或者不变，或者某些地方实际上下降。
这种人口统计上的突变，它发生的时间和它的地区性变化，刚开始被了解。其中一个促成因素必定是气候。在1586—1590年间和1637—1644年间，伴同或者跟随洪水、干旱和其他摧毁收成、造成食物短缺的自然灾害而来的，是某些致命的时疫。不过，这类灾害有许多是地区性的。主要的粮食生产与出口地区，如湖广南部和江西中部，看来只受到轻微的影响。的确，除去北直隶、河南的某些地区和落后的西北部外，许多受灾地区是以商业化的农业、先进的手工业和众多的城市人口闻名，或者是位于重要的贸易路线如大运河、黄河和长江沿岸。②这里面的一个含意是，像在欧洲那样，北部边缘地区较之南部富庶地区也许更加严重地受到气候变化特别是更冷的气温的影响。另一个含意是，这些灾害并不说明古典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正确，即人口的迅速增长剥夺了农业地区抵御灾害的能力。还不如说，它们似乎反映出（至少是部分地）某些经济先进和人口稠密的地区更容易受到巨大的内部和地区间谷物市场上哪怕是暂时的混乱的打击。的确，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即使在17世纪40年代初折磨长江三角洲的可怕的“饥馑”中，当地仍有大米可买。问题是本地的歉收和其他种种因素促使价格高涨，许多人根本买不起罢了。
但是，为什么在17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里，对于食物的支付能力竟然成为问题，为什么明朝政府对缓和局势显然无能为力？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简单扼要地考虑一下16世纪时中国经济生活中发生的某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丝毫不是由于中国参与了有时被称为“欧洲的扩张”的开始阶段，而是有比那个术语所包含的意思复杂和有趣得多的原因，至少对研究亚洲历史的学者来说是这样。16世纪前半叶，中国的经济有了虽不稳定然而是实质性的增长，这再次与欧洲的发展相平行，或者还以某种迄今尚不了解的微妙方式与其发生联系。然后，随着长崎和马尼拉在16世纪70年代成为主要的贸易中心，商业活动在东亚水域急剧增加。没有多久，中国的丝绸就在京都和利马的街上被人穿着，中国的棉花在菲律宾和墨西哥的市场上出售，中国的瓷器成为从堺到伦敦的时髦家庭中的用品。
中国由于出口奢侈品而得到大量的日本白银和西班牙美洲白银，这个事实明显地影响了16世纪后期中国某些经济部门的增长。这种增长证明一是件好处多于坏处的事。在积极方面，在这个国家的先进地区，如南直隶南部、江西，以及沿海省份浙江、福建和广东，已经是很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变得更快了。商人、放债者和实业家趁此机会大发其财，奢侈品开支和个人劳务费用的增加证明了这个事实并在这个时期的通俗文学中有生动的描写，①此外，会馆、当铺、银号和钱庄的激增也证明了这一点。②明朝政府也从这种货币流通的增长中得到好处，因为这使它能够对复杂与过时的赋税制度进行早就需要的改革。①尽管复杂并受制于区域性甚至地方性的差异，改革把大多数田赋、徭役以及加派改为征银，从而使王朝立足于也许是从未有过的比较健全的财政上。军队的编制加强了，陆疆和海疆是安定的，这个帝国的绝大部分似乎沉浸在一种普遍的和平与繁荣的气氛中。
这种气氛没有维持多久，因为输入的白银不能解决晚明中国的所有难题。的确，它助长了这样一些新问题的产生，如严重的物价上涨，无控制的城市发展和投机生意，一些论者说，这些发展加大了贫富悬殊与社会紧张。①17世纪初，当部分地由于政府改变了开支政策而导致经济增长放慢时，这种紧张加剧了。例如在1570年以后，岁入白银虽有惊人的增加，但仍赶不上政府开支的迅速上升。②军事开支猛增。16世纪90年代在朝鲜对日本的两次花费很大的出征，在西南边疆与暹罗、缅甸以及土著居民之间不断发生的问题，在北方和西北方蒙古人恢复了的压力，在东北方满族力量的不祥的增长，这些都增长了防御费用。还有大笔的款项用在维修和改进大运河网，加固长城的某些部分，重建北京毁于1596和1597年火灾的几座宫殿。①万历皇帝的穷奢极侈，使帝国的财力更加紧张。在他的财政上稳健的首辅张居正1582年去世后，他就开始了挥霍，为自己、皇室，特别是他的儿子们的婚事和授职仪式任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