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236＇，第525页以下、549页；罗荣邦：《明朝水军的衰落》＇358＇，载《远东》，5（1958年），第152—155页。
① 见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第32—34页；朱偰：《郑和》＇102＇，第98—111页；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33—34页；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1402—1424年》＇546＇，第66—67页；以及徐玉虎：《明郑和之研究》＇236＇，第525页以下、549页以下。
② 华绘：《明代定都南北京的经过》＇238＇，《禹贡》，2，11（1935年2月），第37—41页；吴缉华：《明成祖向北方的发展与南北转运的建立》＇575＇，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I，第152—162页；爱德华·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第114—117页。关于作为正式国都的北京的兴建详情，见侯仁之：《北京史话》＇208＇（北京，1980年），第6章；谢敏聪：《明清北京的城垣与宫阙之研究》＇227＇（台北，1980年），第3章。
③ 吴晗：《明代靖难之役》＇591＇，第912—923、933—936页；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34—140页。
①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82—186页。
① 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15—131页。
① 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581＇（台北，1961年），第40—42、76—82页；星斌夫：《明代漕运研究》＇207＇（东京，1963年），第26—31页。
② 关于阮安在建设京城中的作用，见张秀民：《明代交趾人在中国之贡献》＇31＇，载《禹贡》，3，1（1950年），第53—57页；转载于包遵彭编：《明史论丛》，第7卷，《明代国际关系》（台北，1968年），第63—69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87页。
① 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22—23页。
① 李时勉结果被囚禁，但是在1423年获释。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65页。
② 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6页；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23—124页。
① 关于这方面的简明论述，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82—194页。关于军事组织，见吴晗：《明代的军兵》＇593＇，第94—111页；王毓铨：《明代的军屯》＇558＇（北京，1965年），第42—44页。又见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57—63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38、341页。
③ 见吴缉华：《明代皇室中的洽和与对立》＇582＇，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283—286、321—322页。
①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558＇，第33、50页。
② 见吴晗：《朱元璋传》＇587＇，第198—200页。
③ 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87—188页。德雷尔估算明初部队实际兵力的根据分别是记载在《明实录》的《太祖实录》＇380＇（1418年；1961—1966年台北再版），223，第3270页和张廷玉等人编的《明史》＇41＇（1736年；1972年北京再版），90，第2193页中的1392年和1393年的军队总人数数字。见吴晗：《朱元璋传》＇587＇，第79、81页。吴晗在《明代的军兵》＇593＇第101页估计军队总人数在1393年以后约为120万，在永乐年间约为280万。但是王毓铨在《明代的军屯》＇558＇第51页中则说以上洪武统治时期的数字有点保守。
① 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91页。关于北平省的人口，见《明史》＇41＇，40，第884—885页。关于迁移到北京的情况，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48—152页。
① 关于黎澄制造火器的作用，见张秀民：《明代交趾人在中国之贡献》＇31＇，第70—75页；埃米尔·加斯巴登：《关于安南人传记的两篇文章》＇185＇，第111—113页。
① 关于永乐年间北方的边防，见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第78—85页；吴缉华：《明成祖向北方的发展与南北转运的建立》＇575＇，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03＇，I，第162—166页。
② 关于指挥官的名单，见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62—63页。
① 在后来几代明帝治下，长城被建成或重建成现在我们所知的形式，但在明代初年，长城与其说是一个永久性的物质屏障，也许不如说是一条划定中国本部和亚洲内陆草原的防线。见阿瑟·沃尔德伦：《长城的问题》＇529＇，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43，2（1983年12月），第660—661页。
② 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53—54页。关于明初期的官俸，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421＇（1954年，1958年上海再版），第463—466页。
① 见孙缓贞：《明代屯田之研究》＇487＇，转载于包遵彭编：《明史论丛》，8（台北，1968年），第15—20页；王毓铨：《明代的军屯》＇558＇，第39—44页。
② 见李龙华：《明代的开中法》＇329＇，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4，2（1971年），第373—375、384—386页。
③ 参见吴缉华：《明代海运》＇581＇，第3章。
① 星斌夫：《明代漕运研究》＇207＇，第15—34页。
① 关于运河的简明的论述，见朱偰：《中国运河史料选辑》＇103＇（北京，1962年），第71—77页。
① 吴缉华：《明代海运》＇581＇，第4章，第1节。
① 关于详细情况，见吴缉华：《论明代税粮重心的地域及其重税之由来》＇574＇，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37—45页；黄仁宇：《中的行政统计数字：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官僚主义的批评的一个例证》＇249＇，载《明史研究》，16（1983年春季号），第51—54页。又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1974年），第101页。
② 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第83—85页。关于郭资的报告和分析，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50页。
① 见莫里斯·罗塞比：《明代中国和吐鲁番，1406—1517年》＇435＇，载《中亚评论》，16，3（1972年），第206—222页；罗塞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433＇，第23—31页。
① 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载《通报》，62，3（1976年），第15—31页。
① 见J。弗莱彻：《中国和中亚》＇165＇，第209—215页。
① 关于陈诚的出使，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第17—25页。陈的两个行纪名为《西域行程记》＇52＇和《西域番国志》＇51＇，都写于15世纪早期；载曹溶辑：《学海类编》，1831年；《四部丛刊三编》，33，影印本，台北，1975年。后一个行纪已被罗塞比译成英文：《陈诚的英译文》＇437＇，载《明史研究》，17（1983年秋季号），第49—59页。
① 关于沙合鲁的宫廷史学家所写的波斯文记载，见K。M。梅特拉译：《一个出使中国的使团的记录摘录》＇367＇（纽约，1934年；1970年再版）。
② 关于这些朝贡使团的一份名单，见罗塞比：《明代中国和吐鲁番》＇435＇，第221—222页，和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附录，第29—34页。
① 可扼要参阅黎吉生：《西藏简史》＇429＇（纽约，1962年），第33—41页；约瑟夫·科尔马斯：《西藏和中华帝国：1912年满族王朝灭亡前中藏关系概述》＇289＇（堪培拉，1967年），第18—30页；石泰安《西藏的文明》＇478＇（斯坦福，1972年），第77—79页。
① 关于这类接触的中国官方记载，见罗香林编：《明清实录中之西藏史料》＇356＇（香港，1981年），第5—8、19—22、23—43页。
② 见哈立麻传，载《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81—482页。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08—1309页宗喀巴的传记。
① 这个题目的权威著作是司律思的《（明代的中蒙关系，Ⅰ）洪武时代（1368—1398年）在中国的蒙古人》＇457＇（布鲁塞尔，1959年）；《（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年》＇458＇（布鲁塞尔，1967年）；《（明代的中蒙关系，Ⅲ）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年》＇459＇（布鲁塞尔，1975年）。关于更简明的论述，见同一作者的《明代的蒙古朝贡使团》＇452＇，载《中亚评论》，11，1（1966年3月），第1—83页；《明代的中蒙贸易》＇460＇，载《亚洲史杂志》，9，1（1975年），第34—56页。它们广泛地取材于《太宗实录》＇380＇的摘要，这些材料收于羽田亨筹编：《明实录抄：蒙古编》＇198＇，第1卷，载《明代满蒙史料》＇496＇，第261—557页。
② 见司律思《朝贡制度和外交使团，1400—1600年》＇458＇，第119—120、152—157页；和司律思：《明代的蒙古朝贡使团》＇452＇，第16—22页。
① 司律思：《朝贡制度和外交使团1400—1600年》＇458＇，第9、10章各处；司律思：《明代的中蒙贸易》＇460＇，第38—43页。关于设马市的情况，见司律思：《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年》＇459＇，第92—93页。
② 见司律思著《明代的蒙古朝贡使团》＇452＇第16—22页中的概述。
① 见戴维·M。法夸尔：《瓦剌中国的纳贡关系，1408—1446年》＇157＇，载《阿尔泰研究，尼古拉斯教皇诞辰纪念文集》，尤利乌斯·冯·法卡斯、奥梅尔简·普里特沙克编（威斯巴登，1957年），第60—62页；罗塞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433＇，第50—55页。关于官方记载，见白翠琴编：《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413＇，第19—42页。
① 见司律思：《永乐时期中国女真的关系，1403—1424年》＇456＇（威斯巴登，1955年），第3章；又见罗塞比：《元明时期的女真人》＇434＇（伊萨卡，1982年），第16—36页。
② 司律思：《永乐时期中国女真的关系》＇456＇，第25—28、42—71页。
洪熙统治时期
1424年8月永乐帝在最后一次远征蒙古之役后回朝时死去，这标志着强有力的军事扩张的结束和一个内部改造的时代的开始。这些新的为政的态度被继位的洪熙帝之治制度化了。虽然他在位不到一年，他的儒家理想主义的影响在以后整整一个世纪中仍能感觉得到。
洪熙帝（朱高炽）是永乐帝与其嫡妻徐氏所生的长子。他生于1378年8月16日，当时他父亲为燕王，年仅18岁。在他儿童时代，他接受武术和儒家学术的正规教育。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箭术，但总的说他很少表现出从武的资质。相反，使他的老师们十分欣喜的是，他专心致志于经籍和文学——事实上，这可能使他体质单薄，健康不佳。①朱高炽的祖父洪武帝亲自关心燕王的几个儿子，为这位未来皇帝的温和性格和他对政治的强烈兴趣而感到高兴。一次，洪武帝派这个少年在破晓时去检阅军队，后者回来报告之快令人吃惊，他解释说，清晨太冷，检阅应等到士兵们吃完早餐以后。另一次，洪武帝要他审阅几份官员的奏章。他有条不紊地把文武两类分开，并相应地作了报告。他的祖父不断地被他的文才和行政能力所打动。
但是他的父亲对他却不相同。由于永乐帝本人是一个受过锻炼的指挥将领，他偏爱他的两个较年幼和更好武的儿子朱高燧和朱高煦，并常常带他们去参加征战，①使其长子接受一种不同类型的教育。这样，朱高炽在早年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儒术研究上，并接受他父亲挑选的学者的指导。他们之中有杨士奇、杨荣、杨溥和黄淮等人，他们都培植了与他的友谊，并在他登基后担任了重要的行政职务。 ②1399至1402年，朱高炽逐渐直接介入地方政治，并且在必要时他不只会咬文嚼字。当他父亲率军起事反对建文帝时，朱高炽和他的顾问们负责燕王的封地北京的事务。1399年11月，他手下只有10000士兵，却巧妙地组织了城防，并挫败了帝国将领李景隆的一次攻击。这一次他表现的责任感和正确和判断力，有助于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③1404年5月，他的已成为永乐帝的父亲在大学士解缙和黄淮的极力要求下立他为皇太子，这当然引起了他的几个弟弟的不快。从此，朱高炽不管是住在南京，或是住在北京，在皇帝离开时就担任监国。他在此职务上的表现赢得了他的老师们——大部分为翰林学士——的尊敬，并得到了宝贵的实际行政经验。
可是在以后几年中，他成了他几个兄弟的支持者发动的旨在反对他的阴谋的受害者。1414年9月，永乐帝刚从征蒙之役返回北京，朱高煦诽谤他的兄长未能为皇帝完成某些任务。皇帝申斥了朱高炽，并囚禁了他的两名最亲密的顾问，即大学士杨溥和黄淮。朱高煦最后在1417被放逐，他作为一个直接威胁而被清除。最后，朱高炽对他并不怀恨在心；朱高炽登基后不久就增加了这个亲王的俸禄，并授予他的几个儿子爵位。不幸的是，朱高煦始终未认错。
朱高炽直到1424年8月25日才得知永乐帝之死，这时皇帝的代表带着传位的遗诏到达北京。他立刻与吏部尚书蹇义、大学士杨士奇和杨荣商量。他下令加强京城的治安，并派大太监王贵通（原名王景弘）去南京任镇守。次日，他释放了前户部尚书夏元吉；夏因反对第三次远征蒙古而在1422年4月被永乐帝囚禁。9月7日他正式登基，颁布了大赦令，并定次年为洪熙元年。同一天，他采纳夏元吉的建议，取消了郑和预定的海上远航，取消了边境的茶、马贸易，并停派去云南和交趾（安南）的采办黄金和珍珠的使团。他重新命夏元吉和另一名被贬的官员吴中分别任户部尚书和工部尚书。洪熙帝以这些行动开始取消或调整他父亲的行政政策。①洪熙帝通过改组内阁，授予他的某些心腹顾问显贵的品位，以著名的翰林学士和干练的官员充实行政官署，来开始他组织新政府的工作。在他新任命的官员中，许多人在他在南京或北京摄政时已经为他效劳，有的人在他与永乐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