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要宽泛得多的精英层——超精英层。同时，它又提供了自盛唐以来中国精英们从未体验过的各种刺激与交流的一个活动舞台。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些积极的因素，其中很多并未被当时的精英们所珍惜，也遭到其后各朝代的诋毁，直到现在我们才可能予以重新评价。
元朝作为宋、明两朝之间的一个朝代，尽管给传统的精英阶层带来了冲击，但从社会史角度来说，它印证了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正统模式的牢固性。那种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短暂的”精英阶层作用的扩散，一直被仅仅看成是暂时的、不合常规的现象。一种关于应当拯救什么样社会的观点，以这一个世纪的权宜性妥协为由而坚持了以上看法，这一观点很有生命力，实际上是不可动摇的。元代有意无意施加的各种压力，都没有使中国在其早已确立的社会发展轨道上转向。但这些压力还是导致了对非正常条件的许多有益的反应，尽管人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① ＇453＇史仲文：《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杂剧》，第3—19页：＇80＇詹姆斯·I。克伦普：《忽必烈时期的中国戏剧》，第3—30页。
② ＇558＇吉川幸次郎：《元杂剧研究》，第72—241页；郑清茂汉译本，第44—162页。
① ＇206＇威尔特·L。艾德玛、斯蒂芬·H。韦斯特：《1100—1450年间的中国戏剧史料》，第1—94页等。
② ＇539＇斯蒂芬·H。韦斯特：《北戏发展中的蒙古影响》。
③ ＇799＇邵循正：《元代的文学与社会》，邵的观点对许多当代学者颇有启示。
多元文化
文化史学家们不能不对由于蒙古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才可能在13世纪的中国聚集起来的欧亚文化的形形色色的内容感兴趣。蒙古皇帝们欢迎贸易和商人（而汉人统治者却不是这样），在他们横跨欧亚大陆的地域内搜罗工匠，对他们接触到的所有宗教都给予庇护，并且很愿意任用副手在他们多民族、泛欧亚的政府部门中协助管理。就是在蒙古世界分为四个汗国、早期蒙古大汗强加给他们广阔领土上的短暂和平出现危机之后，在中国，这些多元化的诸多表现依然延续到了14世纪。
到14世纪，从帝国最西边的势力范围来到最东边的中国领土的旅行者已经少多了，但是非汉人社会仍留在中国首都和全国各行省。其中有包括阿拉伯人和波斯穆斯林在内的宗教团体，有从帕米尔东部来的不久前皈依伊斯兰教的人群，有从内亚地中海东部来的聂思脱里和罗马天主教徒（也里可温），有摩尼教徒，有犹太人，有各种非汉人的佛教徒，还有西伯利亚和东亚的各种萨满教信仰者。在那个时代，居住在帕米尔以东的所有民族都有人群住在中国，成了在中国的事实上的代表；此外，帕米尔以西的民族，已知也有几人在中国聚居。
许多种字母以及表意汉字的三种变体（契丹文、女真文和西夏文）都曾使用过，居住在中国或在中国旅行的人们阅读着用这些文字写成的读物。那时在中国使用的口语，几乎包括了历史学家们认为在当时应存在过的所有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以及重要的西亚语言和某些欧洲语言。在忽必烈时代的中国能遇到的这些服装、举止、仪式、食物、艺术、技艺、哲学和学说的多样性，是自7、8世纪唐代长安的盛况以来从未见过的。
与多样性的接触给文化与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诸如兴趣爱好上明显的新倾向，艺术、音乐、文学或建筑上的新风格，本土宗教或思想中的新动向等等，这些特殊的影响在文献中显然都被淡化了，最多不过是模糊地提及。这个时期的汉人精英不能说是已经真正地国际化了，也就是说他们还不能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对外族人及其思想、事物发生兴趣。那个时期的作品中没有多少探讨外来事物的内容，知道了外来的事情也没有表现出欣喜。与此相反，许多著述不经意地将远方的某地与另一地相混淆，并且分不清摩尼教、聂思脱里教与佛教，或者引用了某个当时使用的外来语词汇，但是却说没法知道它的真正意思。解决这些问题时完全不去寻根究底。如果当时中国的统治者是汉人的话，当汉人通过军事扩张把这样的多元化带到中国来时，或许这些有知识的人就会努力探究这些问题了。就是因为是外族统治，几乎没有例外，这些事没有什么可庆幸的，只有忍耐。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几乎看不到元代外族文化给当时或者以后的汉人生活带来的影响。
色目人与汉人精英关系的改变
如果对在元代社会法律上享有精英地位的西亚人（色目人）的命运一点不加以注意，那么对元代精英的讨论就不能结束。如果说汉人对那些有利害关系的外族人可能对他们的文明做出什么贡献不那么感兴趣的话，那么他们对于外族人的汉化则有很深的兴趣。这种兴趣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且在态度上没有什么不同。当代一位著名的学者写到：在辽、金、宋时代，中国仅有间歇性的和平，300年内南北之间的交通中断了。
从元代开始，国门大开，西北成千上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加到了国家的领土之上。色目人可以不受限制地住在中国领土之上。
我们国家的文化向所有人开放，西域人很为羡慕，他们不知不觉地汉化了。
这一写于本世纪20年代的论断，也完全有可能在元朝以后任何一个时间写出来；它完全是以汉人为中心。虽然作者批判了前人不能欣赏元朝统治下汉化了的外族人的文化成就，但他自己感兴趣的仍是中国对于这些外族人的影响，而不是与此相反。
尽管如此，以上所引的这本书仍然具有历史学术价值，它研究了133个生活在元代中国有色目人背景的男男女女，他们汉化了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成就。特别使作者感兴趣的是儒教（对中国的道教和佛教也略有述及）的主张具有的说服力，但这不能充分反映这些人文化适应的全貌，即他们既能够在文化上双元或多元，又有能力生活在说蒙古语、突厥语或波斯语的统治者及其同伴的世界中，还能在文明的中国社会中起作用。在某些事例中，他们被中国文明所吸引，能够完全掌握其形式与内容，这些似乎总是在显示中国的优越感。很自然，这对于元代和元以后的汉人来讲总是一个满意的观察，而且这其中确有很大的客观真实性成分存在。但是，当代历史学家们也能够在那些记载中看到其他的含意。
毫无疑问，中国文明对于草原民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在辽代统治（906—1125年）的两个世纪中，契丹人设法使他们的部落贵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双元文化，而普通的契丹人则仍然在这个文化进程之外。可是，虽然契丹人在智力活动上达到很高程度，也掌握了汉人的高层文化，但他们仍旧是“草原民族”，并没有完全脱离他们游牧生活的价值观。征服了契丹人的女真人，领土的大部分也是在中国的北部，开始时模仿契丹人的双元文化，但为时很短。契丹人的领土上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定居世界，而女真人则统治了几乎半个中国。女真人很快进入了他们生活方式的过渡阶段，热衷于适应汉人的规范，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和他们原有的几乎全部文化，虽然还保留了一些女真制度特征以及他们的战士气质。
在汉人的所有北方邻居和征服者当中，蒙古人受定居文明的影响最小，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他们与定居民族接触时都是如此。在中国，他们几乎没有表现出契丹人那样的对精英文化的适应，①更没有表现出女真人那样的全面汉化。这使得他们在某些方面是强大的，但也使他们更加依靠色目人的帮助来使自己与其汉人属民沟通，执行日常管理工作。在成吉思汗以后的将近一个世纪中，很少有蒙古官员学习说汉语，学习读写的就更少了，虽然在元朝末年学习的人数有所增加，但元末在中国做官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仍有人不识汉字。元仁宗（1311—1320年在位）以后的四个蒙古皇帝中有三个懂一些汉文，①但并没有成为他们人民的榜样。对蒙古文化的自信和对草原生活价值观的深深依恋，导致他们远离汉文明的诱惑，而并非他们缺乏学习的能力。
色目人，也就是西亚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很高，在行政管理上受到充分任用；蒙古人信任他们，知道他们为了保住在中国的地位就要完全依赖他们的主人。取得财富的足够机会并没使色目人独立，他们的处境也是困难的。一方面，为了使主人满意，他们必须完成分配的任务；另一方面，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必须学会怎样在中国社会中运转自如。他们是真正的中间人，总是需要与他们的上级和下级打交道，在二者的文化之间转换。他们中很多人都懂多种语言，可是在他们的蒙古主人和汉人属民中，懂几种语言的人却十分稀少。比如，户部的一位畏兀儿官员，在朝廷要使用蒙古语，在衙门或是社交场合与他的色目人同事交谈时，或许用波斯语或者阿尔泰语系的另一语言，他还会发现，如果他能读汉文公文，或至少能直接与他属下的书吏交谈，那一定是最有用的。这后一种情形在13世纪时还不普遍，但到14世纪已经变得很正常了。
上面所引的陈垣的研究表明一百三十多个西亚人不仅能够使用汉文，他们还对传统的汉文化有出色的造诣。这之中有画家、书法家、诗人、剧作家、经学家和典型的学者—官员。他们应被视为居住在中国的西亚人社会的最值得注意的例子；至于那些不太引人注意的例子——有些人的成就没有被记录下来，但他们能够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工作——则有成千上万。我们可以看到，几十年过后，这个中间群体事实上与汉人精英在感情、特别技能和文化观念等方面靠得更近了。
到14世纪中期，蒙古朝廷显然已不能再对西亚人的前途提供可靠的保障。他们中的很多人当然不愿意返回内亚或西亚的故土，所以他们全心全意地愿意成为中国人。对于这些人的功劳，汉人一般是不持偏见的，甚至他们宁愿将此解释为中国文明优越的证据。对于卷入这种局面下的很多外族人来说，留在中国是在那些不够完美的出路中比较好的选择，虽然不是理想的解决办法，但也实际可行。这些移民的子孙，特别是经济上富裕的那些人，在他们移居的土地上应该是很出色的，这一点无需我们这些20世纪末的观察者作特别的解释。过去中国人对此非常感兴趣，并以此来强调他们文化的优越，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368年明朝军队到来之前，蒙古人连同他们的朝廷撤走了。有一小部分人永久地留了下来，他们大多是驻防军的士兵，在他们军事长官指挥下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是没有汉化的蒙古人，这时他们归属于新的明朝军队。①而这时大批离开中国而重新加入他们草原同胞中去的蒙古人，其生活方式上也没有因为他们在中国的经历而有什么根本的改变。
我们不大了解当时在中国的色目人是什么情况。有一些人随着蒙古朝廷撤到了哈剌和林，但是很多人，可能是大多数，留在了中国。仅仅靠取个汉名，他们就可以在那儿安家，逐步地被完全同化，因为从其体貌来说已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其中有几位在元明过渡时期非常卓越，明朝的开创者曾赞扬他们能够效法儒家行为效忠于衰落的元王朝。他们被树立为榜样，以此来羞辱那些在非常时期表现不那么好的汉人。文献中没有记载西亚人在多大程度上还保留着他们原来文化的因素并以此来丰富他们周围的汉人的生活。可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两个精英群体——法律上的精英色目人与事实上的精英汉族文人——在开始时即使没有公开敌对，也是相互怀疑的，他们在文化上的立足点是不同的，但是慢慢地他们互相吸引，最终合并成社会的一个精英阶层。我们可以设想在这两个社会的普通老百姓中，这种类似的过程也是同时发生的。
① ＇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英译本，第287页。
① 但是应注意萧启庆对早期蒙古人儒化的研究，＇858＇《元代蒙古人的汉学》（参看715页注①）。
① 傅海波和吉川幸次郎都强调了这一点，见＇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
① 蒙古人离开后如何在草原重组他们的社会还不清楚；虽然不是有秩序地全部撤退，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显然返回了草原。见＇447＇司律思：《洪武朝中国的蒙古人》，第5、6章等。
社会阶层：中等阶层与平民
军户
关于蒙古人通过从法律上划分社会四等级以及通过划分固定世袭职业的户籍登记制度来基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等级的问题，已经讨论过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努力创造的八十多个世袭的职业户计，将整个社会都囊括了，实际上是要将这些户计封闭起来，互不相通，而只是各自与政府保持特别的关系。其中军户和匠户这两类户籍对蒙古国家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这两个职业值得进一步讨论，因为他们可以使我们了解一下普通人民的生活，而且对于这些战略上很重要的社会群体的研究揭示了在中国的蒙古人在社会管理上面临的问题。
在元朝以前很久就已经确定了一条原则：中国文官政府一般应该从社会上的普通百姓中征募兵员，以组成军队。但是却没有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稳定的制度确保这一原则的执行，这与为充实文官官僚政府而训练和招收人员的越来越有效的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宋朝在意识形态上是反军事化的，但又处于最紧迫的军事需要之下，于是进行了不断的实验：专业化的禁军、募兵，偶尔使用非汉人士兵的边疆驻防军，以及乡兵。到宋末它的募兵制度特别成问题，已经被逃避征兵、开小差以及行政腐败搞得窘迫不堪。所以，虽然我们可以说存在着一条长期采用的原则——民—兵服务于军队，军队由文官进行非职业化控制——但是宋朝的经验很清楚地显示了在中国的传统中太缺乏组织军队的成功范例。
对中国形成致命威胁、源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