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乐意给老人让座，汽车和火车也不如从前准时了，甚至连苍蝇、老鼠和其他城市害虫也都“杀回来了”，而在10年前或更早些时候，这些害虫曾得到较好的控制。也许有些看法不太确切，仅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怀旧之情，但它的确表明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看法：城市制度垮了。
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加强无产阶级文化的巨大努力（官方说是无产阶级文化，但未详细解释其定义）。这种努力渗透到了市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红卫兵造反揭开了运动的序幕，以后几年的政策，又使这种压力得以保持下去。首先，这个政权不是自由主义的堡垒，因此，许多早年允许的表达形式、风俗习惯和文化物品，现在都被禁止了。①1966年红卫兵破“四旧”期间，许多家庭的珠宝、祖传的神龛、圣经、老式的衣服、香水、古书和一些传家宝都被没收了。就连那些没有被抄家的人，也由于担惊受怕而将他们的门神、外国书籍、古典油画和其他容易引起麻烦的物品毁坏或是埋藏起来。这时候，在很多地方，即使连养金鱼、养鸟和其他小宠物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每个家庭都必须在家里显要的位置张贴毛的画像，并用毛的语录作为家庭的主要装饰。在一些单位，人们每天早晨给毛跳“忠字舞”，回电话时先说“毛主席万岁”。②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人们走在大街上，随时都有可能被勒令停下来，如果他们的穿戴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式样，就会被剪掉头发，撕烂衣服。在有的单位，淋浴室甚至洗衣间和其他一些服务设施都被认为是过分地迎合了“资产阶级”的个人需要而被拆除。
书店和图书馆急忙把新近定性的禁书从书架上取下来，电影公司的影片和剧团也受到了同样剧烈的冲击。一些庙宇被损坏，寥寥无几的基督教堂被关闭，那些希望以任何方式参加宗教仪式的虔诚的教徒们，只有偷偷地在自己的家中秘密地进行。许多娱乐性的活动，如跳舞、郊外野营和一些业余爱好俱乐部都被怀疑有“资产阶级”倾向而遭到大规模的削减。当局还试图通过鼓励人们在传统节日加班，并禁止人们吃月饼、焚香、赛龙舟和其他一些因节日而举行的仪式，来阻止人们对传统节日的庆贺。在大城市里，火葬开始越来越普遍，只有在小城镇和农村仍然实行土葬。其他一些民间活动仪式也都受到了影响——豪华的结婚筵席、身着西服的结婚照以传统的哀悼仪式等，在这些年都在禁止之列。女佣人、武术专家、魔术师和其他一些行业的人都发现，他们的职业因为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毫不相干，所以都成了问题。在大城市里拥有不动产的私房主被迫交出他们的契约，然后开始为他们的住房付房租。小规模的有执照的小商贩和个体工匠前几年是可以经营的，现在又一次被禁止了；甚至一些集体企业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不能给职工发放奖金。70年代对人口出生率开始进行严格的控制，人们生孩子和使用避孕物品都要经过检查，以防止城市家庭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到1977年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事实上，大跃进失败后，在1962的城市地区就推行计划生育，特别从1970年起在对计划生育的宣传和组织等方面都加强了。）
1976年前的一段时期，虽然有些限制开始有点松动，但文化大革命对大众文化产生的效果就是破坏以前的风俗习惯，要求遵循经允许的、范围有限的行为准则。人们在官方不断变化的要求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新的控制措施如此之多，不少人仍感到懊恼，他们眼睁睁瞧着传家之宝被砸烂，再不能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去求神拜佛，再不能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举行各种婚礼或是丧葬仪式。另外一个结果，是使人们的文化和娱乐生活近乎于枯竭状态。人们没有机会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而是被强制性地反反复复参加一些范围很窄的活动，最典型的是组织人们翻来复去地看革命样板戏。
在有些情况下，被允许的活动也很少，那就意味着组织的活动确实不多了。而在过去，单位还经常在庆祝国庆节时给大伙发点好吃的东西，组织各种体育比赛，举办舞会和其他许多娱乐活动以示庆贺；到了70年代，有些单位在这样的重大节日只让职工听个报告，然后就让大伙回家了。学生们也发现，他们的课外活动和有组织的假期活动同过去相比少得可怜。娱乐活动上多变少而产生的奇怪后果是：市民们在他们的业余时间，越来越退回到自己的家中和亲近的朋友的小圈子里，而不像激进派们希望的那样投身到大规模的集体事务中去。
所有这些变化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是复杂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人们明显感到紧张。年轻人参与了红卫兵的活动，父母为他们担忧，甚至吓得心惊肉跳。在有的情况下，这些活动使年轻人同他们的父母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参加破“四旧”的活动，到他们自己的家里翻箱倒柜进行搜查，谴责他们的父母甚至同他们断绝关系。有时，对不同的派别的同情或是政治观点上的分歧，也造成了夫妻间关系的紧张，有的甚至导致了离婚。以后，家长们因无力帮助孩子们免去农村或是不能帮助孩子们计划生活，又感到痛心疾首，家家都在为那些在农村的孩子们能否在这几年中料理好自己的生活而担忧。许多成年人也被迫离开他们的配偶和子女，被送到劳改机构或是“五·七干校”进行“改造”。
尽管有不少高喊无限忠于毛泽东的浮夸之词，然而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家庭的关系和彼此的热爱还是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例如，家里有一个人遇到了麻烦，全家人能休戚与共分担厄运，他们面对歧视，全家人抱成一团，同仇敌忾，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时期娱乐活动贫乏也加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关系网和“走后门”的重要性，也鼓励着人们依靠亲属，而不去遵守官僚的规章制度。或许最重要的是，由于严重的破坏和生活贫困使人产生了寻找盟友和寻求保护的需要；但是由于政治风向的不断变化，许多以前的同盟者不在了或不再可靠了，在处理各种变化无常的生活时，人们比以前更越来越多地依懒于家庭成员和亲密的朋友。因此，在这期间，许多家庭都发现，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日益密切，家庭也更有力量和更加稳固。然而，尽管各个家庭全力以赴，他们还是发现一些重要的家庭目标是难以实现的。使家庭更加富裕，家庭成员能生活在一起，看着儿女们建立家庭并开创自己的事业，以恰如其分的方式庆祝家中喜事——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希望有的家庭目标，而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这些非常基本的家庭目标都经常被挫败，难以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亲属关系遭到严重的损害——城市居民和他们的农村亲戚之间的关系。为对付城市生活的压力，一个人当然首先要靠自己的家庭，住在本城其他地方甚至在其他城市里的亲戚也常常给予帮助。许多市民都能讲一些这样的事：在其他城市里的亲戚如何寄来了“小心轻放”的包裹，里面装满了那里供应比较丰富的物品；通过他们在那个城里的个人关系请专家大夫动特殊手术或是提供其他方面的帮助。但由于当时的其他一些因素，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对移民的限制，城里禁止土葬，禁止祭祖，工作紧张以及工资收入和生活方式的不同等原因——使得中国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形成了两个独立的世界。①一个人同其故乡的纽带关系，同农村的密切联系，是以前传统的中国城市的显著特点，但是在革命后30年来，这种特点越来越不明显了。这里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1952年一位观察家在上海曾写道：“当阴历新年就要到来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老人们都走出乡村，肩上扛着年货，到城里去看望他们的子孙。”②这位观察家提及的这种走访活动，常常要持续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城乡亲戚之间相互馈赠食品、礼物和其他人们喜闻乐道的东西，但是到了70年代，这些现象就很难再看到了。
1976年毛去世时，许多重要的支持政府的力量都被侵蚀了，各地政府的不满情绪在歌舞升平的表象下积聚起来。这时期严格的政治控制使得这些不满隐伏下来，但是偶尔也有一些地方动乱纷起，一些罢工活动、退伍军人团体的抗议以及发生了其他的类似事件。在看似平静的外表下，问题成堆，1976年的几个月里，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去世，再加上毁灭性的唐山大地震，更加剧了人们对未来前途的忧虑。
① 参见李翔云（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和本卷第2、4章。
① 参见安妮塔·詹、斯坦利·罗森和乔纳森·昂格尔：“学生与阶级斗争：广州红卫兵冲突的社会根源”，引自《中国季刊》（1980年9月）第83期，第397—446页。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戴维·拉道克：《中国青少年的政治行为》。
② 例见马克·布里奇和戈登·怀特：《当代中国的微型政治：对一技术单位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情况的分析》。
① 一些中国资料表明，有将近1亿人程度不同地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品。我们自己的研究结 果则认为，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在城市地区由于政治问题而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人超出总人 口的5％。参见怀特和帕里什：《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第9章。
① 中国的资料表明，在 1966—1976年，有 1300万城市人口被以这种方式下放到农村。参见卡 姆·温·詹和徐学强（音）：“1949年以来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化：重建基数”，《中 国季刊》（1985年12月）第104期，第606页。
② 鲁思·埃厄恩肖·洛和凯瑟琳·金德曼：《在外国人眼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位美国女人在 中国》，第209、283—284页。
③ 贝弗利·胡珀：《北京内幕：一个人的报告》，第78页。
① 一份在1978年对中国的192个大城市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每个城市的住房面积在1949年 以后下降了20％——每人从4。5平方米下降到3。6平方米。参见周：“九亿中国人的住房 问题”，第8页。其他一些材料以1952年为例，说那时人均占有住房面积仍有4。5平方米， 参见周叔莲和林森木：“谈谈住房问题”《人民日报》， 1980年8月5日，第5版。
② 对这种平均分配努力的效果，在怀特和帕里什的书中有详细描述。参见《当代中国的城市生 活》第3—4章。
③ 应该记住平等与公平之间的区别。平等是分配方面的绝对差异。但是公平是指人们是否得到 应该得到的东西（按当时的标准的水平）。这样，一个比较平等的分配制度可能被认为是更 公平的，也有可能是不公平的。
① 一个生动的百名被放逐的红卫兵的名单被译在《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1970年春夏季 号）第215—217页上（材料来源于1966年9月北京的一份红卫兵文件）。
② 克劳迪·布罗耶利、杰奎斯·布罗耶利和伊夫林·奇尔哈特：《重新看中国》，第204页。可 能在1952年已经提到，拉弗尔·拉普伍德曾赞许地提到此事（参见《中国革命纵览》第81 页）。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学校的学生在早晨要向孙中山的画像鞠躬，新政权没有对毛泽东 采用这种崇拜仪式。
① 这种差异的详细情况请参见马丁·金·怀特：“当代中国的城镇”，载《当代城市研究》1983 年第10期，第9—20页。有关1949年以来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隔阂的详细情况，请参见苏 拉米斯·海因斯·波特：“现代中国社会秩序中农民的地位”，载《现代中国》1983年第9期， 第465—499页。
② 伍德：《中国的一条街道》，第149页。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1977年及1977年以后）
随着毛的去世和一个月后毛的激进的支持者“四人帮”被捕，中国领导人在工作中不能不感到危机。危机来自多方面：人们工作不积极，党的权威被削弱，权贵们搞特权遭人民憎恨，供应匮乏又怨声载道，青少年犯罪不断上升和其他紧迫问题。后来改革开始。改革采取旨在处理这些危机的多种方式：揭露和谴责由于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灾难，削减把城市青年送往农村的计划，逐步建立各项法规，对西方贸易和接触实行新的开放政策，放松了对通信、文化和私人企业活动的控制，努力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制度和复兴可预见的机会结构，重新强调尊重知识分子以及努力降低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总之，一种痛苦反思中国缺点的气氛取代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那种革命的自满热情。
在经济领域，毛去世后，食品和工业制品供应方面都有改进，人们的抱怨减少了。1977年以后工资增加了几次，工资长期冻结的局面宣告结束；体力劳动者又可以通过奖金和计件工价等方法，增加他们的收入；加快了城市住房建设，给那些住房条件恶劣，早该分房的人解决了住房问题；总的来看，这些变化是受欢迎的，虽然期望得到的东西很多，一时还难以得到充分的满足。
在恢复和提高社会地位方面，大批曾遭受污辱或被降级的人得到了平反和提升，许多有技术的人重新找到了更适合他们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工作。海外华侨和知识分子等恢复了他们往日的特权，有的人甚至由于补发工资或房租，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横财（事实上，这种补偿从1977年就开始执行了）。加速为送往农村去的青年在城里安排工作，对城市应届中学毕业生下放到农村去的压力有效地取消了。由于恢复了考试竞争、重点中学、从中学保送上大学等制度，城市青年们感到，要想以后获得一份光宗耀祖的工作，现在主要必须清除一系列影响成绩提高的障碍。表达个人的喜好和事业上的理想不再受到责难，有极少数的人甚至可以准备重新出国深造。以前绝对禁止私有企业和限制集体企业的做法业已否定，人们开始大量地以私营方式开饭馆和做其他服务行业的生意，集体公司也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