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第47部分

“我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下面跑。我分管的那摊，都是在边远荒凉的地区，50年代是部队、边防、海岛；60年代就是发射基地、试验场、工厂和研究所。我愿意到那里去，和下面的干部、战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在一起艰苦创业，心情是舒畅的。”

在随后的这段时期里，就像他自己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西北、大西南的各个国防工业基地度过的。”在这个时期，他写下了许多边塞风格的诗篇。

在青海柴达木，检查原子弹基地的建设，他写下这样的句子：

独立阳关上，古人西出叹凄凉。

在新疆，他写道：

长笛一声天山外，最难大漠起春风。

到铀矿基地，他模仿李白诗的句式：

朝辞衡阳云雾间，夕阳穷攀南岳山。

登上巴颜喀拉山，在黄河、长江的源头，向东眺望，他写道：

源头同是莹洁水，清浊何以多变迁？

他在诗中想说些什么呢？当年一起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弟兄，今天何以如此泾渭分明！

第六章　大漠黄沙

自上个世纪40年代，当第一颗原子弹的烟云在广岛上空升起，整个世界就笼罩在这可怕的核阴影之下了。时至今日，国际社会发生的许许多多重大事件，几乎都和这阴影有关，社会历史学家给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起了个名字——冷战时代。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的我的父亲，在这场大国的博弈中，他的人生经历又是怎样的呢？

庐山会议之后，一直到“文革”前，这7年间，父亲的精力大部用于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领域，光顾西北的大漠黄沙，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一生是两个30年。从1925年参加革命，到1956年，主要是从事作战和军事工作；1956年，从主持制定第一份国防科技发展规划起，到1987年退休，基本都是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个领域里。庐山会议之后，我的主要精力逐渐转向这里，一干就是30年。”

1　鱼和熊掌，可否兼得

庐山会议的恶果很快显现出来了，大自然的惩罚是不以人类社会权威的意志为转移的，再是至高无上的帝王，在大自然面前，也不过就是个肉体凡胎。

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国各地抓紧秋收后的时机，大规模地动员组织群众，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以度过灾荒。中央根据中国科学院的建议，向各地推荐食用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若干代食品。要求城乡大小食堂，自己动手，土法上马，自做自吃。这个灾难究竟有多大，至今我也没有看到官方权威性的报道。学术界说法五花八门，争论的双方，依据的是人口统计，1959年、1960年、1961年，这3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高于之前、之后的正常年份，平均每年增加了1000万。于是有人说，3年自然灾害造成了约3000万的死亡；但反对派说，这只是推断，从法律的角度看，这只是可能性论据，而不是指证性论据。但我知道，当时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兼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是相信这个数字的。

接踵而来的打击还远不只是没有饭吃的问题。从庐山下来还不到一年，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停止执行援助中国原子能工业及国防工业的协议，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终止原定一切设备材料的供应。

这就是当时所说的60年代初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赫鲁晓夫和彭德怀都是大合唱中的一员。毛泽东写下了他着名的诗篇《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托梅寄志，在毛泽东的诗中，孤傲、俏丽的梅花具有了铮铮铁骨和挑战精神。

负责原子能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决定，为激励全体人员斗志，牢记老大哥背信弃义的这一天，把苏联停止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596”，也叫“争气弹”。（注：苏联政府在照会我国前，早在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就致函中共中央，为不影响苏、美、英首脑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日内瓦谈判，暂缓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

那是个饥饿的年代。原子弹事业何去何从？在中国最高决策层会议上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就是今天广为知晓的关于原子弹的上马与下马之争。

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军方几个老帅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陈毅说了那句体现他鲜明性格特征的话：“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反对派的性格也很鲜明，他们说：“老总啊！你还是把裤子提上吧，光着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弹的。”根据李富春、陈云的报告，1960年底，我们国民经济破坏的程度，粮、棉跌到1951年的水平，生猪年底的存栏数和油料产量，跌到不及1949年。轻工业全面滑坡。重工业上去了，但是靠的是增工损农，以农业的损失为代价而支持工业上去。（注：引自吴冷西《国民经济调整的领导者》的文中数据）

面对窘况，要吃饭还是要原子弹？两者都是关乎基本国策的大问题。老百姓没有饭吃，社会就无法稳定；而没有核盾牌，战争就难以避免。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30周年纪念时，父亲对来采访的军报记者说：“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少奇同志，他说，先不忙下结论，调查一下，把原子能工业的基本情况搞清楚了再确定。是陈老总给我交代的任务。”父亲这里说的任务，是指代表中央和军委去调查原子能工业的状况，以便为最高层的决策拿出依据。父亲接着说：“我说，我只知道山药蛋，不懂原子弹。陈老总‘熊’了我，说：不懂你不会学？谁是一生下来就会的？”

不管你再战功赫赫，不管在你的部队面前再虎虎生威，也不管战将之间如何拍着桌子喊，但在元帅们面前，你就是个小学生。我注意观察过，凡是元帅们交办的事情，不管是哪个元帅，父亲总是极其认真的。有时明知他们要求的不合理，或是做起来有难度，他也总是自己宽慰自己的笑笑，说一句：“这是老总们交代的，是不好马虎的。”

爱这支军队，绝不是一句空话。爱戴、信任、尊重、维护，甚至理解和谅解自己的元帅，在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冰冷的信条里，浸透着对事业的共同信念和战斗中结下的生死情谊。

我国的军事工业和军事科研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由军队、国防工业部门、国防科研院所三大块组成，横跨军队和国务院两大系统；分别归口由贺龙和罗瑞卿，以及聂荣臻领导。仅在军队中又分成总参和国防科委两大块，又分别由罗瑞卿和聂荣臻分管。机构多了，头绪也就多了，自然不免扯皮的事。在这之前，父亲是以主管装备的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归口管理国防科研机构的设置、编制，试验基地的建设，武器装备的规划、定型、列编、管理；以及常规武器科研。后来聂老总要他兼国防科委副主任，一开始只是分管基地建设。他路过格尔木的原子能基地，李觉（注：核武器局局长兼核研制基地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少将，后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请他去看看，他不去，说，原子弹的研发不归我管，你有什么要求我替你办就是了。李觉说，他要修条铁路。父亲说，这好办，给你调两个团的铁道兵够不够？他后来对我说：“这一摊搞得神神秘秘的，我才不去呢。”后来聂老总身体不好，任命父亲为常务副主任，兼起国防科委的全面工作。贺龙、罗瑞卿那摊也任命了他为副主任，叫他主持起国防工办的日常工作。这样他成了一仆三主，总参副总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工办副主任。他这一辈子，一直想把这几摊撮合起来，可就是不行，哪家都不干。没办法，只有靠他这个给三摊都当管家的人，拳打脚踢地来协调了。采访原国防科委副主任、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时，他说起当年的往事：“那年在北戴河开工作会议，晚上我和你爸爸在海滨散步，你爸爸说，别看他们洗海水澡的时候都高高兴兴的，上了会吵得可凶哩！”

父亲回忆说：“总书记（邓小平）找我去，给我打招呼：不要让两个老帅打架喔！”

父亲这个人，不是个爱揽事的人，对不是他分管的领域，他问都懒得问，甚至连听的兴趣都没有。你和他说多了，他就冷冷地给你四个字：“换个话题。”不客气的时候会说：“少打听这些无聊的东西！”

不过，这次可不像李觉让他去看核基地那么简单了，这次是中央点的将，他逃不掉了。

父亲说：“我文化低，得找个高的，我想到了刘西尧。”

刘西尧是湖南长沙人，比父亲小6岁，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1936年参加革命，以他的学历，可算是我党领导干部中极少数的“内行”了。不久前被任命为科委副主任。刘西尧欣然应诺。

但是，光有个有文化的搭档还是不够的。在正式调查之前，父亲特意找到核物理学家、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朱光亚，用父亲自己的话说是“请他赐教”。

今天的朱光亚，可谓大名鼎鼎，不但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是第11、12、13、14届中央委员，第9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但是1961年，当父亲来到北京花园路核武器研究所找朱光亚时，朱光亚只是一位年仅37岁的青年科学家。冷不丁见到51岁的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上将金光闪闪的肩章时，他还真有点不知所措呢。

许多书籍中是这样描述的：没等张爱萍开口，朱光亚就说，我把工作情况向您汇报一下。但张爱萍说，我不是来听你汇报的，我是来向你请教的。朱光亚连连摆手说：不敢当！不敢当！张爱萍说：是真的。请你给我讲讲原子弹。我只知道皮蛋、鸡蛋、山药蛋，对原子弹一点儿也不懂。不懂它又怎么去摆弄它呢？

父亲常向我们夸赞他。朱光亚沉默少言，面容和身材都略显消瘦。他生活低调，不喜张扬，在公众场合中，你很难一眼发现他。我在总参组织过几次全军性的会议。开会的时间到了，常常会找他：朱光亚怎么没来？其实，朱光亚早就默默地坐在人群里了。于是赶紧请他上主席台。我感觉到，任何人只要和他稍有接触，都会从他炯炯的目光中感受到他超于常人的智慧。看得出，父亲不仅器重他的才华，也欣赏他做人的风格。

父亲说：“朱光亚成了我的第一位老师。”朱光亚，这位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院原子核物理专业博士，从此和我父亲结为挚友，在后来两弹一星的事业上，他们携手走过了30年。

父亲说：“没有更多的时间给我。我跑遍了二机部的机关、厂矿和研究所，只问四个问题，一是，你担负的是什么任务，在全局中的位置？二是，进度和遇到的难题？三是，解决这些难题，需要什么条件，哪里可以提供这些条件？四是，满足了这些，最快什么时候能给我完成任务？”

“一个月后，我给中央写出了报告，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份文件。”他顺手拿起那份40年前报告的复印件。眉头上有邓小平的批示：

“送主席、周、彭（彭真）阅。无时间，看前一页半即可。”

这份报告的题目是《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收集在《张爱萍军事文选》中。我曾认真地研究过这份长达5000余字的文件，与其说是个报告，不如说是篇学术论文。它有别于给最高决策层行文的惯例，佐证翔实，措施缜密，充满了数字和技术名词，带有明显的项目可行性论证书的特点，有些像西方国家政界文件的风格。无怪邓小平要提醒毛泽东，实在看不下去，看看前面就行了。

这个报告的核心就三点：

一是，完成时间定在1964年。父亲回忆说：“工业部的同志建议留点余地，我说，既然有把握，为什么往后推？”他在报告上还是写上了“1964年进行核爆试验是可能实现的”。一年后，罗瑞卿给毛泽东的报告上加了“力争”两个字。

二是，当前遇到的困难，主要不是科研攻关的问题（当然，也有），而是工程进展中的问题。也就是说，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到这时，原子弹已经基本通过了科研阶段，更多的是属于工程性的问题了，而工程性的问题则是可以预测的，可以通过加大力度实现的。

三是，原子弹工程，看起来盘子很大，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蕴涵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之中。

因此，结论是：由中央和国务院出面，统一协调各中央局、各部委、各省市和军队，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大协作、大会战，1964年进行核爆是完全可能的。

父亲在报告中写道：“明年是二机部第一线工程建设和科学研究任务最关键的一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中央各有关部门到有关中央局、省、市都能及时从各方面给以大力的支持。为此，建议……”

他向中央最高决策层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钱，而在于组织和协作；

不在于再投入多少，而在于如何挖掘出各个部门的潜力；

不在于争论上马还是下马的利弊，而在于怎样去做，才会成功。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如果换一种思路，说不定，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他的报告，给中央开出了一个吓人的清单。他举例说：“生产二氧化铀所需的树脂，明年需要320吨，而今年才生产了20吨，还不到十六分之一。要满足二机部的需要，要各种设备1305项，82000台、件。各种仪表436项，5100台、件；新技术材料240项……”可怕啊！怪不得主管经济的部门坚持要下马呢。

可报告紧接着说，上述这些东西，许多都蕴涵在各部门之中啊！他在列举的同时，也给各个部门下达了任务：

放射化学工厂（用化学方法从原子反应堆中提取钚）需要钢材5万吨，不锈钢材1万吨，由冶金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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