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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办成城幼儿园的时候，小林先生总是对幼儿园的老师说：“不要把孩子们束缚在老师的计划中，而要让他们到大自然中去。孩子们的梦想比老师的计划，更要大得多。”小林先生创办的这个幼儿园，和以前的幼儿园都大不相同。
昭和五年（1930年），小林先生第二次去欧洲。因为先生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感觉到有必要进一步学习韵律学，于是再次回到道格拉斯先生那里。在欧洲，小林先生又考察了好多学校，决定要真正地开始创办自己的小学，于一年后回国。
昭和十二年（1937年），小林先生创办了巴幼儿园和巴学园（小学），并且成立了日本韵律学协会。
很多人知道小林先生是“将韵律学普及到日本的人”，并且研究他的人也不少。但要说到小林先生具体是怎样进行儿童教育的，除了当时我们这些小学生，就很少有人知道了。三年前，小原先生也去世了。而且，这本书中出现的丸山老师，还有和小林先生在同一时期受教于道格拉斯的石井漠先生，都已经去世了。
战后小林先生教过的学生中，有人说“先生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人”。我回想起在巴学园的时候，经常高高兴兴地和我们说话的小林先生，想到先生一定是在战后有太多悲伤的事情，才变得沉默的吧？想到这些，我不禁十分悲哀。而且，如书中所言，小林先生在巴学园的废墟上担任国立幼儿园的园长，并担任国立音乐大学的讲师，但是他终于没能再次创立像巴学园那样有自己特色的小学，就去世了。一边看着因为空袭而被烈火吞噬着的巴学园，一边说“下一次，我们办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呢”的小林先生，在他当时的热情再次被唤起之前，就永远地离去了。
上面非常简略地叙述了小林先生的经历。如果写得再详细一点，那就是先生还长期担任过东洋英和女学院、石井漠舞蹈学校、都立保姆学校、东京都保姆培育所等学校的教师。在巴幼儿园的毕业生中，有女演员池内淳子女士。在巴学园我的学姐中，有女演员津岛惠子女士。
后记写得很长，这是因为我希望大家更多地了解小林先生，就不知不觉加上了这么多。现在我主持的朝日电视台的《彻子的小屋》节目，其主制作人是佐野和彦君。佐野君毕业于学艺大学的乐理系，然后开始在电视台工作，同时，也教小孩子音乐。在教音乐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很多疑问，这时候，他听说“有一位叫做小林宗作的杰出的教育家”，就非常想知道这位教育家是怎样教学生的，是怎样的一个人。于是，佐野君这十年以来，向国立学校的有关人士询问了很多小林先生的事情，认真地做了好多研究。不过，要说到小林先生是如何具体地和孩子们接近，就不得而知了。有趣的是，我在做《彻子的小屋》节目之前，曾经做过好几年“WideShow”的主持人，从那时起就和佐野君相识了，算来已经有十年之久了。但是，在这期间，我一直不知道佐野君在收集小林先生的资料，而佐野君虽然知道我“受到过一位了不起的校长先生的教育”，但做梦也没有想到那就是小林先生。当我开始写“小豆豆”的时候，这才突然揭开了这个秘密。佐野君又惊又喜，激动地跳了起来：“真没想到，我身边就有人知道这些事情，我寻找了这么多年，原来近在眼前……”
佐野君想要真正地着手收集小林先生的资料，起因是他遇到了一位女士，在小林先生教孩子们韵律操的时候，这位女士给孩子们用钢琴伴奏。女士告诉佐野君，小林先生曾经对她说：“哎，孩子们是不会那么走的！”
就是说，小林先生在提醒这位女士，她不懂得孩子们呼吸的频率。就是这么一件事，促使佐野君开始了对小林先生的研究。我真心地希望，通过佐野君对事物纤细敏锐的感觉和他的调查研究，能够使小林先生更多更详细的事迹为人所知。
出征去了的校工阿良，后来安全地回来了。而且，现在每到十一月三日，阿良总要和我们一起聚会。
我把这本书的题目命名为“窗边”，是因为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正流行着“窗边族”这样的说法。这个词给人一种被排除在外围，而不是处于主体的地位上的感觉。当时我总是站在窗边等待着宣传艺人路过。而在第一所学校中，实际上，我隐隐约约地总是有一种被排斥感。所以，我就选择了这样的书名。关于“小豆豆”，则在书中已经做了说明。
能够出版这样一本书，我首先要向书中那些美丽又可爱的插图的作者—岩崎千弘女士表示由衷的谢意。遗憾的是，千弘女士已经在七年前去世了。但是，她留下了大约七千幅优秀的画作。众所周知，千弘女士是儿童画的天才，在世界上，恐怕再没有任何一位画家能够如此生动地表现出孩子们的神态来了。无论孩子们是什么样的姿态，千弘女士都能够生动地描绘出来，而且，她还能清楚地表现出六个月的婴儿和九个月的婴儿的不同神态。千弘女士的画作总是孩子们的好伙伴，期盼着孩子们的幸福。能够在这本书中采用千弘女士的画作，是我的梦想。这个梦想能够实现，对我来说欣喜激动莫过于此。由于我的文章和千弘女士的画实在吻合得太好了，有的读者甚至认为“是不是千弘女士在去世之前，特意为这本书画了几幅插图”。当然不是这样，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千弘女士一生之中画过多少孩子、多少天真烂漫的画像啊！我写这本《窗边的小豆豆》，要把一篇篇文章积累到够一本书的程度，的确很难。因此，我特意在讲谈社的《年轻女性》杂志上连载，这样可以每个月都有一定的截稿日期，迫使我必须完成写作计划。从1979年2月到1980年12月，我一直连载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后来将这些文章汇集成书。这期间，为了选择合适的插图，每个月我都要去位于练马区下井神社的岩崎千弘绘本美术馆（我也是那里的理事之一），在副馆长松本猛先生（即千弘女士的儿子）和他的夫人由理子女士的帮助下，挑选图画。两年中，每个月都要去那儿，虽然挺不容易的，但也是一个好机会，使我能够看到千弘女士大量的原作，所以我觉得非常快乐。在此，我要向这两位年轻的夫妇，还有愉快地应允我使用原画的岩崎千弘女士的丈夫松本善明先生，表示深深的感谢。另外，这家美术馆的馆长，剧作家饭泽匡先生，常常鼓励磨磨蹭蹭的我说，“快一点儿把小学的事，校长先生的事写给我们看啊”。在此，我也要向饭泽先生表达我的感谢，谢谢饭泽先生对我的鼓励。
当然，以美代为首的巴学园的同学们，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和协作，实在太谢谢你们了。
早在二十多年前，讲谈社的加藤胜久先生就发现了我发表在《妇人公论》杂志上的、关于巴学园的极短的小散文，加藤先生对我说，“写成一本书怎么样”，并且给我带来了厚厚的一大摞二百字的稿纸。当时我还非常年轻，甚至连“海味”和“山味”都分不清楚，而且，除了在学校里写的作文之外，我几乎没有写过什么东西。加藤先生给了我“自信”，在我的心中播下了“什么时候写一写巴学园”的希望的种子。在这里，我也要对加藤先生表达我深深的谢意。当时的加藤先生给人的感觉是精明能干的年轻职员，时隔二十余年，再见到加藤先生的时候，他已经身居要职，但精明能干的感觉仍然没有改变。当时加藤先生给我的稿纸，我没有写文章，而是做了别的用途，没想到二十年后，竟然会有这样的结局，真是很让人高兴。
另外，我还要向当时负责《年轻女性》杂志的长泽明先生两年来每个月的辛勤忙碌表示感谢。
还有，我还要对讲谈社的岩本敬子女士道一声“谢谢”，她担任了《窗边的小豆豆》连载时的准备工作，而且在这次汇集成书的时候，为了使这本书“成为一本好书”而全力以赴地工作。能够和非常理解巴学园的人士一同工作，真是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为本书进行装帧的和田诚先生是一位非常亲切的人，迄今为止，我出的书全部都是由他进行装帧工作。
就这样，《窗边的小豆豆》终于得以与大家见面。虽然巴学园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大家读这本书的那一瞬间，巴学园仿佛又恢复了过去的样子。能够如此，真是让我感到无上的快乐。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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