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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他一直不能忘记童年时父亲带他去拜访那个旧军阀“长子”的情景。那天，拜访在很客气很融洽的气氛中结束，父亲带着他离开那高墙大宅。那位“长子”还礼貌三先地送他父子出了影壁大门。父亲执意地要那位“长子”留步，执意地要他先回屋去才肯走。“长子”稍稍推辞了一下，便回屋去了。父亲一脸的感动，一脸的感激，一脸的谦恭，定定地目送那位“长子”。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实际上也不过几分钟吧），才怵怵然地收回视线，突然神色变得特别的黯然，拉着高福海的手，闷闷地向回走去。走出五六丈远了，父亲却又一次站定，回过头来打量什么。那时候已经有十一二岁的高福海，以为他们身后有什么熟人在叫他，也赶紧回过头去打量。但身后空无一人。初冬的胡同沉浸在一片灰淡的萧瑟中。然后他就注意到，父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长子”家那高墙又情不自禁地看了许久许久。脸上同样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的那种绝望般的仰慕和毕恭毕敬、谦卑自贱的神态，让高福海震惊。回家的路上，父亲一直保持着沉默。后来又感慨万分地捏着高福海的小手，没头没脑地连连念叨了几句：“一定要埋头苦干啊……不管怎么的，都要埋头苦干啊……儿子，要埋头苦干啊……”他知道父亲一生以那位“长子”的一切为尊为荣。不管说什么，都会提到这位“长子”家。“你瞧人家那八仙桌……那白瓷碗……
那后花园……
提供公司向银行领导行贿的证据
为此，他不埋怨朱、李二人对他的“攻讦”，虽然这种“攻讦”的手法几近卑劣。他理解和支持成千上万知青的离去，虽然这种“离去”在他内心深处产生的感觉也几近于“背叛”。他一年老似一年，蹒跚地行走在冈古拉的泥泞之中。他曾经惟一的想法就是怎样让自己在这片荒原上善始善终。后来他之所以怨恨韩起科，就是因为他觉得，正是韩起科的那一把荒唐的“火”，使他那么快地，又是那么不光彩地结束了这几十年的“冈古拉生涯”。他赞赏过韩起科的倔强顽强和质朴坦诚。当他从自己的一生经历中恍然感悟到这样的倔强顽强和质朴坦诚，会给人生带来那么多的坎坷和曲折后，他又隐隐地开始厌倦韩起科的不听话和固执。他逐渐地关注那个机敏和灵巧、却又同样执著地在营构新一期的“高墙大宅”“良田沃野”的赵光。他感到自己没有在冈古拉做到的那一切，也许能由赵光这小子来实现……整个冈古拉都始终没能体现的某种人生况味，也许能在赵光等人的努力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他急切地想在自己离开人世前，最后告诉韩起科一些什么。但是这个“狗屁孩子”为什么总是那么不听话呢？啊，那种晕眩和寒冷的感觉又袭来了。千斤重的石块好像又压到了自己的胸口上。在如此令人窒息的重负下，血液好像被迫离开了心脏，离开了头脑，也离开了他整个躯体，只留一个空空洞洞的躯壳，在往下坠落……很快地，又很缓慢地往下坠落着……完全喘不过气来的胸膛憋闷得好像就要爆炸似的。他紧握住双手，用力地挺起胸口，瞪大了眼睛，大张开嘴，拼命地叫了一声。（其实他一动也没动。他已经根本动弹不了了。也没叫出任何声音来。所有这一切的幻觉，都产生在他痉挛般的想象和渴望之中。）而后，他感到有一股清凉的风，不知从何处透进屋子，而且一直透进了自己的心间。那千斤重的石块开始滑落。血液似乎又开始回流，空空的躯壳也停止了坠落……终于长长地透过一口气来了……沉默。
沉默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赵光走了进来。赵光从两人的脸色上看出，谈话进行得并不理想。高福海的直觉是准确的。赵光并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高福海。没有说出口的原因是，后续的这点事情实在太重大了，他怕高福海心理生理上都承受不住。而且这档子事情，他也是才得知。一直到临上飞机了，哈拉努里分公司的那位财务总管才把电话打到他的“大哥大”上，匆匆说了一通。当时他也是整个儿有点发蒙了，脑子里嗡嗡地一片空白。过好大一会儿工夫，才缓过点劲儿来，呆呆地通过安检口，呆呆地坐在机舱里，竟然都忘了系安全带了，让那位长得并不漂亮、只是身材比较苗条的空姐提醒催促了好几回。哈拉努里的那位财务总管告诉他，他刚从内部得到消息，（这位财务总管原先是省农机局的一个年轻会计。新成立的省财经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办过刊物，跑过新闻，在大学里，就跟几个同班同学折腾着要“创业”办公司，要做中国的“比尔。盖茨”。）他说，宋振和出事情了。而且事情就出在那几幢“小楼”上。据说省纪委已经拿到当事双方“行、受贿”的确凿证据，虽然还没有正式立案双规宋振和，但已经找他谈过话了，“要他主动把问题说清楚”。而且暂时停止了他的职务，以便让他有充分的时间，“把问题说清楚”。据说……据说……（说到这里，那位财务总管还迟疑了一会儿）“据说，是我们这位韩副主任向省纪委提供了那些行受贿证据。”“哪位韩副主任？”赵光的脑子一时间还没转过弯来，怔怔地问。“还有哪位呀，我们的韩副主任啊。韩起科！”韩起科向省纪委提供了公司向银行领导行贿的证据？
他告发了公司，告发了“宋镇长”？扯鸡巴蛋嘛！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得到这消息时，也不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给我提供这个信息的是我大学里的同学，铁哥儿们。消息是百分之一百的准确。”“你那个同学是省纪委的，省高检的，还是省银行纪检系统的？”
“这您就别问了。我不能把他也卖了。”“宋副行长已经正式被宣布停职审查了？”赵光赶紧离开机场的安检口，找了个背静的地方，追问道。“据说还没正式对外宣布，目前还只是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也就是说，目前对外还没宣布他停职。但在领导层内部，已经明确让他暂时别管工作了，集中精力把问题说说清楚。”“这说明他们还没有掌握啥确凿的证据……”“你可不能这么想。暂时不公布，也许是有别的方面的策略考虑。这一帮人，真真假假地，你是很难摸到他们的底牌的。”赵光不说话了。他得赶紧去安检了。否则就赶不上飞机了。在以后的几十分钟时间里，他脑子里简直就像是开了锅似的，灼热，混沌，牙齿咬得格嘣格嘣直响。这时候假如韩起科站在他跟前，他真能一刀捅了这狗“狼崽”。他真的不明白韩起科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段时间来，他一直让着韩起科。可以说还一直念着他是“原小分队队长”这点情面和情分，没做任何可能会让韩起科感觉不舒坦的事情。比如那笔二百五十万的款子。其实，哈拉努里分公司的财务部绝对还在他赵光牢牢的掌控之中。他完全可以越过韩起科的“阻挠”，拿到那笔他急需的二百五十万巨款。他没这么做，就是不希望把韩起科闹毛了。不希望因此而闹得满城风雨。当人们把利益的驱动器从魔瓶中释放出来后，它和“教义时代”（这是赵光的父亲赵大疤创造的一个概念）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教义时代”需要大张旗鼓、轰轰烈烈，需要人心沸腾、众望归一。而当前，操作这个利益驱动器，却应该尽可能地“单打独斗”地在“悄悄中”悄悄进行。利益驱动，它满足的完全是“个人需要”（？）。这从本质上决定了它必须“悄悄地进行”。它需要的就是一场又一场的静悄悄的“个别教练”。韩起科难道不明白，能在银行系统找到像宋振和那样的关系，对他们这个公司，对整个冈古拉和哈拉努里、以至于对他们这些人的一生，都意味着什么吗？他这么做，真的是疯了？颠狂了？这种关系一千年才能遭遇一回啊，韩起科，你这狗日的，你毁了的，岂止是“宋镇长”一个人的前途，你也毁了我赵光的全部梦想啊。
给省纪委和中纪委写了匿名信
但经过仔细地了解分析和一番捉摸，赵光觉得，事情还有可挽救的一线希望。飞机降落后，他曾打了一圈电话，上上下下找了一些很关键的“朋友”，从他们那儿了解到，韩起科确实跟省纪委的人接触过，但他并没有提供出什么过硬的“证据”。因为事实上“替银行的每一位主管领导建造一幢住宅小楼”还没有最后形成事实。小楼还在建造之中，还没有交到他们手里。也就是说，宋振和和那几位领导并没有形成“受贿”的最后情节。所谓的“在小范围里宣布宋振和停职反省”一事，也并不确切。实际情况是：主管纪委方面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找宋振和曾经谈过一次话，但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向宋振和了解省银行系统落实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干部自律方面的一系列规定的情况，只是“捎带着”谈到外头有关“住宅小楼”的“传闻”，“捎带着”了解了一下这件事的真实情况。谈话的整个气氛都非常好，根本不存在什么“让他别管工作”“集中精力说清楚问题”。事情并没有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也要看到，宋振和在银行的领导班子里不是分管纪律检查这方面的工作的。按说这位副书记不会找他谈什么“干部自律方面的情况”。找他谈，而且很巧妙地用“捎带”的方式，提到了“小楼”的事情，应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姿态，是一种提醒，一种“警示”。他们肯定已经了解到“小楼问题”并非子虚乌有，但也还没有形成最后事实。所以采取这种婉转的方式，来向他表示省委的态度：希望事情能中止在必须中止的界线前。如果这时候，这边不再有人去“说三道四”，不再进一步“横生枝叉”提供什么“情况”，事态就不会“恶化”。一个多小时前，赵光接到过宋振和的秘书打来的一个电话。秘书在电话里并没有说到那个“小楼”的事情，只说是“宋副行长请赵总到了北京后，代他向高福海同志转告他的问候。”偏偏在这时候，宋振和打来这么个电话，而且他本人不打电话，让秘书给他打，却又一字不提“小楼”的问题，用心可谓良苦。宋振和一方面要通过这个电话，告诉赵光，他本人没事。
同时又通过这么一个不提“小楼”问题的电话，提醒赵光，务必把“小楼”这件事的后遗问题，妥善“处理”好。说白了，就是要赵光把“屁股擦干净了，别再给他添乱”。赵光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宋振和此时此刻用此种方式给他打这样一个电话的全部用意。
……赵光把韩起科带出高福海所在的那个房间后，对韩起科说：“还有两位你的老熟人，想见见你。愿意吗？”韩起科这时候自然也明白赵光这一系列安排的真实意图了，便笑笑道：“有啥话，你就直接冲我说吧。别再这么呲巴呲地，南极北极，拐一大圈儿，结果还是在自个儿家门口见。”赵光却说：“你还是去见见吧。”便顺手拉开隔壁一个套间的门，向韩起科示意，那位“老熟人”就在这里头等着哩。
韩起科好不疑惑，打量打量赵光，又打量打量那个套间，真不知道赵光这“葫芦”里卖的是啥玩意儿，便一步上前，侧转身去，推开门，向里瞟了一眼。让他完全没想到的是，在这个带会客室的豪华套间的长沙发上，竟然坐着赵光的父亲赵大疤，还坐着一位是那个胖胖的“薛姐”。赵光在机场接到哈拉努里财务总管的紧急诉告电话，在稍稍稳定下自己的心绪，又经过短短几分钟激烈的盘算，他马上给“薛姐”打了个电话。他觉得，在说服韩起科这一方面，“薛姐”能起到别人起不到的那种作用。他只跟“薛姐”说，有档子特别重要的事，要请她务必飞一趟北京。帮一下忙。机票已经在机场的售票处给她订好了。“薛姐”问，啥事那么着急。他说，你要是信得过我赵光这个朋友，就听我的，赶紧出发。到北京后，我再跟你细说。这事肯定跟经济债务纠纷无关，肯定不会让你破财。这一点，你尽可放心。赵光在商界是个很有人缘的人。既然他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薛姐”也就不再问了，赶紧收拾了一点洗漱化妆用品，又要了个车，直奔机场而去。至于为什么还要动用父亲的大驾，来做韩起科的工作，赵光也是有考虑的。这倒不是因为父亲比他更能说。在这一点上，赵光不仅丝毫不逊色于父亲，甚至可以说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同样的话，从他赵光嘴里说出来，韩起科会觉得这只是在为他赵光自己考虑。而父亲，既是当年韩起科的“老领导”，现在的身份又是中央某机关的部门领导，就可能具有更大的穿透力和威慑力。但这一点，赵光恰恰失算了。他完全不知道，韩起科这些年来，恰恰非常讨厌他的这位“父亲大人”。赵大疤知识渊博，能说会写，经历了那样一场“流放”经历后，重新回到中枢岗位，他具备了别人不具备的号召力，对现实和未来的感悟，也拥有非常人所具有的那种深度。（比如他提出的那个概念：“教义时代”。）头五六年，他还出版了好几本专著，发表了一系列大块的新潮文章。这本来是极激动人心、让人感到极欣慰的一档子事。但后来从圈子里传出的消息，渐渐地就有些不利于这位“赵大先生”了。也许是因为曾经坎坷，曾经失去，痛感“失去”“失落”是怎样一种滋味，在潜意识中，“赵大先生”绝对不能再容忍这种“失去”和“失落”再现。而在显意识层面上就表现为，绝不放过一次出头露面表现自己的机会。生怕被时代的快车再甩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