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了逛商场，偶尔也买一点彩票试试自己的手气。这些年来，她的心情虽然并不是那么舒畅，但她还是一年比一年长得壮实了；守在电视机跟前，收看那些婆婆妈妈的烂电视剧的时间，也一年比一年多了……还有一点，让我亦喜亦忧。忧喜参半。这一两年，她已经不再跟我“吵”了。是不屑于跟我吵了？还是从根本上觉得没必要再吵了，吵也不管用，吵也吵不出个所以然来，还是不吵也罢……或者说，她内心已然麻木，觉得这世界上已然没什么值得自己为它去争、去吵的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她不再跟我吵了，我说不清楚……也许各方面的原因都有一点吧……当然，每月一次，或两次的“那种事儿”，只要我找她，她还是愿意“配合”的。
如此而已。
那天她告诉我，高福海确实报病危了。我还怪她：“怎么连这样的消息都瞒着不跟我说？”
她还是那句话：“我以为你对我们的事不会再感兴趣了。”我忿忿然地回击道：“你以为！以后你能不能少跟我来一点这样的‘你以为’？！”然后她跟我说：“高场长非常希望在走以前，能最后见一见当年小分队的人。特别想见一见韩起科。你帮着做做他的工作吧。路费不成问题的。”我问她：“那你也要去北京了？”（高福海病退离休后，回北京南城定居了。）她很干脆地答道：“是的。我当然要去。小分队的大部分人已经到北京了。我没走，就是因为还没找到韩起科。小分队的人都希望我能找到韩起科，并且把他也带到北京。大家能最后再聚一聚。”我说：“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参加这次聚会，一起见见高福海？”她说：“不行。”我问：“为什么？”她说：“请你别把它看作是一次聚会。”我再问：“不是聚会，能是啥？你自己刚才还说是‘再最后聚一聚’。”她愣怔了一下，沉沉地答道：“我这么说了吗？这不是聚会。是临终告别。”我说：“临终告别我也可以参加啊。说起来，我还是你们的校长哩。”她再次愣愣地打量了我一下，说道：“你跟我们不一样……”我说：“只要你们不把圈子划得太小，有啥不一样？”她突然激动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动了几下，重新回到我面前，大声说道：“当然不一样。人跟人能一样吗？我们跟韩起科就不一样。韩起科跟高场长也不一样。你掺和进来，会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特别别扭的。高场长要死了。你知道吗？他要死了。他想单独跟我们告别。单独告别！”她眼眶里又一次涌满了泪水。
当天晚上，马桂花按韩起科给我的两个电话号码，拨通了其中的一个电话。这还是个长途电话。从区号看，它应该是省城里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子。听声音，大约有三十岁左右，自称是韩起科的“老婆”。“你是他什么人呢？”对方问。听声音，好像一边在说话，一边还在嗑着瓜子。“我……我是他老同学。”马桂花答道。“老同学？好家伙！这个小文盲还有老同学咧？哈哈……哈哈……”“老婆”尖刻地笑道，声音浑厚，中气很足，似乎应该是个个头不小，体形也壮硕，胸腔和胸部都特别宽大和绵软的那种胖女子。“我能跟他说个事吗？”马桂花小心翼翼地问道。“他早就不跟我一块儿过了，这个小文盲，咋还把我的电话号码四处乱给人呢？他自己是咋跟你说的嘛，啊，老同学？你是啥时间跟他同的学？北大时期，还是清华时期？哈哈哈哈……老同学……”挖苦对方的同时，那“老婆”还在不断吐着瓜子壳儿和嚼着瓜子仁儿。马桂花实在听不下去了，说了句：“那就对不起了……打扰您了……”
那种委曲求全的姿态
就要挂电话。对方却赶紧制止：“别别别。你还没把话说透亮哩，挂什么电话嘛。到底有啥话要我带给他？他昨天还给我打了个电话来，说是有人要打电话到我这儿来找他，除了原先小分队的那些老同学，别的一概都替他回了……你是哪儿的？”马桂花见她絮叨个没完了，忙说了声：“没事没事。”刚想挂电话。对方忙说：“老同学，咋的啦？有话就说呗。他刚才还打来电话问，今天有没有人留话给他。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你到底有事没事？”马桂花还是说了声：“没事没事。”坚决地把电话给挂了。放下电话后，她显得特别的心烦意乱。我问她好几遍发生什么事了，她都没答理我。后来，她突然问我：“你见着韩起科时，他说没说，他结婚成家的事？”我说：“没有啊。一个字也没提到他结婚成家的事。怎么了？”她迟疑了一下，说道：“刚才……刚才那个接电话的人，是个女的……”我说：“女的又怎么了？”她说：“她自称是韩起科的老婆。”我说：“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以他的年龄，也该有老婆了。”她怔怔地说：“但是……但是……”我说：“但什么是嘛。你干吗不把要说的话跟她说了呢？韩起科既然留了她的号码，就说明他跟她关系不一般。她肯定能把话给你带到韩起科那儿。你还管她自称是什么呢！”但马桂花却再也没给这个“老婆”打电话，一直熬到第二天天快亮时，才拨通韩起科留的另一个电话号码。这回接电话的人是个男的声音哑哑的，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听起来像个老人。他说他是“哈拉努里市第一监狱管教科。”马桂花一愣，心想，这电话怎么打到“监狱”里去了？忙问：“您……您哪儿？市第一监狱？对……对不起，电话串线了。”忙放下电话，按纸条上写的号码认认真真又拨了一遍，接电话的却还是那个沙哑嗓门。这一回沙哑嗓门却笑了，说道：“喂，咋的啦？你是西大街发廊里那个做足底的小妞吧？谁让你往这儿打电话来着？啊？我不是跟你说过……”马桂花被他说得哭笑不得，咬着牙骂道：“说啥呢？！谁是做足底的小妞？你这个老不正经的东西！”对方挨了骂，一激灵，才从惺忪的睡意中完全清醒过来，连声说：“喂喂喂，你到底是哪一位姑奶奶啊，大黑早地吵了我的觉，还那么厉害？”“我问你，你这电话号码是不是……”马桂花把韩起科留的那号码给对方重新报了一遍。对方说：“没错啊。是这个号。咋的啦？”马桂花说：“韩起科让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一听马桂花报出“韩起科”，对方的口气马上变得热情，亲近，并满口答应尽快找到韩起科，把高福海病危的情况和北京高家的确切地址转告给这个“小王八蛋”（他就是这么称呼韩起科的）。
过了两个来小时，大约八点钟光景，我和马桂花刚吃过早饭，正要收拾收拾去上班，沙哑嗓门打回电话来说，他已经找到韩起科这“小王八蛋”了，并且把高福海的情况如实告诉给了他。但是，“这小王八蛋要走哩”。马桂花忙问，他去哪儿。沙哑嗓门说，去北京。马桂花忙问，他什么时间走啊？对方答道，不清楚。马桂花又问，他准备坐火车走，还是准备坐飞机走？对方答道，也不清楚。马桂花跺跺脚，怨恨地啐嗔道，你咋啥也不清楚啊？对方却说，你就是马桂花吧？书记夫人哦。嘿嘿。起科正经跟我说起过你哩。你还有啥事要我跟韩起科这小王八蛋说的？马桂花说了声，多谢了。我自己找他吧。就把电话挂了。
马桂花放下市第一监狱的电话，又赶紧给北京南城高福海家挂了个长途，先询问了高福海的病情，接着又把韩起科已经起程赴京的消息传递了过去。“你们一定得想办法让高场长挺过这一阵。一定得让他跟起科认真见上一面。付多大的代价也得让他父子俩最后见上一面……”桂花一边说一边抽泣，放下电话，简简单单地往一个旧旅行包里塞了几件换洗衣裤，拿上她自己的那个银行折子，也赶往北京去了。
据我后来了解，假如高福海那会儿没报病危，说一句实话，韩起科还是不会去看望他的。这里不存在服软不服软的问题，也不存在报恩不报恩的问题。不管你把他看成什么样的人，是“小文盲”，还是“小王八蛋”，十年前，他肚子里确确实实憋着一股子气。他难受。他想不通。他无处发泄。那个时候，一生好强的高福海面对“危机四伏的冈古拉”，把发生问题的根源，竟然全都归结为他自己的“无能”。因为他的无能，冈古拉才常年发不下工资。因为他的无能，退伍军人们才会闹事。因为他的无能，朱李赵等人才会“勾结”起来“反叛”。也是因为他的无能，没有给知青们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他们才会以死相抗，拼命要求“返城”……他不能理解高福海艰难困斗几十年，到最后时刻心中出现的那种绝望无奈和软弱，更不能理解（也不愿去理解）高福海在朱、李、赵等人“勾结”“反叛”时所做出的那种委曲求全的姿态。十多年来，他一直以高福海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以高福海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和骄傲。在他心目中，高福海就是冈古拉，就是黑杨林，就是那片无边无垠的蓝天。其实他并不知道，外表孤傲和自强的高福海内心一直潜伏着一片软弱的阴影。这片软弱阴影的产生，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非常矛盾的境地之中。在冈古拉，他能做他所有想做的事。他可以收拾所有那些胆敢违抗他的人。他能让自己身边所有的人都对他恭恭敬敬，服服帖帖。但只要离开冈古拉，他马上就什么都不是了。包括他自认为是真心实意为解决冈古拉老百姓一点实际困难而做的一些事情（比如所谓的“种黑地”），往往也做不下去，还会因此而被整得“头破血流”。这种时候，也没人来倾听他的诉说。他郁闷。他常常想喊叫一声。尤其是到上头去开会的时候，当那么多主宰他和冈古拉命运的人都集结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忍不住地要喊叫一声。他知道如果他真的喊叫了，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为此害怕过，哆嗦过，拼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他害怕自己总有一天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捅出天大的漏子。为此，他不敢再去参加会议，也不想见到那些人。
让他心碎的“蔑视”
当他看到，自己一手提拨信任的主要助手“勾结”起来向上头“密告”自己的时候，看到成千上万的知青公然提出要离开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而得到上头的全力支持时，他知道自己最后的时刻到了。他这一代人的时代结束了。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再坚持下去，也没有那个必要再坚持下去了。于是，他适时地做了一些聪明人都会做的事情。而他的这些“聪明”的“理智”的行为，恰恰被韩起科认作了“软弱”……当他觉得自己完全是为了冈古拉的安全而秘密准备了第三部直线电话，居然不能得到高福海的认同和理解，反遭痛打时，他已经不难过了。他对高福海已经隐隐地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蔑视”和“怜悯”了，一种让他心碎的“蔑视”和欲哭无泪的“怜悯”……后来就发生了那个知青事件。他历来非常敬重冈古拉的那些知青。被亲生父母遗弃在黑杨林里长大的他，完全不能想象，什么是北京城，什么是大上海，什么是天津卫。后来，人们告诉他，从哈拉努里到冈古拉，走两天两夜，才只有一家商店。而北京上海天津城里的商店就像冈古拉林带里的杨树一样多，一家挨着一家，把大路两旁所有的空地全占满了。你这么一想，就知道什么是北京上海天津了。七岁的他长长地哦了一声。后来，他和知青的接触就很多了。因为他小学、初中时期的老师，基本上全是知青和大城市来的支边青年。后来，农场里大部分单位的会计、统计、文教，也都由知青担任。场宣传队主要的乐手、最出色的独唱演员，领舞演员，也都是知青。在知青们到冈古拉以前，冈古拉的女娃娃不知道自己发育到一定程度，还得戴一种叫“胸罩”的东西，更不知道应该用一种叫“丁字带”的玩意，来替代她们以前习惯使用的烂棉团和废纸片。这儿的小娃娃并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大白兔”的糖果是用彩纸包装起来的。有一种衣服飘飘洒洒的叫“的确良”。这儿第一双塑料凉鞋是知青们带来的。这儿第一个大衣柜是知青们从老家托运来的。以后，甚至还知道了大衣柜居然还有双门、三门和四门之区别。而在这以前，冈古拉老职工家里都只用大木箱或小木箱存放衣物，或者干脆就把所有穿过或没穿过、准备要穿的或压根儿要等到冬季才会穿用的衣物都甩在那根早已开始生锈了的铁丝上，或把它们混堆在某一个木板箱上。小时候，冈古拉的娃娃除了玩羊拐骨，他想不起来，还玩过什么别的“玩具”。是知青们带来了第一颗玻璃弹子，第一张香烟纸片，第一本连环图画……他永远也不会忘，第一次看到“电影”这个古怪东西所给他产生的那种巨大的震撼和惊惧。他不断地从那块被人们称作“银幕”的白布前，跑到白布后，又从白布后，跑到白布前。他第一次看到另一个活生生的世界，另一批活生生的人从一个小小的轰鸣着的机器里蹿出，展现在那块白布上。那一晚上，他整整一夜没睡着，他不断地从床上起来，不断地再次走到早已散了场的电影放映场上去，寻找那个从来也没见过、并突然就这样消失了的“世界”。他曾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天天追随着电影放映队，到下一个放映点去。在几年的时间里，他都在发誓，自己长大以后，一定要当一个电影放映员，他曾经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职业。而冈古拉最早的两个电影放映员便是北京来的知青，一男，一女，他俩后来成了冈古拉最早结婚的一对知青夫妇……现在他们要走了。成千上万人一起来喊叫：“我们要回老家！”……而正是他们在做他老师时告诉他，要热爱这个叫“冈古拉”的地方。是他们告诉他，祖国每一片土地，不管它是如何的贫瘠，落后，我们都对它负有终生的责任。是他们给他讲述一个叫娃尔娃拉的苏联女教师追随革命家的丈夫，到那遥远的西伯利亚去传播文化的故事。是他们告诉他，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加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