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我尿没叫醒，伸手摸摸看是否尿湿被褥，不料我刚巧正尿，尿了他一手，就那他也没打我。又一天下了晚自习我紧随父亲回宿舍，心里本来就怕的很，不料一进大门就听对门高老亮星老师嚷道：“你们快看，我床上有狼蹄印！”
这里社会风气极好，真可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仅大门日夜敞开，宿舍门也从不落锁。床上发现异常，只能猜测是野兽光临。我被高老师的新发现吓坏了，整整一夜紧紧依偎在父亲身边一动不敢动。那时父子俩共盖一条被子，我用被子把头蒙的严严实实，连空气都难以进去，屏声敛气生怕那东西听见。心想也许那狼还没走，说不定就在床下卧着！我一夜未睡，父亲觉得我全身发烫，用手一摸大汗淋淋，他说：“这么热你怎还要蒙头？”
我不敢作声。他不知道我有多么胆小，多么害怕，大人们对小孩子的心理总是缺乏理解。
解放初期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半供给制，免费食宿另发零用钱。最初父亲的月薪是一百三十斤小米，按当月米价折算发薪，经济上不很宽裕，父子俩一直合盖着带来的那条旧被子。每晚入睡前他总会给我讲一段有趣的历史故事，诸如“武松打虎”、“李逵接娘”、“火烧战船”等等，我听得津津有味并且过耳不忘。那些故事扩大了我的知识面，更加激发了我天赋的求知欲。
礼拜六晚上老师们照例在教务处玩扑克牌玩到深夜，并且照例总是玩“捉王八”。我挨着父亲看热闹，看到节骨眼上就情不自禁喊起来，泄露出个中秘密。有一次我看到高老师有牌不出却向上家借牌，逼着父亲向他借了小王，急得直嚷：“高老师捣鬼了，他有红桃五。”
高老师见诡计被拆穿心中不快，便说：“小孩子家乱嚷什么，真没规矩。”
我还犹自嘟囔：“明明你捣鬼嘛，有牌不出就是捣鬼。”
“去去去，老师们玩牌用你在这儿瞎搀和。”
父亲忍不住接了口：“你捣鬼还不让人说。”
高老师年轻气盛，把牌往桌上一甩说：“说也轮不着他——哼，办公室带个小孩子。”
“怎么不能带，你叫他去哪里？”父亲也发了火，“你想带还没有呢。”
话不投机伤了和气，一场娱乐不欢而散，事后见面都很尴尬。
我又一次给父亲惹了祸。没想到几天后挨了父亲一顿打，不仅高老师和他重归于好，父子间的感情裂痕也彻底弥合了。
滹沱河两岸风景秀美，山势蜿蜒起伏，跌荡多姿，险峻异常，比起家乡的荒芜平庸、低矮光秃的土山包别有一番风味。这里陡崖峭壁兀立，有的山峰直插云际，四周绝壁环绕，宛若鬼斧神工凿就。大约从古至今除了那些自由高傲的飞鸟有幸在上面栖息，人类是可望不可及的。更奇的是遍山绿草如茵，却很少有高大的树木，远远看去酷似铺绒地毯。这里的河水就更神奇，清澈见底、鱼虾成群，对小孩更具吸引力。在这山清水秀阳光明媚的春天，准定诱发你游山玩水的雅兴。星期天池冠生老师常带我上山游玩，采花扑蝶。坐在山颠极目远眺，可见云蒸霞蔚、风光旖旎；有时他就带我下河游泳、捉鱼。我不会游泳，只会捉鱼，而且特别喜欢捉鱼钓鱼，每当一条活蹦乱跳的鲤鱼钓上来，那股高兴劲儿准叫你流连忘返。
有个星期天我正在村边小河里聚精会神垂钓，图画老师的儿子侯智跑来说：“咱们去上游钓吧，那里有个深潭，鱼可大呢。”于是我们沿着岸边朝上走，走了约莫二里路果见一个深水潭，左岸是沙滩，水浅不能钓，右岸是一丈多高的石壁，再往上则是很陡的土坡。我们攀上高坡居高临下撒下鱼钩，但见鱼漂摆动便猛抽钓杆，“啪”一声一条大鱼甩在身后坡上碰得半死。俩人越钓兴致越浓，忘记时光流逝腹内空空，不觉红日西坠天色已晚，才收拾战利品匆匆返回。
家里早急坏两位父亲。星期天学校照例只开两餐，吃过午饭已是下午四点多还不见两个孩子回来，找遍校园不见踪影，急得父亲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有人说曾见他们在河边钓鱼，心想莫不是有什么不测之事？正要去河边找，我手提一串鱼肩扛鱼杆凯旋而归，兴冲冲朝他怀里扑去：“爹，你看我……”钓字未出口屁股早挨了一巴掌，爹气急败坏地说：“你走也不说一声，天要黑了才回来……”
接着又打几下。
自从找见父亲这是我第一次挨打，也是唯一一次，虽然打得并不重，我只受到很轻的皮肉之苦，但给我的心灵创伤却非同小可。我有生以来先挨龚三打，后被五叔打，如今父亲又打，不免触痛我的旧伤疤。我委屈地哭着，他给我打回饭也不吃，赌气回屋睡去，；哪能睡得着，思前想后又思念起母亲和大姐，后悔不该来找他。现在远隔千山万水，想回去比登天还难，挨了打能往哪里跑！
父亲独自在院子里徘徊，高老师推门出来。朦胧中只听他问父亲：“生玉又玩去了？”
“没有，在屋里睡着，”父亲说，深深叹了一口气，“饭都没吃。唉，打的孩子太重了。”
一股暖流从心头涌起，一深叹气使我对他的怨恨立刻冰消瓦解，父子间的隔阂瞬间烟消云散。是的，父亲必竟和龚三、五叔不同，他是疼爱我的！
“你就不该打他，”是高老师的声音，“教训几句就行嘛。”
过一阵又听父亲说：“那晚咱们不该伤脸失面争吵，过后想来为个啥，真没意思。都怪这孩子嘴多，我替他向你赔不是了。”
“没啥，没啥，”高老师忙说，“都怪我一时性起感情用事，你也别计较……”
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任何隔阂都可以消除，任何鸿沟都不难填平；只要心存一个“让”字、牢记一个“忍”字，冤仇宜解不宜结。此时师生、父子两道鸿沟，转瞬间化为乌有。
同院还住着一位郭老师，有一次我到他房间玩，见他正填履历表，我看他在“曾任何职”一栏写着“连长”二字便好奇地问：“你当过八路军连长？”
他苦笑一声说：“若当八路军连长敢情好啦。”
一年后他和赵老师、池老师都在“镇反”运动中被逮捕回太原，从此再未见面，不知他们落得怎样结果。
正是：
山村野墅记忆深，滹沱河畔往事存；
难忘融融师生意，永铭切切父子情。
三双战病魔
新生政权干部严重缺乏，接收的各级政府机关里有大批旧知识分子，因此解放初期对蒋阎伪职人员采取先一律留用然后逐步审查清洗的政策。一九五零年在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又在全国发起镇压反革命运动，父亲也是审查对象。他老老实实向组织交代了自己的历史问题，最后焦点集中在一件事上。那天他开会回来愁眉不展，我问起开会的情况，他说组织上追查他当国民党县党部整理委员有没有委任状，他说没有人家不相信，一时又无法证明。那时我还不懂什么是委任状，但朦胧中觉得一定是个生死攸关的东西，便犯了愁：“爹，你会不会也像赵老师他们一样被抓走？”
我多么担心啊，假如父亲被抓，我岂不又成了孤儿！
“大概不会，”父亲安慰我，也在安慰自己。后来果然没抓他，大约还在继续调查。
五十年代第一个盛夏来临，总校通知暑假期间全体教师集中“受训”，父亲决定把我送到石家庄东郊葛氏的娘家。
前面说到，葛氏嫁给张老汉的儿子后感情不合，遂给父亲当了姨太太，并一起回到榆社。从此一家两姓不再和睦相处，裂痕日渐扩大，葛氏的哥哥葛福星离家去石家庄郊区宋村给一个开座染坊的老板当了总管。后来张老汉去世，葛母干脆把房产卖掉举家迁往石家庄。
那时山区交通极不方便，去石家庄走“大路”太远，父亲决定走近路。他雇来一头骡子供我骑坐，煮了些鸡蛋权作干粮就上路了。走了两三天终于到达正太路微水站，然后乘火车东返石家庄，把我寄放到葛家，他自己匆匆前往总校报到。
正值酷暑天气炎热，我在路上中了暑，加之饮食不洁，到葛家没几天就病倒了，开始拉痢，没几天就把我拖倒在床挣扎不起。葛福星受妹夫重托，自知重任在肩义不容辞，对我悉心照料，千方百计延医调治。外婆日夜守护，接屎倒尿羹汤调理。后来痢疾虽止住了，却又转为肾炎，小便不利，全身水肿。先腿脚后胸腹，接着头脸腰背全肿了，皮肤透明如镜。我每日在床上辗转呻吟呼爹唤娘，眼见心肾衰竭，生命垂危。舅父接连给父亲寄去两封挂号信，父亲“受训”未完回不来。他背着我去临街药铺请老医生切脉，又看了舌苔，对他说：“这孩子恐怕不行了，及早准备吧。”
这等于判了我死刑！葛家舅舅把小棺材都买好了，我也觉得自己不久于世，每日哭哭啼啼想念父亲，可他身不由己请不准假。又转而思念母亲，这一日已不再睁眼，只有泪珠一滴滴顺颊流淌。葛氏全家围着我束手无策只等咽气，老娘（即外婆，平定语）俯身问我要不要喝水，我已无力回答。
她又说：“孩子，你快好了吧，你一定会好的；等你爹回来带你去市里医院看，你病好后老娘还给你蒸蛋糕吃。”
这柔声细语在我听来好像从遥远的天边传来，声音愈来愈细微，后来就什么也听不到了。我的神魂早已飞出七窍，畅游地府去了。在那里我见到了母亲，他在地府被阎王特封掌管“积善司”，专管超度善男善女。但阴曹地府不接收我，阎王叫判官查了我的生死簿，说我的磨难还远未到头，于是打发小鬼把我送了回来。
葛家人见我已气息奄奄百呼不应，惊得手忙脚乱，正要移棺盛殓忽听我低声喊“苦”，老娘忙把一匙清水送到唇边。只觉一阵清凉，我连呷几口水苏醒过来，微睁双眼环视众人。正当此时听得父亲在院子里说话，我鼓足全身力气叫声“爹……”泪水便簌簌流下。
爹听到我呼唤急奔进屋，见状不禁老泪横流，泣不成声。
他收到大舅的信心急如焚，无奈“集训”就是政审，不准中途请假，直到期满他才日夜兼程赶回。不料儿子病情如此严重，心中忧愤加之旅途劳顿也病倒了，当晚高烧不退，至次日早晨竟烧到四十一度，昏迷不醒。大舅请来一位西医打了两支退烧针，早饭后总算醒过来，一醒来就挣扎起来立即决定送我去石家庄医院。
大舅雇来一辆胶轮马车，车厢内铺垫了厚厚的被褥，扶我躺在上面，别了舅舅老娘，前往石家庄就医。我的臀部腰部都肿的很，既不能躺又不能坐，父亲只得把我抱在怀里，半躺半坐仍疼得不断呻吟，三十里路一路颠簸来到市里。此后几十年我没回过宋村，没有见过热心善良的老娘大舅，成为心中一大憾事。直到零九年八月我从榆社去威海路经石家庄，专程去了趟宋村，见到两个表弟，俱感慨万千。舅舅葛福星在十年动乱中也遭批斗，两位表哥同受牵连，头上戴了紧箍咒站不到人前。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觉轻松，弟兄俩都住着两层楼房。我受到热情招待，也了了多年一桩心愿。
在市人民医院两个女大夫（也许有一个护士）给我下腹部打了麻针，扎入一根带皮管的粗针头，面前放一只小桶，腹水便汩汩流出，大概就是现代医学的引流术。医生们又量血压又把脉，女大夫温和地说：“你有什么感觉就告诉我。”
“我不会死吧？”我突然发出这样的问题，逗的他们都笑了。对我说：“不会的，我们这么两个大人还看不了一个小孩子的病，能让你死了！”
桶里水位不断升高直到快满，我的肚子则像泄了气的皮球逐渐松弛下来。
医院没有床位，抽完水带了些药父子俩离开医院，住进车站附近的“仁义客栈”。这里离医院足有半小时路程，连日来霪雨霏霏，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父亲时刻守护在身旁，吃完药再冒雨去取。
我吃得是两三种药面，其中有一种黑色的粉末叫利尿剂（乌洛托品？）。四五天后我觉得有了尿意，父亲找来个破瓷碗抖抖索索给我接尿，竟然一次接了半碗。几天来他阴晦的脸上第一次浮起笑容，紧蹙的眉头舒展开来，连声说：“尿了，能尿了，孩子，你有救了。”
住在客栈不是长久之计，他还得回学校教书，遂决定把我送回太原交给秀英姐照料并继续治疗。可事不凑巧，因下暴雨洪水冲毁正太路几处桥梁，买好票三四天仍不发车。我躺在侯车室地上等父亲去探询消息，只见他无精打采回来，俯身在我脸上盯着我期待的眼神凄楚地说：“今天还不发车，孩子，你真命苦啊！”
过几天终于通车了。到太原后父亲立即安置我住进杏花岭医院然后匆匆返校。我孤身躺在病床上，没有人陪侍，由护士全面护理，打针吃药、端饭送水各司其职，那时的医院也许就没有陪侍制度。
浮肿渐渐消退，但体质极度虚弱，每天静脉推注一支葡萄糖配几支维他命，另外还有些口服药。
我住院期间秀英姐总共来过两次，第一次和刘震一块来。只见她顺手从桌上拿起一个空针瓶说：“他用的这维他命B咱家也有，要不给他拿来些用吧。”
姐夫未置可否，过后是否拿来我不得而知。
第二次来进门就说：
“你的病好多了，回家慢慢养着吧。”
于是就领我回了家，也不知办没办理出院手续。
我早想吃一碗浇肉面，医生不让吃，这天经医生允许我报了一碗，但却无缘享受，中午送来饭我已经走了。
住院期间我咬破一支体温计，后来在新华书店碰到那个护士，她责怪我出院也不打声招呼。咬坏体温计是要赔的，不知后来怎样处理了。
在秀英姐那儿住了半个多月我就回到父亲身边。我又一次从死神手里挣脱出来，但这场病非同小可，本来瘦弱的身子更加骨瘦如柴，腿似麻杆，手腕不及大人拇指粗，唯显一个大脑壳。头发几乎掉光，走路东摇西晃，地道的未老先衰，再没精力蹦跳打闹，像换了个人，变得端庄稳重、少言寡语，活像个矜持少女。从此一头扎进书本里，开始我的求知生涯。父亲为了给我补养身体每天让我吃两个鸡蛋，所幸人的大脑全赖父母遗传，与后天生活几乎无关。尽管我从小营养不良，脑子却未受影响，仍然好使。我的求知欲突然暴发出来，星期六晚自习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