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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暗自叫苦，不敢违命，回去热了饭匆匆吃几口，冒着酷热的太阳急忙去浇，浇完就地躺倒就睡，过好大一阵吴全他们才来。
傍晚快收工时一声炸雷大雨倾盆而下，菜苗全部成活。呜呼，老天爷也许真有眼？在我危难时刻总会伸手搭救。
正是：
种地凭体力，挑菜露真形；
大园受奇辱，往事永铭心。
四木板疑案
我和妻儿住着一间房，分下粮菜没处放，只能就地堆着，锅碗瓢勺摞在灶台上，人进去简直无处落脚。有次姨母对我说：“你弄块木板支起来，上面就能放些物件。”可那个时代除住房是自己的，一切都归集体所有，山上的一草一木都不属于个人，你想砍根镢把都得偷偷摸摸干，去哪弄木板？正巧秋后队里派我去修建化肥厂，我见每天收工后厂房四周散落着许多木板，想到姨母的建议就决定拿几块回家支个碗架。这天吃过晚饭我从驻地贾峪村返回工地，把几块一米多长的木板用绳子捆好，又拿了几根尺把长的细钢筋，准备打入墙内做支梁。我扛着“猎物”走到城里不敢直接回村，就近送到大妗家，想先在表弟处放几天。彼时姥姥和大妗都已去世，恰逢表弟游其不在家，我把木板放在他家柴棚门口，告他婆姨说表弟回来给我放进屋里。后来东窗事发，据游其说是他姑姑（杨秀莲）看见向住乡干部张英报告的，村里人则说是他去板坡报告的，遂成一桩疑案。不管怎么说，他不往屋里放暴露在人前让继母发现也难辞其咎，此后几年他见了我欲言又止显得十分尴尬。
城关民工连突然在贾峪村召开批斗会，要我交代偷拿木板之事，民工和看热闹的村民齐集一堂。为了生活，我生平第一次因向公物伸手在大庭广众之中丢人现眼。
第二天我被人押着去游其家取出木板交回工地，接着被送回村里。回村后大队又在戏台上组织批判，被人推来搡去，因地上刚做完木工活，铺着一层刨花，我栽倒把脸划破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一伙篡党夺权阴谋败露仓皇逃窜摔死在温都尔汗，事后化肥厂筹委会组织民工传达中央通报，没有让我参加，我心里很不平衡，在人前发了两句牢骚。批斗会上老妇联主任（曾是土改积极分子）发言说：“传达林彪事件不让你去你还满有意见，也不撒泡尿照照你是什么人！”
李弥则说：“你是坏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再不老实当心群众再给你戴上。”
我一度胆战心惊怕真给戴上帽子，但却没戴。农村不比工厂，没有人往上边呈报，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回到家杨秀莲幸灾乐祸，暗自偷笑；父亲见我满脸带血，心有不忍，对村人说（自分家另过后杨就不让他和我说话了）：“不知人家用什么东西打他来着，把脸都打破了。”听到此话我很受感动，毕竟骨肉之亲难以割舍，父亲话语中仍然流露出极大的同情。
艳香去洪洞还没回来，我一个人做饭吃，一次做一天的饭，做一顿热两顿；粮食不够吃，我隔一天吃和子饭，隔一天做玉面煮圪塔米汤，煮圪塔一顿限吃四个，汤饭则必须喝够四碗才稍有饱意。今晚东湾小队要开批判会，已经催了几次，我得快点吃。
会上人人争着发言以表觉悟高认识深，并示和我划清界线。尤其二叔的发言水平高，他既是党员，又是生产队长，只听他说：“生玉，论宗族关系咱们是一家人，可你我走的不是一条路，不一个阶级，我是无产阶级，你是资产阶级。”
如果说鲁迅笔下的阿Q是几千年来封建帝王的愚民政策使国民变得麻木不仁的典型，那么二十世纪的今天在“阶级斗争”理论和“不断革命”实践的愚弄下，国人已变得六亲不认，伦理尽弃，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维系亲情的传统美德被涤荡殆尽。历史的倒退本应令人震惊和忧愤，那时的“良民”却麻木不仁且沾沾自喜。
我曾听二叔在地头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前几年和李弥带一拨人在贾家坪种山，其中有个地主郝胜秋收时肩膀长了疔疮不能担挑。他就说：“肩膀肩膀，它是发奸，你就老实担吧，狠狠压它几回就不奸了。”硬逼如是硬逼郝胜担了一秋天庄稼。完了又得意地加一句：“我不信两个**党员整不了他一个地主！”呜呼，地主也是人，该有人的尊严，人的权利，该受到人道主义待遇吧！
真是：
岳母一句话，顺手把羊牵；
东窗事发后，方知骨肉怜。
30。第三十章 突遭劫难 （三）
五代人受过
一九七二年是我回村的第三个年头，这一年我遭受的苦难最深。不论那一年，只要有外派任务我就去当民夫，没有任务就跟队里劳动。大约是七一年夏天，有一天小队揽下粮食局清库的活儿，队长望财带着七八个人扛麻袋，干到中午有人提议不回家吃饭，都到饭店打平伙；大家都想吃又说没带钱，我就自告奋勇垫付钱和粮票在北街食堂吃了顿午饭，还喝些了酒。我不知道望财的本意是要我一人请客，因为大家说好是打平伙；再说我又不是富翁，因而算下账来就向人们讨债；别人都给了，只有队长望财和族叔田六的儿子那份屡催屡拒。六叔说：“谁叫你们唤他去吃嘛，他还是个孩子（十六七岁），那来的钱和你们打平伙。”望财那里经几次追讨勉强给了却从此伏下祸根，他怀恨在心，处处找碴报复，不断向大队干部汇报我的“劣迹”，我的处境一天天恶化。
有一次我从县药材公司担回的茅粪因掺有熬药的废水颜色墨黑，被支书黎孩撞见，在“早请示”会上点了我的名，硬说我舀上河水倒了些墨汁混充茅粪。“早请示晚汇报”是林彪为了加紧篡党夺权搞的一套愚民政策，社员们每天三四点钟就需起床，摸黑到大队开会，先学毛主席语录，然后各单位汇报前一天的工作，再由村干部安排当天的任务，如有人犯了错误就组织批判。开罢会走到地头往往还分不清庄稼苗和杂草，人们七倒八歪躺在地边迷糊一阵，等天大亮了再干活，简直是劳民伤财！
望财时刻不放过打击报复的机会，别人不愿干的苦活重活他派我去，别人不愿当民夫，回回总是我顶杠。当民夫每天最多带七两粮，为了给家里省点粮我倒乐意去；可他总说我干活奸，不卖力，常常借故百般辱骂。我担谷担不动四抱（读BU），他恶毒地骂我是“吊死鬼卖B，死不要B脸”，我敢怒不敢言。那年为了多挣工分大年初四我就急着进城担粪，问他担回往那块地倒，他指到最远的深沟，我踏着一尺厚的雪从县城担到深沟，晚上他不给记工，要我找证人；从深沟回村路经气象站，我担着茅桶回家时正遇望财十几岁的小儿子上气象站玩，他作证说：“我见啦，你给人家记上吧。”我沾他小孩的光记了工。俗语说“从小看大，七岁看老”，那个耿直的孩子长大后很有出息，当兵提了干，转业后当了煤市大老板。
过了初五望财带着社员也进城担粪，他们不去深沟，都担到最近的十二亩。
立秋后队里卧麦地，中午须给羊工往山坡送饭，按惯例送饭人中午都吃羊工饭。那年月谁家都没有太多的余粮，把这一顿羊工饭看得很重；我更是如此，早早就等着羊工饭做熟好担走。按惯例早饭后羊工和守夜人在卧场碰头，告诉他吃午饭的地点，守夜人回来传达给厨工，送饭人就知道往哪儿送。偏偏这天守夜人回家睡过头，没来吃早饭，直到午后才来，厨工不知道羊工在哪里吃饭。这天正值望财和会计田明在麦场碾场，望财见我等着担饭就说：“你先回家吃饭吧，吃过饭再去送。”我越是想吃羊工饭，他猜透我的心事越设法阻拦不让我吃。直到大晌午了守夜人还没来，堂弟磨兰也来担饭，我俩各担一担出了村，他说担到山上吆喝着找吧；担出村口可巧望见村前河滩有一群羊羔，磨兰和老羊工搭上话，老羊工说大羊在东汇龙王庙，我俩一前一后朝东汇走去。我走在前面，在东河上磨兰说他的球鞋滑过不了搭石，要我帮他担过去；我就先过去，放下担子过来接他。我担起他的饭还没过河，他已飞跑过去担起我的饭走了，等于我俩换了饭担，也换了前后位置，现在他跑到我前面了。他担着饭紧走，赶到龙王庙正有一群羊等在那里，他放下担子羊工们一拥而上吃开了。待我担着他的饭赶来却不见另一群羊，吃饭的羊工说刚才还看见那群羊在对面山豁口，但左等右等概无踪影。直到磨兰那担饭吃完，他也吃了个肚儿圆，仍看不见那群羊，天色已晚，我只好担着他的那担饭返回，正好给了望财出恶气的借口。他一见我把饭依旧担回来就说：“我叫你等下夜的来再走，你扑死的急着走了，真是死不要B脸！羊工吃不上午饭回来饒你才怪！”
他女人性子耿直，正给羊工做晚饭，她也憋着一肚子气；听了他的话接口道：“这事不能怨人家生玉，那个死下夜的睡懒觉死的不来，害我等他一上午不能洗涮，要怪应该怪下夜的。”
我在这里代他受过，随后回来的磨兰弟却装了屎巴牛，一声不吭。说起这个堂弟真害我不轻，他家住在高坡上，他给小队喂牛，每天深夜要添草拌料，他懒得来回跑，自我回村一直在我家闷牛料，喂罢牛常常半夜三更才回去睡；如遇我当民夫不在家，免不了给他二嫂担一回水或干点别的力气活。为这事村里传出流言蜚语，有个婆姨就曾当面损我说：“你真不简单，家里还用着长工。”有一天她在村里大肆宣扬妻和磨兰如何如何被妻听到，忍无可忍和她大吵大闹，以后恶言恶语才稍有收敛。
更令我担心的是，我的政治背景不好，属于梁贵说的“免疫力低下”一族；假如队里的牛有个三长两短，磨兰每天在我家拌料，我就难脱干系。为此我不只一次对他说不要在我家放料啦，他不听。终于有一天他喂的牛死了一头，队里宰杀后拿到兽医站化验，结论是水胀而死。阿弥陀佛，上天又一次救我于不死，假如化验出是中毒而死，即使是别人下的毒，也定会强加到我头上，我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保不准会像他爹（我四叔）那样在看守所被拷打而死！
望财骂得解恨，磨兰也肚满意足，我可还饥肠辘辘。这时田明在一旁发话了：“你还不赶快把饭担到卧场，天黑后羊群肯定上卧场，羊工就能在那里吃饭。”望财支持他的意见，两人狼狈为奸存心折腾我，我只得担着磨兰那担饭向卧场走。到了地头天已黑下来，却只见羊羔仍不见大羊，我眼巴巴望着对面山顶，那群羊一会儿出现了，过一会儿又不见了。我饿着肚子望眼欲穿，直到天黑伸手不见五指仍不见大羊的影子。老羊工见我饿的可怜巴巴的就说：“你不要等了，留下饭回去吧，他们回来吃罢我给你把担子捎回去。”
我不能再把饭担回去，因为不仅羊工要吃饭，看羊狗也得吃，它们晚上是不回家的。于是我饿着肚子，摸黑回去，满足了望财的狼子野心。但事情远不算完，他见我空手而回问道：“饭担呢？”
我说留在卧场了。
“怎么能留在卧场，丢了家俱怎么办？”羊工的午饭总是小米捞饭面条汤，一成不变，所谓“家俱’是指队里的笸箩、饭盆和碗筷，扁担和绳落是个人的。
“丢不了，放羊羔的老汉答应羊工和狗吃罢他负责把担子捎回来。”
“那么多饭怎么能都喂了狗。”田明狐假虎威煽风点火，望财又一次破口大骂：“真他妈的吊死鬼卖B，死不要B脸！”
我饿着肚子跑了半天路，落了一顿臭骂，田明还要我再去担回来。天已大黑，伸手不见五指，我饥肠辘辘，精疲力竭，再没有力气去担了，要杀要剐任由他们，我回家睡觉去了。
哪里睡得着，我翻来覆去想，农村也不是我当初想象的那样安稳平静；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农村照样是烽烟滚滚，一部分人欺压另一部分人，美其名曰“无产阶级专政”。被专政的少数人其实都是些老实的绵羊，他们只能老老实实，那敢乱说乱动；实行专政的则可以恣意妄为，滥施淫威。我曾看过政治作家浩然写的小说《艳阳天》，描写老地主马小辫把村支书田晓峰唯一的儿子推下悬崖摔死，还咬牙切齿地说：“我叫你断子绝孙！”作者想通过一个杜撰的故事说明地主富农多么不老实，多么可恶可恨，他们“人还在心不死”，随时都在伺机复仇，妄图复辟；可见阶级斗争多么激烈，贫下中农对他们实行专政又多么必要。可是我们不妨逆向思维，假如村书记不是对他太苛刻，压迫他太深，让他没有活路，他何必冒天下之大不韪，冒着事情暴露后杀头之危险，做出孤注一掷的绝事。
毛泽东说过，“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不到走投无路的地步，谁也不会拿自己的身家性命作赌注。如果说大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就大多是人为制造的。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究竟是谁在兴风作浪，留给后人评说吧！如果敌人已经交械投降，每天诚惶诚恐、胆战心惊，为什么还要“主动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联想二叔向人们炫耀的那个强迫肩头生疮的地主担庄稼的故事，那种有悖人道的事难道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个地主没有实行“断子绝孙”，大约他认为还没有逼上绝路，咬咬牙还可以忍受；如果把他逼上绝路，说不定也会做出《艳阳天》里那个老地主的绝事。
我就曾有过极端的想法，在望财的孙辈身上打过主意，只是没有机会，胆子又小，最终没能成行。在极度困苦中我也有过越境逃离去寻找一片自由天地的念头，只是由于胆小怯懦和软弱无能同样敢想而不敢干。假如那时我“胆大妄为”，采取了极端举动，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了。
真是：
树欲静而风不止，于无声处起惊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