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我是个草民百姓，就像一只蚂蚁，被人一脚踹死也无处喊冤。凡是他们提出的问题我都一古脑承认，就连偷听敌台、敌视革命、对党有刻骨仇恨等“罪行”都一概认下。我想反正是没有活路，轻则发配农村，重则判刑入狱，要杀要剐痛快点，我实实无法忍受这非人的折磨！
然而恶魔们并不肯轻易罢休，他们以折磨对手为快事，“正如让苍蝇翻腾的蜘蛛，让鼠儿逃窜的猫儿……猛兽的牙和鸷鸟的爪都有一种凶残的肉感，那便是被困在它们掌握中的生物的那种轻微的扭动。致人死地，乐不可支（雨果《悲惨世界》”。野兽们看到面前的猎物痉挛抽搐的样子，全身每一根神经都会兴奋雀跃。
临近冬天，他们让你穿上小大衣（假惺惺地说“小心着凉”），紧挨火炉坐起“土飞机”，然后折腾得你大汗淋淋，他们在一边快活地奸笑，同时不断提出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逼讯，直到自身也疲惫不堪方才罢休。
一个突然的问题让我暗暗叫苦，大呼上当：“八月一日你对任培说过什么话？”
“……”我一时不知从哪里说起。
“你为什么煽动任培逃跑？”
“我没有扇动他逃跑，只是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
“你还不认罪，任培被你吓得胆战心惊一夜未睡，第二天来向我请罪，问是否会揪斗他。”杨平说。
一阵狂吠：“不打不招！”
一阵毒打，我已气息奄奄快要休克，只觉喉咙里直往上冒火。
“给我口水喝。”我哀求道，声音微弱。
有人正要递水过来，被杨平制止：“不要给他喝水，当心炸肺，先让他歇会儿。”
停一会儿又问：“你老实交代不？”
“老——实——交——代。”
“我问你，为什么要给反革命父亲翻案？”
“我认为父亲不是反革命，只是一般历史问题，应该平反。”
“胡说，什么平反，明明是翻案嘛。”
“是，是翻案，我有罪。”
“你为什么要私刻五中公章冒名上访？”
“我没有私刻公章，是王平给盖的章。”
“胡说，王平根本不承认给你盖过章。”
“是我去他家自己盖的。”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父亲的学生。”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就在给我父亲搞平反——不，翻案时才认识。”
“不对，你们一定早就勾结上了，老实交代吧，你们还干过那些反革命活动？”
“除了给我父亲翻——翻案，没有别的活动。”
“不老实，加刑！”又是一阵狂吠。
最后还是以我承认私刻公章结案，又问用什么材料刻的，我曾听人说萝卜能刻章，就顺口胡诌，倒也救了一急。
关于偷听敌台，光承认还不算，还要说出听到什么内容；我只得根据《参考消息》上看到的“苏修”动态杜撰些谎言搪塞，即使这样他们仍然能找到上刑的借口。
后来刑讯室由青岩底迁到小河口老爷庙，那里住着一部分临县籍新工人，去年才招进来，他们更不会对我讲什么情面。
青岩底食堂离小河口有四五里，红土坡工地就在两地间的山上，三地组成一个竖立的三角形。我腿瘸走路不便，只好吃过中午饭就把晚饭买好，带着去红土坡干活，下午下班直接去小河口，吃过晚饭等着他们批斗。每次一见魔鬼们走来我就里急后重，大小便一齐急迫，赶紧往厕所跑，每次批斗前必得去趟厕所。
“田生玉，今天交代你北京告状的经过。说吧，谁和你一起去的？”
“柴宗。”
“他和你是什么关系？”
又是一个关系！
“我们在化工厂是工友，一般关系。”
“不对吧，一般关系他会替你卖力搞翻案？”
“我们在路上偶然遇见，他很同情我父亲的遭遇，愿领我去找中央接待站。”
“这就对了，他既然同情反革命，说明你们立场一致，臭味相投；他既然能替你卖力，你当然也要替他卖力。说吧，你给他办过什么事？”
“你们还搞过那些反革命活动？”
“……”
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要讲出动机、目的，都必须上纲上线，与“打倒**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国家”这些罪名挂钩。也许他们还会追查我和王平柴宗搞什么特务活动，为父亲平反招来无尽的罪苦，但我并不后悔。
批斗会结束已是晚上十点多，我跟着监护人在黑暗中从老爷庙回青岩底宿舍；一边艰难行走，一边淌着泪低声呼喊：爹，爹呀，你儿为你快把命搭进去了。凄凉的泣诉声在夜空中震颤！
诗曰：
出生入死所为何，立木难分亲难除；
历尽磨难苦命尚在，泼妇发威孝子无。
一天夜晚我在那个主持批斗会的小头头张继床头看到一个纸片，上面逐条罗列着要批斗的问题，总共二十四条。已经过了二十个，我心里有了底，快熬出来了，咬紧牙关坚持下去，过一个少一个。只要留得命在，深信日后总会水落石出，乌云散去见青天。
真是：
谁谓人初性本善，我说兽性自娘胎；
每逢社会大动荡，狼虫狗彘齐升天。
十牛棚纪事
历时两个多月的连续批斗终于停止，一九六八年九月所有被揪人员集中关进“牛棚”。“牛棚”设在原经营科一个大库房，门口由“群专组”的人把守，出入排队，大小便报告，类似于看守所。最初“牛棚”大门上贴的横幅是“反省室”，后来有人提出国民党抓住**党政治犯就投入“反省院”，他们怕被责为国民党，遂改为“悔过室”。“牛棚”里关着二十多人，有当权派如矿长刘年，沈、宋两位副矿长，还有几个科长，其中就有原“红总站”一车间领导组组长柳完。再就是我们这些有这样那样历史污点或出身不好犯有某些错误的人，统称“地富反坏右”，我和沈毅是典型代表，还有个最年轻的是出身不好站错队（加入“红总站”）又在武斗中有“打砸抢”行为的彭举，据说是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待，以体现毛泽东“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英明论断。另外还有两个现行犯，一个强奸了幼女，一个写了一条“反动标语”。据说那个写“反动标语”者是在车间宣传室的大字报纸上胡乱画着玩，先写出“打倒刘邓陶”，又在“打倒”二字的斜下方写了“毛主席”三个字，被在场的人抓了“现行”。不过以上二人都出身贫农，属“好人犯错误”，无需坐牢。
26。第二十六章 突遭劫难 （七）
牛棚里的人包括当权派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批斗会，听说矿长刘年的爱人在批斗会上坐起“土飞机”时，有人专门照她的阴部踢。诸位读者，这是否合于“禽兽不如”一词？
我们每天排队打饭，排队去工地劳动，晚上回来开会检查汇报，互相批判；不过在这里除那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动过几回手，再未发生打人的事。在这种稍微宽松的环境里我开始重新考虑前段时间交代的问题，把逼供出的虚假部分剔去，整理了一份符合事实的材料交上去。也在这时我才顾及认真给艳香写封信，告诉她这里发生的一切，告诉她我的后果难以预测，劝她及早离婚另择佳婿莫误终生。不料她竟不接受我的离婚要求，回信说：“人都难免犯错误，只要能认识错误改正就好；希你认真检查，争取宽大处理。你放心改造，我始终等你。”她的诚心不仅感动得我热泪盈眶，连群专组的人也惊叹不已，啧啧称赞，说我运气好，找了个好媳妇。
这时我才鼓足勇气向群专组打了份报告。我们从被揪日起就停发了工资，冻结了存款，每人每月只发十六元生活费，家中赡养人口农村每人五元，城市每人八元。我填报了父母和妻子三个人，却只给一个人的生活费，我也不知是给谁的。按婚姻法凡经结婚登记就是合法夫妻，那么就算父亲有历史问题不准赡养，还有继母呢；半年多时间我不知怎样处理那五元钱，只得隔月寄到艳香家，隔月寄给父母。
我的报告生效了，经工代会批准，又给增加了五元赡养费，共发二十六元。
不久又接父亲来信，我含泪捧读。过去父亲来信开头一向是直呼我的名字“生玉儿”，这次却语重心长地称“孩子”，令我想起五零年病重被阻在石家庄车站那一幕，父亲说：孩子，你好命苦啊！
信里说，三间房已经完工，是东湾小队包工盖的；现正值年终结算，小队催索工钱甚急，他日夜坐卧不安，心如油煎。因无钱兑付，甚至想寻短见，要我立即寄回五百元以救燃眉之急（这都是杨的诡计，逼他这样写的）。
我再次请示群专组，经矿工代会特批，群专组派人带着矿革委信件去银行提出存款直接寄到我家。
一九六九年七月中央下达拆“牛棚”指示，各单位开始对被揪人员定案处理。我被传唤到专案组，要我详细阐述替父“翻案”的经过，看来这将是定案的主要依据。当我谈到借五中公章冒名上访情节时，一个专案人员说：“你这家伙还真有两下子！”不知他是嘲弄还是赞赏。我神态自若，内心隐隐涌起一股自豪感，心想我为父亲惨遭酷刑，就是死也值得，你们整天高喊划清界线，可养育之恩如何割得断。这种自豪感在定案处理大会上宣布我的处理结论后更加强烈，结论写道：“……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不择手段替反革命父亲翻案，煽动工人逃跑妄图瓦解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经群众讨论矿革委批准定为坏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中，监督劳动以观后效。”
这种定为敌我矛盾而又不戴帽子的处理方式据说是“革命群众”的又一项发明创造，有利于对他们实行监督改造。
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昂首挺胸步出会场。与前两次不同，没有丝毫羞耻感，自认为没有做任何违法之事，也没有见不得人的丑事，只不过尽了一点为子之道而已。古有二十四孝，割股者有之，卧冰者有之，那些我未必做得到，这点孝心微不足道耳！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统的孝道美德难道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被灭毁吗？
正是：
拆却牛棚获自由，罪因翻案无愧疚；
哪管灾难无尽头，结婚生子捱春秋。
十一夜半歌声
我是不戴帽子的“坏分子”，帽子由“群众”拿着，就是说他们什么时候不高兴（或高兴）又会给你戴上，这种做法名为从宽，实质从严，恶毒之极。
值得庆幸的是我又回到班组劳动，有了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当然政治地位是没有的，外出尚须请假，且经济待遇未变，仍然只发生活费。
我决定完婚，写信征求艳香意见，她欣然同意；于是托工人任负在王陇村重新租赁新房，准备迎接新娘入“洞房”。
艳香由她哥护送来矿，我向工代会头头杨平请假，因为完婚要搬离集体宿舍。杨只准七天假，就是说如果三天后完婚，婚后四天就须搬回宿舍，新娘也得返回老家。别人结婚都要度蜜月，我连蜜周都无权度。为了多享一天新婚的快乐，我提出隔日就举行婚礼。起先她不理解我的苦衷，因为隔日正是八月初一（阳历九月十二），农村人讲究择日办事，而初一非吉日。几经磋商她最终依了我，于是就在第三天草草举行了人生最切盼也最值得追忆的完婚大礼。听不到锣鼓礼乐，看不见宾朋满坐；没有鞭炮红烛，甚至连个大红“喜喜”字也没有贴。我让食堂炒了一荤一素两个杂烩菜，打来几斤红薯酒（当时副食品商店只有散装的红薯酒，粮食酿酒受国家严格控制，瓶装酒很少见），请来老乡梁马则和高三科，还有几个胆大点的原“红总站”工友，大家同新娘子热闹一番，就算是“闹洞房”吧。我则在房东家独酌，不时也劝他几杯；虽是人生最大的喜事，但这样凄凉的场面，这样身不由己的处境，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一边喝闷酒，一边潸然掉泪。席散送客，便入“洞房”成百年之好。
这样简单的婚礼，这样廖廖无几的捧客，还被工代会主任亓隐大会点了名，说“有些**党员（指梁和高）去参加一个‘坏分子’的婚礼，你们的阶级立场哪里去了？”。至于那几个凑热闹的工人，除化工厂调来的精神病人萧明虎后来以“装疯卖傻“的罪名被折磨致死，其他人都渐渐和我划清了界线。
这幸福的一刻，艳香等了一年，我等了十年，在已过而立之年终于实现了成家梦，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喜事足使我忘却遍体鳞伤，弥合破碎的心灵；在今后的道路上，哪怕荆棘丛生，哪怕豺狼当道，有妻与我相伴，有她的怜悯、爱抚，我定能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从此她与我同心同德过着苦日子，虽然有时难免发生口角，那是因为都摸不准对方的脾气性格。我俩是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特别是艳香，她对我的生活经历和内心隐痛还知之甚少，但却献给我一颗忠贞的心。每天我去上班，她在家做针线活等我回来，遇到上小夜，她做好饭等到深夜十一二点我回来才吃。
入冬后天气渐冷该生炉子了，那天上午我领来铁炉找来烟囱请任负帮忙生火便匆匆上班走了。晚上十一点多下班回来推开门见妻睡了，睡得很不自然，头朝炕沿双腿高高架在被盖上，和衣而睡；未缝好的衣衫胡乱扔在一旁，上面还带着针线。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今天她睡得这样早？连喊几声不见醒来，推了几下仍然不动。屋里一股浓浓的煤烟味，只见用报纸糊着的破烟囱已被火舌烧焦，浓烟正是从烧破的洞口窜出来。
“煤气中毒！”
我立即意识到事态严重，急忙去抱，她已全身僵硬，只鼻孔还有微微气息。我急了，一边喊房东大嫂，一边拦腰抱起把她拖到床下，拽出门外。在门口经风一吹她略微苏醒，凄厉地大叫一声，令人毛发倒竖。我在院子里铺一块棉毯，让她躺在上面，请房东代为照料，急忙去请大夫。
找到任负时他已睡下，我求他和我去叫大夫，他不去；说深更半夜医生都回家睡了，没人会来，即便来了医生对煤气中毒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无奈只得返回住所，俯身下去只觉她呼吸细微但平稳均匀，凑近耳边问道：“艳香，你心里清楚吗？”
朦胧中听到我呼唤，她用尽气力说：“怎么不清楚！”我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杨平只准我七天假，圆房四天后即须回楼上住，现已月余不见我送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