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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
母亲保护她的婴儿的最重要方法之一是母乳喂养，这样才能保证孩子的健康成长。然而，有关女性身体的诸多禁忌使母乳喂养因而显得令人反感而难以实施。
一些母亲宣称不愿意哺育婴儿，因为这不光破坏了她们的形象，而且还阻碍了她们和丈夫之间的亲热，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精液会使母乳变酸。通常婴儿需要哺乳到两三岁大，显然很多夫妻没有耐心等待这么长的时间。
除了用奶瓶喂养，另一种更为安全的做法是为孩子请一个乳母代为哺乳，而这在欧洲的贵族和商人阶层是尤为普遍的做法。也许这正解释了为什么有钱人要比底层的妇女养育更多的子女。毕竟哺乳抑制了生育力。一些送出去请人代为哺乳的孩子长到两三岁才被送回父母身边。
在公元15世纪的欧洲，随着印刷技术的推广，儿科读物已经有很大的读者群了。那些亲自哺育孩子的母亲们听取读者们的建议，知道了该怎样和何时喂养婴儿更好。
给孩子起名
孩子出生后的头一件大事就是安排接受施洗，通常是在出生后的一周内。父母们被告知时间上不应迟于婴儿出生那周的周日或下一个圣日。之所以如此急自然是因为刚出生婴儿有很高的死亡率。中世纪的神学家认为存在一种地狱，未施洗的婴儿死亡后会去往那里。结果父母们都很害怕未施洗前会失去孩子，他们愿意在天国为自己的孩子留有一席之地。这样即便在人世他们要忍受失去爱子的痛苦，将来到了天国一家人也会永恒地团聚。要是一个孩子没受洗就死去了，他只能被葬在教堂墓地偏远的北角，而那里通常是用来埋葬自杀者的。
施洗之礼结束了孩子初来人世的混沌，在驱避魔鬼的同时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教诲，这不仅仅被看做是灵魂得到庇佑，同时也保护孩子不受那些可能引起死亡的邪魔的侵害。没有有效的医疗条件，父母们只能力所能及地保护孩子平安健康。
不是只有取了名字才能施洗，但是为了给孩子在教堂备案继而在“命书”上有所记录，给孩子起名就很重要了。中世纪的西方国家大约只有20种基督徒的名字可以用，其中约翰和玛丽最为普遍。在基督教形成的早期很多人都改掉他们看上去显得异教的名字，用新的基督徒的名字来进行施洗，所以名字在当时即指基督徒的名字。
事实表明，中世纪的欧洲常有死婴、弃婴出现，但这并不表明那时的人们不愿担起父母之责，而更多是被窘迫的生活现实所迫。基督教的影响使刚出生的婴儿比先前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母子之间相亲相爱的关系尤为突出。但是中世纪的孩子长到七岁就被认为成年了，直到公元19世纪，童年才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生阶段被人们认可。
生育之苦
很长时间以来，受教育和传授知识给后人是男人的特权，女人不能传授知识甚至不能接受教育。未受过教育和强大的宗教忠诚感使她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角色。都铎时期和斯图亚特时期的英国，女人们普遍没有读写能力，这使得这期间没有女性留下的文字记录，使人无从探察她们身为社会一员却没有权利与地位的感受。历史资料清楚地表明虽然生活对两性来说都是艰难的，现存的社会偏见和由圣经所造成的错误观念却对女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生育期间。
在公元16世纪和公元17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女人生育是她们为社会所作的唯一贡献，没人认为她们身体和精神上受到的关怀是重要的，只有她们扮演的繁衍后代的角色是受到重视的。尽管分娩对女人造成了肉体的折磨同时还带来生命危险，已婚的女人还是认为她们应该尽可能多生孩子。不能生育的女人被认为是被上帝剥夺了权利，尽管这样的女人比起那些生育能力强的女人来说可能寿命更长，活得更健康。即便忍受着不断生育的痛苦，能生育的女人还是觉得那些不能生育的姐妹们很可怜。
怀孕
公元16世纪和公元17世纪，整个社会仍受许多禁忌的制约，交合与怀孕的联系仍是年轻夫妇们不愿提及的。对于新婚夫妇，第一次受孕会带来震惊。许多女人直到腹部已明显隆起才意识到自己怀孕了。
对那些怀疑自己怀孕的女人来说，当时并没有可靠的方法来检验。确认怀孕需用上几个月的时间，即便是这样仍存在着困难。比如像都铎王朝玛丽一世这样的例子，她38岁才结婚，并在婚后数月内相信自己怀孕了，医生证实了这一点。她也说她感到了胎儿在活动。她移居海姆特宫为分娩作准备，每日有人为她祈祷平安生产。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很明显她并没有怀孕，之前也根本没受孕，她难堪到了极点，几个星期后她的新婚丈夫菲利浦斯潘就抛弃了她。
女王或许经历一系列的迹象使她确定了自己的怀孕，但是这些迹象只能靠自己判定。妇女们需要依赖对自己身体微妙变化的感受来确定是否怀孕，而由于营养情况差也会导致经期不规律，因此经期未按时出现不能确定是否怀孕。怀孕的迹象有：双眼黯淡，乳头变硬，血管肿胀，尿液有颜色。
关于怀孕的迹象在《圣处女》一书中有进一步甚至耸人听闻的描述：
你的红润面庞将会消瘦，变得面有菜色；你的眼睛会变得黯淡，眼圈变黑，由于头晕你的脑袋会痛得厉害。此外，子宫的膨胀会使腹部凸出像个水袋，你的肠部不适，体侧会突然剧痛，后背也经常疼痛；四肢感觉沉重；乳房饱满产生坠痛感，乳汁会不停地分泌出来，你的美貌因面色苍白而完全毁掉；你的口中总是感觉发苦，吃下去的所有东西都会让你恶心；无论你的胃容纳了什么食物，你都会很快呕吐出来。
助产士可以通过身体检查来查知是否怀孕，但最确定的迹象应当是怀孕三到四个月左右胎儿的活动。很奇怪服侍女皇玛丽一世的助产士并没有意识到这次怀孕仅是幻觉，尽管也有可能她们发现了却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女王。
一旦怀孕，女性应当极力注意避免心情烦躁，以保证怀孕过程健康。有关胎儿发育的迷信说法则广为流传，孕妇们被告知不要参加葬礼以避免有害的影响。同时她们应当避免房事以免胎儿窒息而死。这些观念相当根深蒂固，而那些满怀希望的母亲们则严格遵从这些建议。
孕妇们总是被告知她们应该格外小心地保护自己，无论从身体还是感情方面。公元1637年的《助产士》建议说：“让她们要注意凛冽刺骨的寒风，过热，愤怒，心理忧虑，害怕及恐惧，过度房事以及无度饮食。”
尽管如此，并没有多少实用的建议能帮助这些满怀希望的母亲。孕期护理仅限于饮用像覆盆子叶茶之类的草药，以有利于轻松分娩；同时定期放血被认为是重要的事，据说可以防止胎儿溺死。放血过程中要用尖锐的器械切开血管以排出“多余的血”。放血有可能造成贫血的症状，而这种疾病常常与怀孕一起出现。毫无疑问这导致了孕妇感觉筋疲力尽。类似惊厥这样的产后并发症在几百年后才为人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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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将会是什么样？
在缺乏分娩前后有效医疗护理的时代，临近分娩的产妇总是心存恐惧，担心分娩会给母婴带来死亡以及残疾。除了产妇这种恐惧之外，新生儿的诞生总是一件让人激动以及满怀希望的事情。正如现在的父母竭力猜测孩子的将来是什么样子，过去的父母们也努力想象尚在腹中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
过去的父母总是试图想象尚在子宫的胎儿，一旦孩子出世他们就遵循长久以来的习俗，以便有助于培养孩子将来的人格。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确定未来总是一件让人宽慰的事，所以许多父母都渴望尽早得到关于孩子本性及未来的预示。
因此，除了祖父母外，占星家也会待在富人家的产房里，这样孩子一出生就会得到他的占卜。
占星家通常是唯一被允许出现在这种场合的男人，对于那些不怎么富裕的家庭来说，他们也可以借助大量的民间歌谣来预知孩子将来的性格，例如歌谣《星期一的孩子》，今天还广为人知。
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据说有重大意义，人们普遍认为孩子出生的时间对他的将来有重大影响。
你出生时猫头鹰在啼叫——这是恶魔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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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鸦啼叫，象征着不幸；
狗在狂吠，骇人的暴风雨刮倒了大树；
大乌鸦在烟囱上扇动着翅膀；
喋喋不休的喜鹊低沉地乱唱着。
——威廉·莎士比亚，《亨利六世》，公元15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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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还是女孩
对猜测婴儿性别感兴趣的人可以遵行希波克拉底体液诊断系统来猜测性别。当四种体液——血液、黏液、胆汁、忧郁液——在体内失去平衡时，疾病就会产生。体液和人的各种性格有紧密的联系。热情、严厉、倔强、强壮以及右撇子、面色红润、积极向上象征着男性；而冷淡、温和、轻柔苗条以及左撇子、面色苍白、止步不前则代表着女性。孕妇右眼的光泽，右边乳房的膨胀，右脸颊的绯红都预示着她极有希望生下男孩。公元17世纪的医生经常应用这些预示，但是也不可能确定胎儿是男性还是女性。占星家宣称，孩子的性别取决于受孕那一刻天上的星相组合。在咨询占星家之后，一些父母坚信他们的孩子的性别已定。
许多贫穷的家庭尤其重视男性婴儿，因为他们将来会给家庭带来财富，相反女孩将会离开家庭出嫁。在上流社会，男孩的出生因涉及子嗣继承也很重要，尤其是在关于皇权继承的时候，亨利八世就是一个极其渴望儿子的最佳例子。当他的第二个妻子博林·安妮怀孕八个月时，亨利八世为她定制了一张精美的床，用缎子做顶帐，辅以黄金缘饰。他说这是“所能想象到的最为庄严和华丽的床”。亨利八世坚信这个孩子将是男孩，觉得用这样的床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人们已经为这位王室的继承人准备了两个摇篮：一个被称为“顶级摇篮”，用黄金制成，用深红色布匹装饰，另一个是用木头雕刻而成，再漆以金粉。
皇后怀孕期间朝臣们聚集在旁边的议院里讨论着孩子的名字，他们认为这个男孩应该叫做弗戈，意即冷静决断。焦虑的安妮皇后内心感情复杂，唯恐生下的孩子是个女孩。当人们发现生下的孩子实际上是个女孩（即后来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一想到国王的反应，恐惧和害怕的气氛顿时充满了整个产房。
助产士（1）
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女人本能地知道什么最有利于分娩。和医生相比，助产士在助产中有更高的成功率。在家里分娩远比在医院安全，这是因为医生并没有遵守严格的卫生要求，而护士对细菌和交叉感染也所知甚少。“老妇人”显然更为镇静而且极少干预分娩。她们很少使用手术器械，也不会像男性医生那样把手伸入产妇的产道里。她们的方法比较自然，这意味着较少的并发症，因而产妇们也极信任她们。
助产士逐渐成为当地重要而广受尊敬的人士。实际上在公元17和18世纪，除了教会的领袖仍对助产士抱有怀疑态度外，助产士已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重。她们中的大部分是已婚妇女，几乎都是教徒，而且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对于大部分的助产士来说，在产妇分娩时的护理只是一项爱心活动，她们的报酬往往只有几便士，有时甚至是一只鸡或者一头小猪。尽管如此，还是有证据表明助产士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业，尤其是为贵族家庭提供服务。护理查理一世妻子亨丽埃塔·玛丽亚的助产士获得的报酬是1000英镑，教父母们也时常会给助产士小费，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给接生他的教子的助产士10先令小费。
尽管助产士在工作中不受男性医师的支配，但她们不能避免受宗教当局的干扰。牧师们经常清查助产士们，唯恐她们没有纯洁的宗教信仰。公元1591年，助产士辛普森·艾格尼丝因为使用鸦片减缓分娩痛苦而被火刑处死，因为这样做解除了上帝施加于女性的原罪，她们本应该在分娩的阵痛中乞求上帝的仁慈。
许多助产士被怀疑使用可疑方法来帮助处于分娩阵痛中的妇女，尽管大多数疑问来自于平民而非社会的其他阶层。牧师们担心助产士会使用和巫术有关的古老办法来减轻妇女生产中的痛苦。新教徒们强烈反对巫术或符咒的使用并且努力阻止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迷信行为。
除了有关减免分娩痛苦的论战，牧师们仍然憎恨着助产士。因为助产士们常常扮演着牧师的角色，为那些看上去快要死去的婴儿主持浸洗礼。垂恩斯讨论会是一个成立于公元1277年的牧师委员会，它规定，助产士应当学会主持浸洗礼，当接生的孩子太虚弱，以致不能活到接受教区牧师施洗礼的时候，她们就要主持这一仪式。英国国教改革后仍允许助产士主持浸洗礼。然而，一些传教士宁愿婴儿的灵魂受到玷污也不愿将这一责任交给一个女人。
人们通常认为分娩中的妇女易受到超自然力量的攻击，而许多助产士也被怀疑施行巫术。胎膜（覆盖在新生儿头部的胎膜）、胎盘及脐带在巫术仪式中更为重要。牧师们怀疑很多助产士选择这一职业是为了方便她们从事巫师这一第二职业。历史上有不少助产士被处死的记录，她们的罪行就是谋杀新生儿并将其献给撒旦。教会当局力图阻止分娩时采用传统的宗教仪式而以祈祷和宗教练习得以取代，这样就能确保助产士们忠实于宗教的实践及价值，助产士们被鼓励使用祈祷来帮助产妇们渡过阵痛的难关。她们有时在房间的四个角落里刻下十字的记号并吟咏以下的祈文：
她的床周围有四个角落
她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