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理由相信你在阅读未经批准的材料，而且是在旅馆里阅读。我想立即对你的房间作一次搜查，问题就会水落石出。”
“你这是在怀疑我的人格呀。”赫雷拉又气又伤心地说。他的人格对他是至关重要的。他对在场的几位瞟了一眼，他发现他们全都认为他已严重违规。
“别这样说嘛，赫雷拉先生。我只是认为搜查一下，我们就可以继续审理案子了嘛。”
那不过是个旅馆房间，又不是自己的家，并没有什么需要隐藏的私人东西。再说，上校心里又十分坦然，他房间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为指控他的证据。
“好吧，想搜就搜吧。”他咬紧牙关说。
“谢谢你。”
威列斯领着上校呆在法官办公室外的走廊上，哈金给正在旅馆等着的治安官打了电话，旅馆经理开了50室的门，治安官带着两名法警把衣柜、抽屉和浴室搜了一遍。他们在床下找到了一摞《华尔街日报》和《福布斯》，还有一份昨天出版的《莫卧儿》。治安官用电话向法官报告了搜查的结果，法官指示他立刻把这些战利品送到他的办公室。
9点15分，陪审团仍无踪影。费奇僵坐在后排的一个位子上，手里拿着一份报纸。他的目光从报纸上方射向陪审席旁的那道边门，心里完全清楚陪审员们最终露面时，第7位将不再会是赫雷拉上校，而是取而代之的亨利·吴。由被告的立场观之，吴这个人可以勉强接受，因为他是亚洲人，而众所周知，亚洲人在这一类涉及赔偿的案子中，是不会大手大脚乱花别人的钱的。但吴毕竟不是赫雷拉。几个星期以来，费奇手下的陪审员咨询顾问们一直在向他耳朵里灌个不停上校和他们站在一边，在审议时将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假如马莉和尼可拉斯能这样随心所欲地赶走赫雷拉，那么，下一个将轮到谁呢？假如他们的唯一目的是想引起费奇的重视。那么，他们肯定已如愿以偿。
哈金和两位律师盯着整整齐齐堆在法官办公桌上的那些报章杂志，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治安官在简短报告了搜查情况并由书记官作了记录后，即转身告退。
“先生们，本人别无选择，只好命令赫雷拉退出陪审团了。”法官说。律师们没有吱声。赫雷拉被请了进来，坐到了原来那张椅子上
“列入记录，”法官对书记官下令道，“赫雷拉先生，你在汽车旅馆住的是几号房间？”
“50号。”
“桌上的这些东西是几分钟前在50号房床下发现的，”哈金指着那些报纸和杂志说，“全是最近出版的。大多数都是在陪审团隔离后出版的。”
赫雷拉惊得目瞪口呆。
“这些东西当然全都是没有获准阅读的，有一些还含有很深的偏见。”
“这些东西不是我的。”赫雷拉竭力压住胸中正在升腾的怒火，慢慢吞吞地说。
“是吗？”
“是别人故意放在那里的。”
“那么这个‘别人’，可能是谁呢？”
“我怎么知道！说不定就是向你告密的那个家伙。”——很有道理，哈金想道，可现在一时难以弄清。凯布尔和罗尔两人看着法官，那目光仿佛是在问：哎，是谁给你告的密呀？
“东西是在你房里查到的，我们对这一事实不能视而不见。鉴于此，赫雷拉先生，我们不得不解除你的职务。你不再担任陪审员。”
此刻的赫雷拉，思维非常集中，心里涌出了一大堆问题。他想提高嗓门，对哈金大叫大嚷，可却突然意识到他就要恢复自由了。在法庭上呆坐了4个星期之后，在汽车旅馆关了9个晚上之后，他就要走出法院回家了，午饭前他就可以到球场上打他的高尔夫了。
“我认为这样处理是不对的。”他不想施加过大的压力，于是便这样半心半意地说。
“我很遗憾。蔑视法庭的问题，本庭将留到以后处理。目前我们要继续审理本案。”
“你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法官，”赫雷拉说。今天晚上到符拉扎尔饭店去吃顿晚饭，那儿的海味新鲜，葡萄美酒任选。明天就可以看到孙子啦。
“我派法警陪你去旅馆收拾行李。我命令你，决不要与任何人，特别是新闻界谈论这件事。你在收到进一步通知前，将受言论钳制令的约束。你明白吗？”
“明白，大人。”
上校在法警监护下通过后楼梯下了楼。从后门走出法院。治安官正等着护送他最后一次返回汽车旅馆。
“我谨在此正式提出一项申请，要求法庭宣布本案审理无效。”凯布尔望着书记官的方向说，“理由是：陪审团可能已不适当地受到《莫卧儿》昨天发表的那篇文章的影响。”
“申请驳回，”哈金法官说，“还有问题吗？”两位律师摇摇头，双双站了起来。
10点过几分，11名陪审员和两名候补，在人们默默的注视下，相继走上了陪审席。第2排最左边本是赫雷拉的座位，现在空着，立刻引起了全场的注意。哈金阴沉着脸，在招呼了陪审团后，立刻言归正传。他亮出一份昨天出版的《莫卧儿》问道：是否有谁见过或读过这一杂志？或者听说过它的内容？无人应声。
他于是接着说道：“鉴于刚才在本法官私人办公室获得澄清、并已列入记录的某些事实，7号陪审员佛兰克·赫雷拉的职务已被解除，空缺由亨利·吴先生依次递补。”
这时，威列斯跟亨利咬了一下耳朵，亨利从折叠椅上站起，走了4步，坐到了7号座位上，成了名正言顺的正式陪审员。候补的行列中，只剩下夏因·罗依斯寡人一个。
哈金法官急于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陪审员们身上移开让庭审加快进行：“凯布尔先生，请传唤下一位证人。”
费奇手上捧着的报纸下落了6英寸，落到了他的胸口。他大张着嘴巴，困惑不安地望着这新的陪审团。赫雷拉完蛋了，他感到恐慌，他亲爱的马莉挥舞着她那根法力无边的魔杖，不折不扣地实现了对他的许诺，更使他激动无比。他身不由己地把目光投向了伊斯特尔。伊斯特尔一定是察觉到了他的目光，他也微微侧过头来，把视线射向费奇。他们隔着90英尺的空间相互对视了五六秒钟。这短短的瞬间，对费奇来说，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而伊斯特尔却是满面春风，得意洋洋，仿佛是在说：“你瞧瞧我的本领。有什么我干不了？”费奇脸上的表情对此作出了回答：“没有错！告诉我，你想要多少？”
在开庭前，凯布尔曾提出一张多达22人的证人名单，他们全都拥有博士头衔，在专业上都有傲人的表现。在他的马厩里，既有在其他烟草官司中经受过战火考验的老将，又有烟草业巨头们豢养的浑身是刺的研究员，还有一批高嗓门的大喇叭。他们聚到一起，准备消除原告证人给陪审团留下的毒素。
在过去的两年中，罗尔和他那一帮已对这22人分别录取过证词。不会有什么内容能让他们震惊。
被告律师们一致认为，列昂·罗比利奥的证词，尤其是他那个所谓烟草行业瞄准了青少年的论点，是对被告最为沉重的打击，因而凯布尔决定首先对此作出反击。
“辩方要求传唤迪尼丝·麦克奎德博士作证。”他宣布道。
她从一道边门步进法庭。刚一露面，以中年男人为主的观众就不由地为之一怔。她身材高挑，穿一件短短的红色连衣裙，露出了漂亮的大腿。金黄的秀发，扎在脑后。她美得令人炫目。当她从审判席前款款走过，抬头朝法官大人嫣然一笑时，大人忙不迭地额首微笑还礼。她走上证人席带着动人的笑容举手宣了誓，坐下后跷起的那双大腿，立即成了全场视线的焦点。她太年轻，也太漂亮了，似乎不应卷入这肮脏的争斗。
陪审团里的那5位男子汉，尤其是杰里·费尔南德斯，外加那个候补夏因·罗依斯，全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她轻轻地把话筒移到口边。猩红的嘴唇。涂得血红的长长的指甲。
如果他们以为她只是一只花瓶，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她用有点嘶哑的嗓音，详细介绍了所受的教育，自己的背景，接受过的训练，以及专业范围。她是一位行为心理学家，在华盛顿州的塔科马有一家自己的事务所。出版过4部著作，发表的论文超过3打。凯布尔提出确认麦克奎德博士为专家的动议时，罗尔没有反对。
她开门见山。在我们的文化中，广告遍地皆是。以某一特定年龄群体或某一特定阶层作为对象的广告，别人自然也能看见和听到。这种现象是谁都无法防止的。青少年看到香烟广告，那是因为他们看报纸杂志和广告牌，以及方便店橱窗里那些闪闪烁烁的霓虹灯。但这决不意味着香烟广告是以他们为目标的。青少年也看电视上的啤酒广告，而且这些广告片中的人物往往都是他们喜爱的体育明星。这是否意味着，啤酒公司是在有意勾引我们的下一代呢？当然不是。他们只是想卖出更多的啤酒而已。他们在无意中让青少年受到了影响，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除非把这些令人不决的产品广告统统禁掉。把香烟、啤酒、葡萄酒和烈性酒的广告统统禁掉。那么咖啡、茶和避孕套，还有奶油又当如何呢？信用卡公司作的广告是不是在鼓励人多花少存？麦克奎德博士反复强调着一个观点：在一个把言论自由作为重要价值标准的社会里，对广告作出限制，必须特别慎重。
香烟广告与别的广告并无不同。其目的都是增强人们购买和使用产品的欲望优秀的广告能给人们刺激，促使他们跑出去购买广告上的产品。低劣的广告则不能，而且一般很快就会被人遗忘她。以麦当劳为例，她研究过这家公司的情况而且手头碰巧有份报告，陪审团若想过目，她将倍感荣幸。一个孩子只要长到3岁大，就能哼哼唱唱，背出当时麦当劳的广告词。孩子们都把第一次去麦当劳，看成一件大事。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该公司抢在其竞争者之前，投入几十个亿引诱孩子们的必然结果。今天的美国儿童消耗的脂肪和胆固醇，远远多于上一代人。他们吃更多的奶酪包、炸土豆条和皮萨，喝更多的苏打水和含糖软饮料口我们是否要因此而指控麦当劳和皮萨店，责怪他们以儿童为目标做一些邪恶的广告呢？
我们是否要起诉他们让我们的儿童长得太胖呢？
不。是我们消费者自己根据获得的信息，选择给孩子吃的食物。我们总是选择最佳的东西这一点谁也不会有任何异议。在吸烟问题上，我们消费者也同样是在根据获得的信息作出选择。我们受到千百种卷烟广告的轮番轰炸，而我们对那些能增强我们的需要和欲望的广告作出了反应。
她每隔20分钟左右，就要让跷着的大腿换一次班。而每换一次班都会引起双方律师，6位男性陪审员以及多数女性的密切注意。
麦克奎德博士的脸庞看了让人舒服，她讲的话听了让人悦耳她的证词头头是道，她已和大多数陪审员心连着心在控方诘问时，罗尔和她你来我往周旋了1个小时。他变得文质彬彬，出拳有气无力。
第三十章
他当然可以撒个谎，回答他们说她看了备忘录后大为震惊，对每一句话都坚信不移，并且立刻拿给了陪审团里的朋友们传阅。他们不就是想听到这样的话吗？但霍皮却不知如何是好。撒谎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她的反应不大妙，”他说。接着就抖出了全部真相。
招待送上三明治后，尼奇曼去给克利斯特诺先生挂电话，霍皮和内皮尔闷声不响地吃着。谁也不看谁。霍皮心想这下可要彻底完蛋了，肯定又向大牢迈出了一大步。
“你何时再去见她？”内皮尔间问。
“拿不准。法官还没有发话呢。审讯周未有可能就会结束。”
尼奇曼回来后，又坐到自己位子上：“克利斯特诺先生已经上路，”他面色严峻地说。霍皮的五脏六腑立刻开始翻滚，“他今天晚上到，明天一早要见你。”
“好的。”
“他很不高兴。”
“我也是。”
罗尔关着门，在办公室里和克利夫一起吃午饭，商量着那件见不得人的卑鄙勾当。大多数律师都雇用克利夫这样的狗腿子，向人塞点钞票，拉点生意，干一些法学院课堂上没有教过的肮脏活，但谁也不会公开承认有这种违背职业道德的事。出庭辩护律师和他们的跑腿之间只作单线联系。
罗尔有几种选择他可以叫克利夫让德里克从此销声匿迹。他可以付德里克2。5万现钞，他还可以每1票再付他2。5万，假如德里克最后能至少搞到9票，保证让陪审团作出对原告有利的裁决，这样最多只要花22。5万美元，这样一个数目罗尔是毫不在乎的。但他不信安琪·魏斯能搞到这么多的票。她大概只能弄到两张：她自己的一张，也许还有洛伦·杜克的那一张，她不是陪审团的头儿嘛。他还可以故意让德里克去和被告律师勾勾搭搭，然后设法把他们当场拿获。但这样一来，安琪·魏斯多半要被逐出陪审团，而这却又是他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他还可以让克利夫带上录音机录下德里克违法的言辞，这个小伙子若不乖乖就范，可以用录音带对他进行威胁但这也有一定的危险，因为贿赂德里克的计划，本来就是在罗尔自己的办公室里孵化出来的，他自己也难逃干系。
他们一个一个地研究了种种可以采取的方案。这种事他们已干过不知多少次，经验丰富，考虑周全。最后终于取长补短，拿出了一个妥善的办法。
“我们这样来干。”罗尔说，“咱们现在先给他1。5万，裁决以后保证再给他1万，同时用录音机把他的话全部录下。而且在给他的钞票上还要做上记号，他以后要是不老实就叫他吃不了兜着走。我们可以答应多一张票就再加3。5万，等裁决拿到了手，他要是想讨这笔钱，那我们就对他不客气。我们手上有录音带，他敢胡搅蛮缠，我们就可以用联邦调查局进行威胁。”
“这办法不坏，”克利夫说，“他捞到钞票，我们捞到裁决，然后再敲他一杠子。我觉得挺公道。”
“搞个录音机。带上现钞。下午立刻去办。”
但是，德里克也有他自己的打算。他们在一家赌场的酒吧里碰头外面，阳光灿烂，气温接近华氏70度；而在这幽暗的酒吧内，气氛却是那么阴沉，把屋子挤得满满的那些生活中的失败者正在这里抚摸自己的伤痕，用劣质的洒精浇愁。
德里克可不想在裁决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