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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还在沿着这条路走的时候，虽然眼前只有那样一点亮，我们也只好跟着它走上去了。脚踏上一块新的界石的时候，固然常常引起我们回头去看；但是，我们仍要时时提醒目己：前面仍然有路。我前面不是说，我们又看到一条微白的长长的路引到雾里去吗？渺茫，自然；但不必气馁。譬如游山，走过了一段路之后，乘喘息未定的时候，回望来路，白云四合，当然很有意思的。倘再翘首前路，更有青霭流泛，不也增加游兴不少吗？而且，正因为渺茫，却更有味。当我翘首前望的时候，只看到雾海，茫茫一片，不辨山水云树。我们可以任意把想象加到上面。我们可以自己涂上粉红色，彩红色；任意制成各种的梦，各种的幻影，各种的蜃楼。制成以后，随便按上，无不适合。较之回头看时，只见残迹，只见过去的面影，趣味自然不同。这时，我们大概也要充满了欣慰与生力，怡然走上前去。倘若了如指掌，毫发都现。一眼便看到自己的坟墓。无所用其涂色；更无所用其蜃楼，只懒懒地抬起了沉重的腿脚，无可奈何地踱上去，不也大煞风景，生趣全丢吗？
然而，话又要说了回来。──虽然我们可以把未来涂上了彩色，制成了梦，幻影、和蜃楼；一想到，蜿蜒到灰雾里去的长长的路，仍然不过是长长的路，同从雾里蜿蜓出来的并不会有多大差别；我们不禁又惘然了。我们知道，虽然说不定也有点变化，仍要看到同样的那一套。真地，我们也只有看到同样的那一套。微微有点不同的，就是次序倒了过来。──我们将先看到到处闪动着的花的红影；以后，再看到苍郁欲滴的浓碧；以后，又看到萧瑟冷寂的黄雾；以后，再看到白皑皑的雪凝在杈桠着刺着灰的天空的树枝上。中间点缀着的仍然是亮的白天，暗的黑夜。在白天里，我们填满了肚皮。在夜里，我们裂开大嘴打呼。照样地，白天接着黑夜，黑夜接着白天。于是到了一个界石，我们眼前仍然只有那短短的时间的一点亮。脚踏上这个界石的时候，说不定还要回过头来看到现在。现在早笼在灰雾里，埋在记忆里了。我们的心情大概不会同踏在现在的这块界石上回望以前有什么差别吧。看了微白的足迹从现在的脚下通到那时的脚下，浮笑浮上心头呢？浮上嘴角呢？惘然呢？漠然呢？看了眼前的幕一点一点地撤去，惊呢？惧呢？喜呢？那就都不得而知了。
于是，通过了一块界石，又看上去，仍然是红影，浓碧，黄雾，白雪。亮的白天，暗的黑夜，一个推着一个，滚成一团，滚上去，像玉盘上的珍珠。终于我们看到些什么呢？灰蒙蒙；然而不新奇。但却又使我们战栗了。─—在这微白的长长的路的终点，在雾的深处，谁也说不清是什么地方，有一个充满了威吓的黑洞，在向我们狞笑，那就是我们的归宿。障在我们眼前的幕，到底也不全撤去。我们眼前仍然只有当前一刹那的亮，带了一个大浑沌，走进这个黑洞去。
走进这个黑洞去，其实也倒不坏，因为我们可以得到静息。但又不这样简单。中间经过几多花样，经过多长的路才能达到呢？谁知道。当我们还没达到以前，脚下又正在踏着一块界石的时候，我们命定的只能向前看，或向后看。向看后，灰00，不新奇了。向前看，灰，更不新奇了。然而，我们可以作梦。再要问：我们要作什么样的梦呢？谁知道。─—一切都交给命运去安排罢。
1934，l，24。
柳暗花明又一村
回忆有的甜蜜，有的痛苦；有的兴奋，有的消沉；有的令人欢欣鼓舞，有的令人垂头丧气；有的令人觉得“山重水复疑无路”，有的令人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对中国文化书院的回忆，我却只有甜蜜，只有兴奋，只令人欢欣鼓舞，只令人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回想整整十年以前，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几年年轻教员，在系内外、校内外的几个老教授的支持下，赤手空拳，毅然创建了中国文化书院。当时，研究中国文化的风气，虽已稍有兴起之势；但还没有真成气候，后来的所谓“文化热”还没有形成。但是，这一批包括老、中、青三个年龄层次的学人，不靠天，不信邪，有远见，有卓识，敢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山林终于被他们开辟了。到了今天，在并不能算是太长时间的十年内，他们团结了不少位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著名的学者，还有台湾省的学者，美国的华侨和华裔学者，还有一些外国学者。举办和参加了许多学术活动，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已经颇有点名声，借用一句古老的俗语，中国文化书院已经“够瞧的”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过去几千年中化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博大精深，彪炳寰宇。但是，正如人世间一切好东西一样，中国文化也遭受过厄运，碰到过挫折。太远的历史不必提了。仅就现当代而言，就遇到过两次极大的灾难。一次是五四运动，一次是十年浩劫。五四运动那一次，我认为，还情有可原。想要破坏封建顽固僵化、倒退的那一套东西，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引进来，不能不采取些过激的手段，泼洗澡水暂时连孩子也泼掉了，不得已也。矫枉要过正，有时也真难以避免。但是，十年浩劫却是另外一码事，性质迥乎不同。浩劫的目的就在于破坏，盲目地、残暴地、毫无理智地、失去一切人性地，一味地破坏，破坏，不但把孩子泼掉了，连洗澡盆也不要了。这是人类空前的悲剧，其结果是众所周知，有目共睹的。
然而，正如中国俗话所说的那样：真金不怕火炼。中国文化是真金，不但不怕火炼，而且是越炼越精，越光辉闪耀。在中国，改革开改以后，有头脑的（我说的是：有头脑的！）人们认真进行了和番反思，承认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而且决心发扬光大之，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外国，那里的有头脑的人士根本用不着反思。他们对中国特有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早就惊愕不已，嗤之以鼻，深恶而痛绝之，不用反思什么。总之，在国内外，中国文化的价值又重新得到确认。前几年发生的著名的“海湾战役”，中国的孙子兵法曾大显神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中国文化也不会都是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对中国文化来说，糟粕毕竟是次要的。在这里我们应该“立”字当头，而不应该“破”字当头。一字之差，天地悬殊，明眼人自会体会其中微妙而又巨大的差别。
我看，这一个“破字当头”，实质上就是“十年浩劫”的指导思想。
中国文化的遭遇是这个样子。中国文化书院的遭遇也几乎完全一样。在人世间，任何个人，任何事业，在任何地区，在任何时代，总都不会一帆风顺的。前进的路上，决不会时时处处都铺满了芬芳扑鼻的玫瑰花。总是既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既有朗日当空，也有阳霾蔽天。这是正常的现象，“无复独多虑”。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团体，一定会承认这个人世间普遍的现象的。在承认的基础上，处变不惊，自强不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古代印度哲人一句名言：“真理毕竟胜利（Aatyam eva jayate）。这真是至理名言，征之历史和现实的事实，总逃不出这一句话的。
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的同仁们，是有自知之明的，我们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在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方面，我们不敢后人。我们院内的老、中、青三代同仁们，是非常团结的，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都认识到自己事业的正义性，我们的认识又是一致的。在内部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广交天下仁人志士和所有的志同道合者，同心协力，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我们面前的困难还不少，我们从来也没有妄想只有阳关大道。但是，起码我个人总有一个感觉，借用宋人的诗句就是：“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芦”。再借用放翁的一句诗：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九日（作者系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们的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还有点狐疑，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军。适逢北大校庆大喜的日子，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聚集在沙滩孑民堂中，举行庆典。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作了简短的讲话，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正在这个时候，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大家相互开玩笑说：“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往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我想改写一下，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我哪里知道，我们这一次会面竟是最后一次。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话，这是含笑不起来的。
从此以后，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扬镳，“世事两茫茫”了。听说，他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没有能呆多久，“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他也逃往台湾。后来又到美国去住了几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它不复存在。后来又回到台湾。最初也不为当局所礼重，往日总统候选人的迷梦，也只留下了一个话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后来，不知怎样一来，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算是得到了应有的礼遇，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适之先生毕竟是一书生，一直迷恋于《水经注》的研究，如醉如痴，此时又得以从容继续下去。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的。可惜仁者不寿，猝死于宴席之间。死后哀荣备至。中央研究院为他建立了纪念馆，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内，并建立了胡适陵园，遗骨埋葬在院内的陵园。今天我们参拜的就是这个规模宏伟极为壮观的陵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距离适之先生所呆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只差几步之遥了。回忆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别的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关于才能一项，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当我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我喜极欲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威仪俨然，一丝不苟。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见。二战爆发，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被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