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方讲史:细说民国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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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东方讲史:细说民国创立- 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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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诒缒辏1906年)正月成立了起来,对外自称为“日知会”。那已经是同盟会成立了以后的事了。 

 




 


《细说民国创立》二九、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的日期,严格说来,是乙巳年七月二十日(1905年8月20日)。在这一天以前,有过一次“筹备会”,举行于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地点是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日本黑龙会会所;时间是下午一点钟左右到五点钟左右。

出席于筹备会的,据宋教仁的《我之历史》,有七十余人。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里,说是有五十余人;在《革命逸史》第二集里,说是有六十余人。宋教仁的说法比较可靠,因为《我之历史》是逐日记载的日记。冯自由的两种不同说法,均为事后几十年的追忆,不免模糊。

可惜宋教仁未尝记下全部到会人的姓名。冯自由却能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出了三十五个,包括孙中山与他自己的名字在内。他在《革命逸史》第二集里,写出了四十三个。

依照宋教仁的《我之历史》,这一天出席于筹备会的人,“皆签名于一纸”,“复由各人自书誓书”。在《革命文献》第二辑所载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之上,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记明了“加盟年月日”,足资查证。我现在先把“乙巳年六月二十八日”加盟的人,列表如下:

程家柽,安徽休宁(未注明加盟年月日,但见于冯氏二书)。

吴春阳,安徽合肥(同上,冯书写作“吴春旸”)。

康保忠,陕西城固(只注明乙巳六月,未写何日。冯书作“康宝忠”)。

张华飞,江西德化(冯书有“张我华”,无“张华飞”)。

卢汝翼,广西浔州。

谭鸾翰,广西桂平(未见于冯书)。

朱金钟,广西桂平(同上)。

蓝德中,广西浔州(同上)。

曾龙章,广西桂平(同上)。

时功玖,湖北枝江。

耿觐文,湖北安陆(未见于冯书)。

周 斌,湖北江夏(同上)。

陶凰集,湖北南漳(同上)。

王家驹,湖北随州(未注明加盟年月日,但见于《革命逸史》)。

蒋作宾,湖北应城(未见于冯书)。

陶德瑶,湖北襄县(只注明乙巳六月。未见于冯书)。

田桐,湖北蕲州(未注明加盟年月日。见于冯氏二书)。

王孝缜,福建闽县(未见于冯氏二书)。

徐镜心,山东黄县(加盟日期作“乙巳六月七日”,待考)。

汪兆铭,广东番禺。

在六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宣誓加盟的仅有这二十个人,真是奇怪的事。黄兴分明是写了宣誓书的,为什么没有他的名字?更奇怪的,是湖南人一个也没有。而且也没有冯自由的名字。难道是,连冯自由在当天也还要考虑?我研究了很久,才发现他们原来用了阳历,把日期填成了“乙巳七月三十日”,其实是乙巳年阳历7月30日,亦即阴历六月二十八日,而名册上也就阴阳混合,缠不清爽了。

名册上把加盟日期填作“乙巳七月三十日”的,有下列诸人:

陈荣恪,江西义宁(未见于冯氏二书)。

马君武,广西临桂。

邓家彦,广西临桂。

涂宗武,湖北罗县(未见于冯氏二书。姓名在名册上夹于耿觐文与余仲勉之问,此二人加盟日间作“乙巳六月二十八日”)。

曹亚伯,湖北兴国。

叶佩薰,湖北罗田(未见于冯氏二书)。

李仲揆,湖北黄阿(同上)。

刘 通,湖北黄州(同上)。

刘一清,湖北江夏(同上)(未注明加盟日期,但姓名夹在有日期的刘通与李叶乾二人之间)。

李叶乾,湖北黄梅(未见于冯氏二书)。

范熙绩,湖北黄陂(同上)。

许纬,湖北罗田(同上)。

匡 一,湖北罗田。

陈天华,湖南新化。

曾继梧,湖南新化(未见于冯氏二书)。

余范傅,湖南长沙(同上)。

郭先本,湖南长宁(同上)。

黄 兴,湖南善化。

姚 越,湖南部阳(未见于冯氏二书)。

张 夷,湖南南州(同上)。

刘道一,湖南衡山。

陶 铭,湖南巴陵(未见于冯氏二书)。

李 崆,湖南宁远(同上)。

宋教仁,湖南桃源。

周名曾,湖南新化(未见于冯氏二书)。

邹毓奇,湖南新化(同上)。

高兆奎,湖南新化(同上)。

柳扬谷,湖南长沙(同上)。

柳 刚,湖南长沙(同上)。

宋式善,湖南长沙(同上)。

张继,直隶沧州。

黎 勇,广东高要(冯书作“黎勇锡”)。

朱少穆,广东南海。

谢延誉,广东嘉应。

黄超如,广东嘉应(未见于冯氏二书)。

区金钧,广东南海(未注明加盟年月日,但姓名夹在黄超如与冯自由之间)。

冯自由,广东南海。

姚东若(冯书有姚礼修。东若二字似为“栗若”之误)。

金 章,广东番禺。

古应芬,广东番禺。

杜之杖,广东南海。

李文范,广东南海。

胡 毅,广东番禺(冯书作“胡毅生”)。

朱大符,广东番禹(即朱执信)。

张树埬,广东番禺。

何天炯,广东兴宁。

这四十六个人,加上前表所列的二十人,已经有了六十六位。连孙中山算在内,便是六十七位。再加上,冯氏二书所有而我不曾记入这两张表内的,又有十一位:

黄修武,四川巴州(名册有加盟日期作“乙巳八月二十日”,似指阳历)。

朱炳麟(名册无。或即名册上之“朱曜”,系乙巳十月十四日加盟。名册上樊翀之主盟人写作“朱炳麟”三字,樊系丙午三月初八日加盟。朱炳麟非章炳麟,章至丙午五月十六日始行加盟)。

孙 元(名册无)。

权道涵,安徽寿州(名册有。加盟日期作“乙巳十月初五日”,显指阴历)。

张我华(名册无)。

干德坤,责州贵筑(名册有。加盟日期作“乙巳八月二十一日”,似指阳历)。

鲁 鱼,湖南嘉兴(名册有。加盟日期作“乙巳八月七日”,似指阳历)。

谢良牧(名册无)。

伯 乔(名册及开国前革命史无。革命逸史漏掉其姓名)。

姚礼修(名册无)。

张树棠(名册上有“齐树棠”系乙巳九月初二加盟,山东潍县人)。

这就有了七十八位。如果,把到会的三位日本同志(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也算在内,那末,中国同盟会在乙巳年六月二十八日筹备会的到会人数,总共是八十一位。

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是在乙巳年阴历七月二十日,公元1905年8月20日。开成立大会的地点,是东京赤坂区霞关阪本金弥子爵的住宅。时间是下午一点到五点多。到会的人,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有三百多人。这三百多人的籍贯,在十八省之中,除了甘肃以外,其他各省都有。

由于名册的加盟日期,不曾注明阴历或阳历,我们很难查清楚那些会员确是在成立大会的一天及以前宣誓加盟的。我现在姑且把凡是写作“乙巳八月二十日”(实即阳历8月20日或其以前的日子加盟的,列表如左:

安徽 程家柽 朱成勋 高荫藻 斐豫祥 夏道沛

吴炎世 孙 棨 吴春生 王善达 吴春阳

浙江 蒋尊簋 秋竞雄 俞为民

陕西 康保忠

河南 曾昭文

江西 黄 铎 曾 贞 陈荣恪 张华飞

广西 谭鸾翰 马君武 卢汝翼 朱金钟 蓝德中

曾龙章 曾 彦 欧 冕 邓家彦

江苏 高剑公 汪 东 钱兆湘 朱 屏 龚树威

湖北 何炬新 卢保衡 汤伟强 李悍载 张炳彪

时功玖 耿觐文 涂宗武 余仲勉 刘 彝

王观海 王震东 鲁 鱼 何焜阁 毕惠康

但 焘 周 斌曹亚伯 陶凤集 叶佩薰

王家驹 蒋作宾 李仲揆 刘 通 刘一清

李叶乾 范熙绩 许 纬 陶德瑶 刘树湘

张仲文 周尚赤 吴 昆 吕嘉荣 邱晦奇

马伯援 姜飞龙 张光黄 张 轸 陈镇藩

田 桐 匡 一

湖南 陈天华 曾继梧 余范傅 郭先本 黄 兴

……

以上一共是一百九十九人,分属于十五省,云南、贵州两省(缺P115)

……

评议部——评议长:汪兆铭。评议员:田桐、曹亚伯、冯自由、梁慕光、胡衍鸿、董修武、范树焕、张树坍、熊克武、周来苏、但懋辛、朱大符、吴崐、胡瑛、康宝忠、吴鼎昌、于德坤、王琦。

这是冯自由所记下的名单。宋教仁在《我之历史》中说,司法部的职员有八个人,评议部的职员有二十人。所缺的五个名字,现今我们已经无法查考。

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里,说马君武因为在京都(西京)工科大学读书,不能常来东京,向孙中山表示不能就书记部干事之职,孙就改派了田桐担任,也加派了胡衍鸿、但焘、李肇甫。因此之故,书记部的职员共有四人。会计部的刘维焘,也因事未能就职,孙中山改派谢延誉。其后谢延誉离开东京,他的职务便由何天炯继任。

在邹鲁所列的评议员名单表,另有陈剑虹、吴永珊(玉章)、陈家鼎、秋瑾、孙毓筠、覃振(字理鸣)、王喜德、程克、黄复生(树中)。这几位,可能是后来添上的。

庶务的地位很重要,是总理外出之时的代理人。黄兴后来回国,他的职务由朱炳麟、张继、孙毓筠、刘揆一先后继任。

在成立大会所产生的职员名单之中,颇有几位在当时尚未宣誓加盟。可见当时的革命同志,并未拘拘于此。当然,这几位不久也都补行了手续。(在名册之上,却有不少被漏载了。)

每一省的同志,于成立大会以后,分别集会推定了本省的“主盟人”。例如,张继被推为直隶省的主盟人,秋瑾被推为浙江省的主盟人。秋瑾在名册上的姓名,是“秋竞雄”。 

 




 


《细说民国创立》三○、《民报》
(缺P117)

间而成为政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善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

《民报》共发行二十六号,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按月定期出版。第二号原应在阴历十一月出版,却由于日本文务省颁布取缔中国留日学生的办法,引起他们八千多人的总罢课,陈天华烈士的投海自杀,以及回国派与不回国派的争论而迟至次年正月才能出版。第三号也不曾能够在二月间出版,是到了四月才出版的。四、五、六、七,这四号依次在五、六、七、九四个月之中问世,然而第八号的出版日期却印作“七月二十五日”,竞与第六号的出版日期完全相同,构成革命史上的一大疑问。笔者猜想:第六号的七月二十五日是用的阳历,而第八号的七月二十五日是用的阴历。(第七号的出版日期九月五日,倘若也是阳历,便是阴历的七月十六日。)

《民报》的编辑人,第一号至第五号为张继,第六号至第十八号为章炳麟,第十九号为张继,第二十号至第二十二号为陶成章,第二十三号与第二十四号又为章炳麟,末了两号为汪兆铭(精卫)。

《民报》的撰稿人很多,差不多全用笔名或是外号。其中撰稿最多的是章炳麟与胡衍鸿。章所用的是“太炎”二字。胡所用的是笔名“汉民”、“辨奸”、“去非”等等。其后他索性改名为“汉民”,而保存了原有的,因配台“衍鸿”的“鸿”而所起的“字”:“展堂”。文章之多,仅次于章、胡二人的是朱大符,字执信,所用的笔名是“蛰伸”、“县解”。县解的县字,也就是“悬”字,在古文中通用。县解,意思是“解民于倒悬”。后来,他把大符的原名废了,改以字行,同志们称他为朱执信。汪兆铭,原字季新,所用的笔名是“精卫”、“守约”。有时候,他也用“民意”;这两个字,却不是他一人所专用的笔名,有时候胡衍鸿的文章也用“民意”作为笔名。

陈天华写了四篇文章以上,所用的笔名是“思黄”、“过庭”。宋教仁所写的,至少有两篇,所用的笔名是“强力齐”。冯自由与马君武,均干脆用了“自由”和“君武”,他们的真名字。周作人也有两篇译作,一篇是克鲁泡特金的《西伯利亚纪行》,所用的笔名是“仲密”;另一篇是斯谛普尼克的《一文钱》,所用的笔名是“三叶”。此外,田桐、黄侃(季刚)、汪东、陈去病、苏元瑛(子榖、号曼殊)、叶夏声、吕复、汤增璧、易本羲、刘松衡、雷照崖、周仲良、刘光汉(申叔),都有文章在《民报》上发表。至于,姓名难考的,如“扑满”、“汉血”、“愁予”等等,所写的文章合起来也有二三十篇。其中,“孤鸿”可能是胡衍鸿,“石顽”可能是汪兆铭,“病己”可能是陈去病,皆在可考与不可考之间。

除了第一号之中,孙中山所写的发刊辞以外,最具体而有分量的一篇文章是第三号之中汉民所写的《民报之六大主义》。这六大主义是:(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之真正和平;(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前三项,可说是三民主义的简单说明;后三项,可说是同盟会的对外政策。

保皇党抓住了“土地国有”这一点,在《新民丛报》上对《民报》展开笔战。其后《民报》也就保皇党所提出的“革命足以引起瓜分”,对《新民丛报》予以还击。两报的主要撰稿人,都是能文之士,彼此之间两三年的长期论战不仅使留日学生人人有先睹之快,而且也启发了国内各地一般读书人的思想。在有些禁令森严的地方,读不到《民报》的人,每每从《新民丛报》的文章之中读到《民报》的雪泥鸿爪,而生出对《民报》的同情,对革命主张的拥护。

同盟会在丙午年十月十七日(1906年12月2日)举行了一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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