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纱窗的门往里看，一百多尺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床上铺着粉红大花旧床单和枕头套，床边有两张藤椅和一张木制书桌。屋里有一位像是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和一个妇人正说着话，我们要求进去看看。老太太坐在床沿上，我握着她的手跟她说起山东话：“大娘！您好！我也是山东人，我从香港来，我是林青霞。”老大娘以为我骗她，直说：“林青霞她很老、很胖，你怎么会是她？”经我一再的解释，老太太拄着拐杖到书桌上找老花眼镜，我把脸凑上去让她看仔细，她像鉴定珠宝一样，“矮又垒！枕滴使令晴下。”（怪怪，真的是林青霞。）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想起小时候，每次外婆见到我，总是握着我的手，亲切地望着我说同样的话：“矮又垒！晴下垒勒。”（怪怪，青霞来了。）
天色渐暗，告别老太太，回到酒店和团友们聚餐。突然想起，没给老太太留下什么，万一她一兴奋告诉左邻右舍，说林青霞到过她家，人家不把她当做老年痴呆症的病人才怪！于是请秘书送去一张签名照和买礼物的钱，没想到她怎么也不肯开门，说是她打电话给儿子，儿子说我们是骗子。好不容易才说服她开了门。等解释清楚后，两人推托了半天，最后照片是收下了，信封里的钱却怎么都不肯拿。
这就是我们山东人的特质，纯朴、直率，不贪小便宜。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我那花样年华的继女芳龄二十二，别人单眼皮眼睛又细又小，她的单眼皮大而有神，我经常凝视着她，见她那有如黑色缎带的长发，从肩膀瀑布似的流泻到腰际，总是忍不住地赞叹：“嘉倩，你好美。”她有时会轻声叹息：“唉！我觉得我老了。”她这样说我一点也不惊奇，我也是从二十二岁走过来的人，很能了解她的感受。想起这个年纪的我，有一次到同学家，同学的妈妈跟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也跟我说同样的话：“年轻真好，都这么美。”而我的回答竟然也跟嘉倩一样：“唉！我觉得我老了。”同学的妈妈很讶异：“你都说老了，那我怎么办？”
二十多岁的我经常愁眉深锁、眼神迷惘、多愁善感，不知道为什么愁，也不知道有多少愁。朋友说我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现在回看当年的照片，才发现少年时我的美，深深地慨叹当时为什么不懂得欣赏，反而让最该欢乐的岁月荒废在无谓的闲愁中。我跟嘉倩说：“你到我这个年龄，反而会觉得自己年轻，所以，为什么不好好活在你真正年轻的时候。”
二十二岁生日是在意大利罗马过的，我们在那儿拍摄白景瑞导演的《异乡梦》，男主角是秦祥林。那时除了拍戏，其他时间都在逛街买欧洲时尚新装，经常是满载而归。生日那天我和妈妈请《异乡梦》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到导演孙家雯开设的中国餐馆吃饭。大伙儿在外地拍戏非常辛苦，饭后我们再请大家到当地的夜总会跳舞轻松一下，在舞池里瞥见当时是秦祥林太太的萧芳芳热力四射地舞着，舞姿曼妙，她清丽的短发甩来甩去地在空中飞舞，掀起了大伙儿澎湃的情绪。
二十二岁唯一留下来的生日礼物是一条用碎钻镶了号码二十二的K金链子，那是琼瑶姊送的。她跟平鑫涛刚好在罗马度假。清晰记得，她银铃似的笑声直说：“这完全是巧合，我刚好有一条镶着二十二的钻石链子在身上。”
我过了一个快乐的二十二岁生日。
在人生的旅途上行走数十年，回想起来，有些岁月匆匆划过，了无痕迹，二十二岁那年却过得特别长，印象特别深，别人一天当一天用，我却一天当三天用；别人一天工作八小时，我一天二十四小时还不够，一年里拍了《我是一片云》、《奔向彩虹》、《异乡梦》、《温馨在我心》、《幽兰在雨中》、《金玉良缘红楼梦》。电影里的角色，随着不同的戏转换着，从有如一片云似的清纯女孩到彩虹世界里的模特儿，从在异乡游学的游子到没有烦恼的调皮女孩，从苦命女子到含着玉石出生的贾宝玉。仿佛过了好多个人生，自我价值感特别高。那是我一生中最灿烂的一年。即使如此，如果要我回到二十二岁重新再走一次，我可不愿意。
我的二十二岁女儿嘉倩，在情路上兜兜转转受了一些苦。我跟她说：“亲爱的，在情路上我也有过刻骨铭心的苦，今天看来，都成了如烟的往事，何须在意？你年轻，你爱过，这不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吗？”我看你是二十二岁，你看我的“心”也是二十二岁，只要保留一颗童心，你将永远停留在二十二。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一日
最后一次与黄霑通话是在二零零四年十月，他打电话来向我邀稿写专栏，我非常讶异，他怎么会对一个从来没有发表过文章的我有信心？他态度诚恳，我连说了几声“不敢”，他问我是不是怕写得不好，我说不敢献丑，他的声音有点失望。没有多久他就走了。我想为他做些什么，于是写了这篇文章追思他。
第一次与黄霑见面是在一九七三年，我的第一部电影《窗外》来香港宣传的时候。在一个晚宴上，导演宋存寿特别介绍他给我认识，当时他的专栏《不文集》非常受欢迎，而他在专栏里对我赞许有加，导演认为以他这样一个有才华的猛人，能够对新人如此夸赞，是很难能可贵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出台湾，来到香港这个花花世界。我怯生生地说我好像变得傻傻的，他声音洪亮，豪放地笑着：“哈！哈！哈！这是正常的！”他那善解人意和豪迈的作风，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与黄霑见面是一九七七年，我来香港拍李翰祥导演的《红楼梦》。我们在李导演家吃晚饭，他身边坐的是林燕妮，那是我第一次跟她见面。直到现在还记得她的装扮。她头上包着花丝巾，打扮得很讲究，腰杆笔直，笑容可掬。席间黄霑“林美人、林美人”地叫个不停，起初还以为他说的是我，后来才听清楚他称呼的美人是他身边的女朋友林燕妮。在他心目中林燕妮是永远的美人。
他言谈出位、与众不同得令我吃惊，但又不得不佩服他的创意和独特的人生观，他和李导演聊到他的丧礼将会怎么做，他说他会播放事先录好的影片，一开始先“哈！哈！哈！……” 地大笑，然后叫大家不要哭哭啼啼的，要高高兴兴地欢送他。这番话直到许多年后的今天，还是记忆犹新。
他的人生可以说是画上了完美的句点。在跑马地大球场，圈内人为他举办的万人追思会，露天的大银幕上，剪接了他生前的片段。他一身枣红缎子对襟短褂，声音洪亮地说笑着，衬底音乐是他写的歌词：“……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他走得如此潇洒。
一九八四年来香港拍新艺城电影公司的戏以后，因为徐克和施南生的关系，和黄霑见面的机会比较多。有一次大家组团到澳门游玩，团员有黄霑、林燕妮、徐克、施南生、南生的母亲、狄龙、陶敏明、张乐乐。这个旅程因为有了黄霑，整团人都玩得很尽兴。黄霑到旅游区头上就顶着绿色的五星旗帽子，和小贩闲话家常，我好奇地过去试戴，他马上付钱给小贩叫我把帽子戴走，还连声跟小贩说谢谢，虽然只是十几二十块的东西，他让你感觉到他对一般小市民的友善和他的豪迈作风。
有一晚大班人马到他和林燕妮家做客，他家好大，客厅那套大沙发又白又亮，朋友们都靠着沙发坐在地毯上谈天说地、吃点心、喝酒、又弹又唱，直到深夜。
一天夜里，徐克打电话给我，我正好没睡，他提议去黄霑家聊天。到了那儿才发现他搬到一个只有几百尺的小公寓，客厅里只容得下一套黑色矮沙发。他和他的“林美人”分手了，搬出了大屋。我很为他难过，问他觉不觉得委屈，他还是那一贯地豪迈笑声：“哈！哈！哈！怎么会？我一点也没有委屈的感觉！”
他有顽皮的时候。一九九零年我得了金马奖影后，那年金马奖节目主持人是黄霑，南生请我们去“丽晶酒店”吃饭庆祝，桌布上洒满了大小星星，各种颜色的小亮片，灯光昏黄，煞有气氛。黄霑跟我要笔，我说只有眉笔，他拿了去，正觉得奇怪，他已经拿着眉笔在桌上乱涂鸦，本以为他诗兴大发会有什么佳作，没想到他把那大白桌布涂得乱七八糟。我愣在那儿还反应不过来，他已拿起打火机准备烧桌布，大家手忙脚乱地不知如何是好。只见徐克搂着他的肩膀，什么话也没说，眼神里流露出对他的了解和包容。
他也有绅士风度的时候。我有两次和他单独相处的机会。起初很紧张，怕他会像平常一样，话语之间夹杂着粗口。他没有，那天在“新艺城电影公司”工作完毕，没有人陪我吃饭，他自动请缨陪我到公司附近吃火锅。席间聊到我一个人在香港工作的孤单、寂寞和压力，他很认真地听我倾诉，一脸狐惑地问：“大美人怎么会寂寞呢？”他看起来一副正经乖男人模样。我笑了：“本来很怕你会讲粗口，没想到……”他马上收起笑脸：“在女士面前我不会的，你放心。”那晚我们聊得很开心。
记不清是九零或九一年的圣诞夜，徐克、南生请大伙儿到“丽晶酒店”一起欢度。他被指派做我的护花使者，因为只有我们两位住香港。由于交通管制的关系他选择坐渡轮。我们下了九龙码头，那里人山人海的，他怕被冲散，拉着我的手往前挤。当时的感觉真像《滚滚红尘》最后那场逃难的画面。
在他走以前，大家各忙各的，许多年没有见面，有一次看完他的辉黄演唱会，大伙很想再聚一聚，于是就约了他一起吃饭。多年不见，他变得斯文了，穿着打扮也低调、舒服，他说他妻子陈惠敏对他很好，生活上很照顾他，服装都是妻子一手包办，我还说他保养得很好很健康呢。
后来听徐克说，他病了，得了癌症，黄霑没有透露过他的病情，他不希望人家知道。有一次在南生的生日会上，他坐在我旁边，说到好笑处，还是那么豪放地笑着，但是这次不一样，他咳得很厉害，徐克马上站起来陪他到外面去透气，我跟在旁边忙叫徐克拍他的背，他连说没事。
黄霑的一生是精彩的，他忠于自己，尽情地做他想做的事，说他想说的话，他用他的歌声和话语，将他豁达的人生观传达给他的朋友，传达给香港市民。香港少了他好像少了些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少，因为他已深植于大家的心中，想起他就仿佛听到他豪放的笑声“哈！哈！哈！”……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五日
演过一百部戏，一百个角色，最难演的角色却是自己，因为剧本得自己写，要写个好剧本谈何容易。
在我演艺事业最忙的时候，同时轧六部戏演着六个不同的角色，我忘了演自己。有一天，站在镜子前面，看到的竟然是一张陌生的脸。“我是谁？”我问自己。“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为什么不快乐？”我答不出来，这才发现，不知道何时开始我失去了自己。
永远记得那两个快乐的下午。
那年我三十，在一个晴朗的午后，我和女朋友还没换下睡衣，懒洋洋地斜躺在她纽约的小公寓里，我正拿着眉笔教她画眉时，忽然听到窗外传来喧闹的锣鼓声，来不及换衣服就把睡衣往裙里塞再加件风衣就往外跑。我们夹在人群里凑热闹，在游行的队伍远离后，我和朋友散步到中央公园，倚在长长的木椅上，我眯起双眼享受微风掠过我的脸庞、吹拂我的发丝、掀起我裙角的感觉，眼前走过几个中国人，正要坐直身子，却发现人家并没有留意木椅上那随意懒散不化妆的林青霞，刹那间我享受到那种没有人注目你的自在感。原来快乐可以那么简单，不需华服不靠珠宝。
九零年夏天，我和邓丽君相约到法国南部度假，我们在康城海边沙滩上享受温暖的日光浴。许多法国女人脱了比基尼上衣，坦然迎接阳光的照射，周围没有人大惊小怪，也没有换来异样的眼光。那里更没有人知道谁是林青霞，谁是邓丽君。
我放下了戒备，褪去了武装，也和法国女人一样脱掉上衣戴着太阳眼镜躺在沙滩椅上迎接大自然，邓丽君围着我团团转，口中喃喃自语，“我绝对不会！我绝对不会这样做！我绝对……”声音从坚决肯定的口吻，慢慢变得越来越柔软。没多久，我食指勾着枣红色的比基尼上衣和她一起冲入大海中。她终于坚持不住地解放了。
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笑傲，在蔚蓝的海天间，坦然地面对人群。刹那间，我想起了纽约那个快乐的下午，我的灵魂从无形的枷锁里解放了！当时我想，她一定跟我有着相同的感觉。
我和邓丽君不常见面，但是我们心灵的某个角落却是相通的，从十几岁开始我们就在闪光灯和众人的目光下成长，各自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尽心尽力地扮演着分配给我们的角色，能够做回自己的时刻却少之又少。
那个法国南部阳光海滩的下午，对我们来说是特别的珍贵。那个时候，我就是我，她就是她，我们都演回了自己。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一日
看了五月份第五零九期的《明报月刊》，倪匡的文章，《数风流人物：长沟流月去无声》。文内提及他与三毛、古龙三人对死亡存有不可解之处，却又认为人死后必有灵魂，于是定下了“生死之约”。“三人之中，谁先离世，其魂，需尽一切努力，与人接触沟通，以解幽明之谜。”结果古龙走得潇洒，忘了生前的约定，没多久三毛也谢世了，同样的让倪匡失望，连梦也不施舍一个。
三毛岂止跟古龙、倪大哥有约定，她和我跟严浩三人也有过“生死之约”。
应该是一九八八年秋天的事。严浩约我和三毛吃晚饭，那晚三毛喝了很多。饭后我们又到一家有老祖母古董床的地方喝茶。我们三人盘着腿坐在古董床上聊天，三毛一边在她的大笔记本上涂鸦，一边和我们聊，我觉得有点怪，但也没当回事。严浩问道：“你在写什么？”她笑笑：“我在跟荷西说话。”（荷西是她的西班牙丈夫，听说在一次潜水中丧生。）她一边画一边笑，还告诉我们荷西说了些什么。她谈到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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