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您这么评价《左传》，我一定去读读。
马：荀子也不错，是中国第一个散文家。孟子没有散文的味儿了。
欧阳：那您现在还读先秦文学吗？
马：十几年前我得过结石，痛得厉害，不能站、不能坐、不能躺。我就弄一个摇椅，一开始痛，就拿《庄子·秋水篇》读，就减轻一些……
欧阳：哈哈，看来《庄子》具有治疗效果。我对您刚才的一句话印象深刻，您说“我的心在先秦”。
马：我有空就会看看《左传》。
欧阳：汉语是我们共同的语言乡愁。我作为一个中国诗人，和八十二岁的欧洲汉学家您，拥有一个共同的故乡，汉语。这真让人感动。
马：是的。
欧阳：中国有这么多优秀的文化遗产，它还在抓住我们的心。现当代文学中真正能抓住人的心灵，能把心灵带到深处的东西又有多少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今天》的一个基本立场是：如果文学和心灵、和周围世界的真实境况不发生关系，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无论您的翻译或者研究，还是我们这些诗人从事写作，共同的方向就是除了保留文学的语言魅力，除了追求自由，还要保留人性。
马：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二○○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午后，美国圣母大学
返回目录被遗忘的诗歌史
□杨剑锋《读书》2006年第11期
很多学者已经敏感地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奇怪现象，即传统诗歌的缺席。似乎历史悠久的中国诗歌传统在“五四”以后突然中断，或者更准确地说，由西方诗歌移植而来的“新诗”几乎在一夜之间取代古典诗歌，成为文学的正宗。事实上，运用传统的诗歌形式——律诗、绝句、乐府、古风等——进行的创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仍然相当活跃，佳作纷呈，名家辈出。然而，在近代以来普遍存在的“现代性焦虑”的驱使下，进化论式的文学观念成为文学史家乃至一般读者的思维定式。于是被新文学史家命名为“旧体诗”的传统诗歌，被抹杀了存在的合法性和艺术价值，遭到新文艺和文学史的排斥。截至目前，几乎所有国内出版的现代文学史，都没有给旧体诗歌合理的地位。即使是专门研究近代诗者，研究视野也多止于诗界革命派与南社，对民国以后的旧体诗则视而不见。延续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传统出现了“断裂”，而这种“断裂”处于文学史家的视野之外，这难道不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吗？
在这种状况下，胡迎建先生穷十年之力撰成《民国旧体诗史稿》，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清晰勾勒了这一时期旧体诗发展高峰—低谷—复兴的曲折历程，告诉世人中国传统诗歌不仅并未因“五四”文学革命而消亡，而且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反映了现代以来人们的民主意识的觉醒与现代精神的张扬，对社会变迁的思考，对理性与真理的探索，反映了民族的苦难与伟大的斗争精神。它使我们有了发现新大陆般的惊喜：原来现代文学史上除了拥有徐志摩、冯至、戴望舒的新体诗歌，还有如此丰富的旧体诗歌；在旧体诗人群中，除了毛泽东、鲁迅等因个人政治、文化声望而闻名的诗人外，还有陈三立、柳亚子、陈独秀、吴芳吉、王礼锡、马一孚等众多继承传统、锐意创新的杰出诗人。在这里，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面貌。
其实，新文学作家早已承认，“诗并无新旧之分，只有中外可辨。我们所谓新诗就是外国式的诗”（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著者的结论是，“新、旧体诗实际是外来的与民族固有的两种诗形式的蜕变”。那么，为什么外来的诗歌形式取代了民族的诗歌形式成为文学的正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外来的诗歌形式，真的能够取代民族的诗歌形式成为文学的正宗吗？
令人迷惑的是，旧体诗歌文学地位的丧失，新诗合法性的最终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两位旧体诗人。一位是新文学的创始人鲁迅。他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致杨霁云的信中写道：“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另一位是新中国的创始人、同时也是杰出的旧体诗人毛泽东，他在给《诗刊》的首任主编臧克家写的《关于诗的一封信》中表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诗刊》创刊号，一九五七年）由于鲁迅、毛泽东在当时政治、文化上的领袖地位，“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和“旧体诗束缚思想不宜提倡”这样原本是一己之见的观点被视为官方的、历史的定论，成为不易之论。这等于宣判了旧体诗的死刑，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现在，我们重新审视上述观点，现代旧体诗人已经用他们的杰出创作给出了答案。一个崭新的时代，需要用诗歌表达新的情感和人生体验，因此诗歌的历史永远不会终结。现代旧体诗固然没有出现李白、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和杰出作品，但其艺术价值是不容抹杀的。在我看来，现代旧体诗的艺术成就仅次于唐、宋，而高于元、明，大体与清诗持平，至少它的价值应当得到充分肯定。
至于旧体诗“束缚思想”的观点，其实质是认为旧体诗难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难以表达现代思想与情感。胡适曾说：“五七言八句的律诗绝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情感。”实际情况是这样吗？不是的。从近代以来，旧体诗歌就在不断变革、创新中发展。梁启超等人提倡的“诗界革命”虽因种种原因失败了，但旧体诗现代化的步伐并没有停止。霸气书库他们的作品就知道，陈独秀、吴芳吉、王礼锡、郁达夫、陈寅恪等诗人笔下表达的已完全是现代的思想与情感。甚至比这些人更早一些的被许多人视为“遗老遗少”的同光体诗歌，在诗境的创造方面也达到了前人所未到的境地。可以说现代人的自由与解放、民族国家观念、惨烈残酷的世界大战、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这些现代思想题材已与旧体诗完全融合在一起，部分作品甚至具有西方现代主义的某些特征，但是它们又完全是中国式的。
当然，旧体诗的现代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直到目前，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如诗歌语言、用韵、新意境的创造等等。但现代以来众多诗家孜孜以求，毕竟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即使在经历了“文革”十年那样极端疯狂的文化摧残后，旧体诗仍然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在新诗因远离诗性，而日益被真正的诗人和诗歌读者抛弃的今天，旧体诗仍然拥有众多创作群体。因此尽管诗歌已不是现代人日常阅读的中心，但它的未来仍然是值得期许的。
或许由于作者写作体例的限制，《民国旧体诗史稿》主要以流派、党派，或者以地域划分诗歌群体，对众多诗人的旧体诗做条分缕析的论述。而对旧体诗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规律、成就及应当吸取的教训等方面，虽时有切中肯綮的分析，但仍有所不足。同时，将研究视野仅及于民国三十八年，未免令人觉得尚不足以窥见百年来旧体诗歌发展变化的历史全貌，还缺乏对新旧体诗得失的全面反思。
（《 民国旧体诗史稿 》胡迎建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5）
返回目录逝去的杯与剑
□张薇薇《读书》2006年第3期
《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三联书店二○○三年版，以下简称《玻》），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重述了一个流传于古代欧洲凯尔特人（Keltoi）的历史神话故事——亚瑟王传奇。凯尔特民族在历史上曾统治着欧洲的大部，包括不列颠岛（今英国）。据大量史料考证，亚瑟王曾是不列颠王，并是五、六世纪之交率领不列颠人抵抗日耳曼侵略者的统帅，他在英国历史上深孚众望并被广为称颂。
《玻》的叙事，运用了时空剪切式的蒙太奇手法。一方面，作者冯象利用自己在英伦的便捷，亲临“三千年不列颠”的故地，亚瑟王故事或曾发生的纪念地：格拉斯顿伯利（玻璃岛）、古寺等威尔士遗址和博物馆，而《王公史鉴》、手描的阿芙蓉地图、摩帝纳拱门上的石雕，更佐证了这样一段历史。书中五十多幅精美的图片、照片，或提供给读者以历史的讯息，或传达了古不列颠的风情状物，无不给中国人的水墨审美一种直观的冲击力。另一方面，作者利用“从现代回到过去”的方法，讲述这段心理路程中的历史：从法国一位博学的伯爵讲述圣杯故事开始追溯亚瑟王时代的英雄故事，从“格洛”酒吧邂逅女巫和建筑师讲述宁薇和墨林的故事，从学生李尔王及其笔记本电脑上的网址“伊莲”讲起郎士洛骑士和白伊莲的故事，从“文革”时期余老大对女演员铁梅的暗恋讲到哀生与玉色尔的药酒，从画家的一幅被绿颜料弄脏的画联想起加文与绿骑士的决斗，从作者自己“上山下乡”时读到的英语教程中的“亚瑟王”到真正地系统考察历史上的Arthur……当然，作者并没有沉溺于过去，而是为了从过去寻找现在、阐释现代。所以，在书的每个章节里，我们都能发现一种时空的出入与互证。
圣杯，是这部书的一个楔子，也是亚瑟王传奇的一条线索。圣杯 （Holy Grail），即盛耶稣血的酒盅。“见杯者得与主同在、享永恒的福”，它法力无边，能供应酒菜、能惩罚罪人。在文学作品中，圣杯曾被描写成一块石头；而此石的渊源，在中世纪炼金术的传统中，即是所谓神秘无踪的“哲学家石”。风靡一时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的“魔法石”（英国原版作“哲学家石”），即是指圣杯（《玻》前言与“圣杯”释条）。在亚瑟王传奇中，它是圆桌骑士们所要寻找的玻璃岛圣杯。
十二世纪末的《约瑟传》里说，耶稣被捕后，他最后的晚餐用过的酒杯被一个犹太人拿了交给彼拉多。后来约瑟要求收尸，彼拉多念其忠诚，便将酒杯连同耶稣的其他遗物都一起给了他。约瑟为遗体抹香油的时候，尸身上的五处伤口突然流出血来，他忙取酒杯接了，然后才用麻布包起遗体，移入墓穴。耶稣复活之后，专门带了这盛血的杯来，托付给约瑟，说：见杯者得与主同在，享永恒的福。又说圣杯三位一体，在人世只有三个人能够掌管，做它的护卫。接着，就传了约瑟“极温柔宝贵、宽厚仁慈，唤作‘圣杯之奥秘’的一道秘诀”。这样，约瑟成为圣杯的第一个护卫。约瑟死后，渔王做了圣杯的护卫。但由于渔王无生育能力，他只能在水边垂钓坐等那命定的继承人与第三护卫的出现。于是，就生出亚瑟王及诸圆桌骑士加文、郎士洛、帕西法等寻找圣杯的故事（《玻》之“圣杯”）。围绕着圣杯的追逐，产生、出现了亚瑟王传说中的征战、比武、降妖、英雄与美女（虽然，历史中的亚瑟只是一个古威尔士的王，人的主而非神话的英雄）。传说中的不少情节叙说了亚瑟王及其骑士如何保护疆域和抵挡外来侵略，以及王与王后、仙女，仙女与骑士，王后与骑士的爱情故事。
雷蒙·阿隆在《论治史》提到：“对过去的阐释或与过去有关的种种命题，它们的意义由人来赋予，而历史认识的阐释方式对它们的意义有决定性影响。”《玻》一书中逐章涉及了一些流传于历史与民间的故事，当然都是经过作者精心剪辑，这里面贯穿着作者对于历史和过去（尽管是中古的西欧）的个人化理解，而且更是一种文学式的、或个体经验的互证。在我看来，作者似乎尝试用一种反向的“移情”方法——不是作者进入亚瑟王的史境去理解意义，而是用亚瑟王的史境帮助读者去理解自己的命题：即“现代性之意义”。——现代，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它对人类的意义若何？
如果说，蒙昧时代是英雄与史诗的时代；那么，以科技与工业为标志的现代社会，在破除蒙昧之后，是否就带来了优越与进步？作者的写作意图在《玻》的前言中已交代得颇为清晰。冯象说，故事的主旨其实指陈我们这个日益全球化、麦当劳化或（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所言）“黑手党化”的“新新人类”社会，天天面临的虚荣与幻想、污染和腐败：从互联网巫术基因改造，到爱情药酒异端。这或许是另一种文史学视角的“现代化之忧思”？
现代化意味着将现代性引入并使之渗透于非现代化的传统社会与文化之中，使之成为该社会与文化中起支配作用的本质。现代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方面是征服、支配、控制的强力倾向，另一方面是理性、效用、功利的谋划倾向。现代性使电子传媒高度发达，几乎全世界都在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听同样的歌、看同样的球赛，各民族的青少年的文化品味趋于拉平……（吴国盛：《现代化之忧思》）。
杯与剑，象征着前现代的人类面对自然、生存、发展的本能崇拜与争斗。前现代或传统社会的人，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驱除魔灵和神灵（除魅）；大自然，尚不能被足够地征服、支配和“物化”，所以我们可以有足够丰盈的空间去想像与畏惧、热爱并战栗于莫名的神秘或伟大之感召。而以工业和科技为代表的现代（包括现在盛言的“后现代”）社会、除魅的社会里，人，无所畏惧、无所想像、无所神秘；人的生活和生命的意义变得单一而直白。推至巅峰的科学，无意识间驱逐了温情脉脉的人文，也驱逐了戴着面纱的意义。人类的存在，或许只是物理宇宙�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