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的，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社会地位、偏好指数以及预期来判断效用和幸福。因此，当一个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妇女声称自己“感到非常幸福并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中产阶层职业女性声称自己“感到并不幸福而且对未来很悲观”的时候，你一点不用感到惊讶。但是这是否说明幸福是完全主观的、不可计量的、不可验证的概念呢？实验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一些最新成果表明，在某种条件下，我们可能有希望比较精确地衡量幸福，当然幸福衡量的指数体系本身也具有某种主观性。同时，运用对幸福的自我报告而搜集的经验数据，对于我们比较不同人群的幸福感的差异也是有帮助的。因此，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幸福的主观性和不可计量性，也必须承认，在一定条件下，我们也可以获得若干被广泛接受的要素，来比较不同人的幸福感。不过，对于那种通过快乐仪（hedonometer）来测量人的主观幸福的生理学方法，我却有些保留意见。生理学意义上的幸福，虽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它只有在被置于社会性视角内的时候才具有意义，否则与单纯的动物性快乐没有任何区别。
三、经济学家怎样讨论幸福
下面我们该谈谈经济学家怎样讨论幸福了。从影响人类幸福的注重要素而言，经济因素仅仅是其中一部分而绝非全部。这些因素包括：个性因素，如自尊、自控、乐观、外向和精神健康；社会人口因素，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教育水平；经济因素，如个人收入、总体收入、失业和通货膨胀；情形性因素，如具体就业和工作条件、工作单位的压力、与同事亲戚朋友的人际关系以及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体制性因素，如权力的分散程度和公民直接参与公共政策的权利等。
经济学家显然会更多地关注影响幸福的经济因素，如收入（包括国民收入和个人收入）、通货膨胀、就业、分配以及自由交易。在这些所有因素中，收入、通货膨胀、就业这三个因素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但是这些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并不是一种线性的关系，而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结构，有时经验研究的结果令人惊讶而发人深省。比如，尽管很多经济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幸福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是也有很多经济学家反对这种武断的说法。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58）、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1974）和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1976）都曾宣称收入与幸福之间不存在那种直接的关系。这就涉及几个最为关键的问题：第一，富足国家的人们是否比那些贫困国家的人们更幸福？第二，是否收入的增加在长远时间里会提高幸福水平？第三，在一个国家里，那些有高收入的人是否比那些低收入者更幸福？
答案是复杂的。经济学家运用大量的经验研究证实了生活富足的国家确实比贫穷国家的人民有更大的幸福感。但是平均生活满意度并不是财富的简单线性增函数，而是呈现出这样一种曲线关系：在较低的发展水平，收入的增加能够显著地有助于幸福度的提高，但一旦达到某种限值水平之后，收入对幸福只有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任何效应。在《幸福与经济学》一书中，收入对幸福的积极效应与社会体制以及公民权利的普遍受到尊重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反向的因果关系也存在，即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越强的国家，其公民工作努力程度也越强，从而体现出更大的创造性和进取心，从而带来更高的收入水平。
但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经验表明，在最近的几十年中，美国的人均收入有着明显的增加，但在同一时期内，那些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的比例却显著下降了，收入与幸福呈现一种剪刀差的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现象归结为“金钱不能买来幸福”，因为这种幸福感递减的现象与一个人的抱负水平和期望值有关系。当一个人最初收入产生增加时，它给这个人带来的幸福感会非常显著，但当这个人的抱负水平和期望水平随之调整时，这种幸福感就会慢慢消失。
对于第三个问题，在一个国家中，民众的幸福水平与收入也存在着某种积极的关系，尤其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下，这种随着收入提高而带来的幸福增进就越显著。但是在瑞士却存在着相反的情况，即高收入的群体的主观报告幸福竟然比低收入者要低。相对收入理论和适应调整理论都可以对此作出解释。
经济学家还对通货膨胀和失业对人类幸福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因素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时，其方法更多地依赖于客观数据，这些数据既包括总量的统计数据，也包括经济学家在问卷调查和实验中所获得个体数据。客观地说，经济学家的方法是单一的，在解释这些经济因素与主观福祉之间的相关关系时有时不可避免地带有直觉的成分。
四、不幸福的经济学与人类的命运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人类的理性，这种理性意味着人们总是会充分运用自己的所有资源禀赋来达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换句话说，人类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使自己的幸福最大化。但是很不幸，大量的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都证明，人类是很不理性的，有时候人类是完全非理性的，至少人类是有限理性的，不是完全理性的。
在很多时候，人的理性还存在着这样的悖论：即每一个人的看起来非常理性的行为，会引发集体的非理性。从每一个个体而言，我们似乎都是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的理性人，可是全体理性人的行为的总和，却是一个非常不理性的结果。理性的过程与不理性的结果荒谬地共存，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
人类的很多不幸福就是来自于人类的非理性、有限理性和集体无理性。比如，农民为了获得较高的农作物产量，在自己的耕地里施用大量的化学肥料。这些化学肥料使得农产品的产量激增，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收入，同时也刺激了化学肥料产业的繁荣。因此，整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都有所提高。但是同时，这种似乎理性的行为却带来食物质量的下降，导致人类的健康水平降低，使得很多人受到疾病甚至残疾的折磨，从而极大地降低了人类的幸福水平。个体的理性行为在给整个经济带来更多经济效率和产值的同时，却显著降低了人类的总体幸福水平。从无数诸如此类的例子可以获得一个比较保险的结论：自利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能够增进人类幸福是一个危险的假设。它有可能把人类引向一个完全相反的命运。
不幸福的经济学中还常常会涉及人类社会对于经济总量的荒谬计算。一个经常被提到的有趣的例子是：有两位母亲，原来各自在家中抚养自己的孩子，因为是自己的孩子，所以母亲尽心尽力，孩子们也充分地享受着母爱和幸福，但国民经济不会因为她们的劳动而产生任何变化。后来，这两位母亲来到劳动力市场，双双作为保姆彼此到对方家里照管对方的孩子，她们的劳动因此而产生了经济效益，当地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因此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但双方的孩子享受到的只是保姆而不是母亲的抚养。孩子难以获得母亲的呵护，母亲难以找到注视孩子成长的幸福感，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减少了，经济总量却提高了。
还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例子：一位瑞士的经济学家曾经在一次坐飞机的时候突发奇想，如果自己乘坐的飞机失事，自己的公司就将获得巨额保险，而这笔资金将让公司获得持续发展，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让员工福利增加，然后增进消费，经济因自己的不幸而获得发展。
由以上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经济学家不仅要研究经济总量和收入水平的绝对规模，而且应该探讨经济总量和收入的结构和源泉，否则，经济总量的增加并不会带来民众主观福祉的增加。如果经济增长带来的后果是人类幸福水平的降低，那么这样的增长有什么意义呢？从幸福视角审视经济增长，我们的很多发展战略和模式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反省。
五、幸福的多维视角：心理学、社会学与政治学
在《幸福与经济学》中，作者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经济因素（收入、失业、通货膨胀、消费等）对幸福的影响，而且在其分析框架中更多地汲取了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和分析范式，从而对幸福研究做了有意义的拓展。
对失业者的主观福祉的探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心理学方法。宏观经济学理论创造了“自愿失业”的概念，当一个人觉得工作时所获薪水和负担不如失业时所获失业福利和休闲更合算的时候，他就会选择失业。而传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非自愿失业是一种非均衡的、短暂的现象，政府不应该介入经济，不应以增加总需求的方法来促进就业。但是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失业者面临着明显的幸福损失，失业对失业者的幸福水平产生实质性的消极效应。《幸福与经济学》的作者对瑞士的经验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失业者遭受的收入损失、心理损失和社会损失应该被综合起来考虑。就其心理损失而言，失业会产生压抑与焦虑，甚至会导致自尊的丧失，对很多人来说，失业意味着沉重的打击，即使这个人所在的国家有很好的社会福利保障。失业者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状况较就业者差，而其死亡率和自杀率较高，他们更趋向于酗酒和其它非正当的行为。而且经验研究表明，男人和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失业后所面临的幸福损失会更大。失业者面临的社会损失也很大，失业者在社会中的地位会因失业而下降，其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也会遭到破坏，因此对失业者的幸福感有着致命的影响。这些结论，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论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社会学的视角在幸福研究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收入、失业、通货膨胀、消费等经济变量对人类幸福的影响，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绝对值所能够计算的。在很多时候，人类幸福感的源泉是通过在一个社会群体中的相互比较而获得的。人类在婚姻、家庭、社群、宗教团体中所获得的幸福感会比单一的个体所获得的幸福感要多。在《幸福与经济学》中，作者认为，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群居动物”或“社会动物”以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的作法是非常正确的。实验性的发现已经证明，拥有一种长久亲密的关系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拥有亲密的朋友、事业伙伴、亲戚、稳定的婚姻和家庭关系，或者作为某个团体（如事业团体、兴趣团体和教会等）的成员，会给一个人带来极大的幸福感。
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信仰和幸福之间存在的积极关系已经被大量实验结论所证实。当其它变量（如婚姻、收入、年龄、健康等）得到控制时，宗教信仰对一个人的福祉感受的正面影响是明显的。《幸福与经济学》的作者认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教堂参与是社会支持的一个重要来源，尤其是那些已经失去其它支持的人（诸如老年人、鳏寡孤独者），宗教活动中使他们感受到的共融与沟通能够给他们带来有效的替代式的心理安慰。同时，宗教也是一种“解释性框架”，使得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生活获得一种确定的意义和目标。宗教信仰者更加珍视生活，其行为更具有合宜性，他们很少放纵自己的欲望，很少酗酒、吸烟与滥交，因此他们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关系良好。因此，如果从人类的社会关系角度去审视宗教信仰，我们可以发现，正当的宗教信仰会对一个人的幸福感有积极的提升，这种幸福感合乎逻辑地会对一个社会的整体和谐带来积极的影响。
政治学的视角对研究幸福问题也是有益的，而这一点恰恰是《幸福与经济学》这本书的精华所在。经济学家并不忽视公共选择过程和公共行为对人类幸福的重要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民对政策效果的评价、公共决策程序的民主性和参与性、公共政策执行者和制订者的受欢迎程度、公民权利的受尊重程度等，都会对一个社会中的公民的主观幸福造成影响。在《幸福与经济学》中，作者谈到美国公民对政府信赖度的下降以及公民参与选举程度的下降，这些现象可能显示出美国公民对美国总体的公共政策、政府信誉以及政治制度有一种消极的评价。而在欧洲运作良好的民主制国家中，对政府的信赖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的幸福水平都比美国高。经济体制和公共决策体制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有着重要的影响，作者对瑞士26个在公民直接参与和政治地方分权程度有着很大差异的州所做的研究表明，在存在更为广泛的公共决策民主参与和地方分权更加良好的州，人们的主观福祉明显要高。
结语：经济学的最终使命与“苏格拉底命题”
幸福也许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复杂的问题之一。经济学家在很长的发展过程中，已经严重忽视了对幸福问题的关注。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因此研究人类的幸福应该是经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像阿玛蒂亚·森所指出的，经济学还是应该回到她的出发之地，不管经济学如何发展，她总要回答两千年前苏格拉底提出的命题，即“人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经济学最终要回答的是人类如何才会幸福的问题，是人类如何才能避免不幸福的问题。
经济学家到了该关注幸福问题的时候了。就像一个轮回，经济学在徘徊了两百年之后又回到了她的出发之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陈腐的教条必须被抛弃，其合理的方法论内核还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在面对幸福这样一个深沉的、凝重的、广阔的、极具有历史感和哲学感的题目的时候，经济学家再也不能怀着一种骄傲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情结”了。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