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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部书对研究未来中日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直到今天仍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就在于其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即运用第一手资料分析中日关系，从而能够准确地认识、把握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发展。今天研究日本问题的人不少，出版的论著也很多，但能够超越前人水平的著作并不多见。在日本学者提出的近代以来外国人研究日本的一百部名著中，中国人写的有三部，即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周作人的《日本论》和戴季陶的《日本论》，而这三部书并不能帮助我们认识现在的日本。我们的学者应该运用王芸生先生的实证研究方法，对日本这个客观对象进行冷静的分析，这样才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非常令人关注的邻居。
金熙德：我认为这部书是站在三十年代时代思想前沿的一部专著，除了治学严谨之外，考虑到当时对日妥协的政治环境，王芸生不为所动，治学是很有勇气的，令人敬佩。遗憾的是，日本人读了这部书也从未停止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读了此书也并未吸取任何教训，历史正是朝着王芸生所分析的方向发展。这八卷本揭示出来，中国的落后衰微，一个方面在于国力，国家贫弱得连民族的元气也没有了，另一方面在于政府，那样的政府根本无法依靠。
谈到当前的情况，可以说过去的历史进程还没有结束，从狭义上讲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并没有结束。中日关系的主题仍是历史问题。对这段历史的体验和认识，日本人和中国人完全不一样，从现在来看，这种历史观的差异很难有大的改变了。中日两国“历史问题现实化”与“现实问题历史化”已形成恶性循环，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于此。从一九七二年以来中国政府工作的核心就是“把历史问题当作历史”，但看来不行，因为中日关系不单是中国说了算的。最近的情况是，中日关系不仅仅是两国政府的事情，两国民间的力量也参与进来，中国政府要照顾到民间的声音，而恰好现在也正是日本右翼势力最猖獗的时候。日本右翼的“新理论”层出不穷，如“中国的反日教育造成中日两国关系紧张”等等，许多日本人都相信，中国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去澄清。我认为中国的对外关系如果出问题，还是会在中日关系中，这一点应认识清楚。
一九七二年以来，我们谈到中日关系时常说“日本人民是好的，一小撮军国主义者是反动的”，即所谓“区分论”，我们试图以此解开中日关系的困境，这个理论的意义不可否认。但是“区分论”要能站住脚，需要让日本人都接受才行，否则我们就难以坚持。现在历史问题把中日两国所有矛盾都卷进来了，越来越复杂，我们必须有对日长期周旋的思想准备，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主动，站在两国关系的制高点上。
赵京华：我在读这部书的时候，时时想到当今的中日关系。我想换一个视角来看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状。我认为在近代以来的一百五十年间，中国曾经出现过三次崛起的机会。第一次在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九四年，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国有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以兵器军工推动工业化的发展，据孟悦的论文《什么不算现代？》，到甲午战争前夕，“北洋舰队的装备实际上难以否认地精良”，日本人并无把握战胜中国，但历史就这样发生了，结果是中国战败，割地赔款。另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研究员安·麦迪逊在《世界经济两千年回顾》一书中的估算，一八七○年，中国的GDP为187。173亿美元，占世界的14。6％。这个数据显示中国具有了近代化的基础。但不幸的是，甲午战争打断了这个发展进程，相反日本从战争中得到的两万万两白银赔款，对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化发展，是一剂强心针。日本占据台湾，吞并朝鲜，第一次成为东亚的霸主。第二次中国崛起的机遇是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三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市场开始重新划分，这对中国是一个机会。有人称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七年为中国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一九二七年后，国民政府出台了许多扶植民族工业的政策，一九二九年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经济的10。3％，到一九三七年，中国的各方面持续发展，又面临新的机遇。但是抗战的全面爆发再一次打碎了现代化的梦想。历史上两次中国崛起的机遇都因为日本挑起的战争遭遇挫折。第三次机会就是现在，从一九八○年至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世界公认。我们用过“和平崛起”的讲法，但崛起仍对地缘政治中原有的霸主构成挑战，我认为应该从这个方面认识中日关系。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从表面上看，东亚的霸主发生了变化，但实际上，从一九四七年开始美国对日本的战后政策完全改变，为配合冷战，从压制日本转向扶持日本，五十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复兴，并在六七十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在这一时期，“二战”中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通过经济手段得以实现。到一九九七年之前，在经济上日本的东亚霸主地位一直没有改变。今天当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时候，中日关系却面临一九七二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局面，我想这不单单是历史认识问题，或是领土与资源之争，而是地缘政治中的霸主地位之争。最近一个日本朋友对我说，“未来的中日关系就要看中国是如何做大，以及日本是如何缩小的”。虽然这是一句玩笑，但我觉得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我们从这样的视角看目前中日关系的困难局面，并分析双方的立场和诉求，才能够有效地处理中日之间的矛盾。今天的学者应像王芸生先生那样，真实地呈现历史，追溯历史的脉络，以避免发生更严重的冲突。
严安生：在目前中日关系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下，我们作日本研究的学者常感到困惑，我们能做些什么工作？一九三一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曾经到日本访问，回国后，他说，六十年来，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认识和心理，是“轻日”、“师日”、“亲日”、“仇日”，但就是缺少“知日”。这番话记得是说在五六月间，话音未落，六月就开始闹“万宝山事件”，拉响了“九一八”的序曲。“知日”成了最后关头的警示。当时最早回应“知日”这一历史要求的就是《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的这个专栏和这部书。其后，在战云逼近的“仇日”声浪下，一批学界文化界名人也努力回应这个要求，掀起一阵研究日本人、日本文化、政情敌情的高潮。但其实到现在，“知日”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许多研究日本问题、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学者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过去浩大的“知日”群体，但好像对社会发言的勇气、空间和影响力反倒不如过去，学界与政界、新闻界的互动也很少。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谈“以史为鉴”，战后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离不开美国，要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也离不开美国。一九四八年东京军事法庭赦免了天皇的罪行，保留了天皇制，当时《大公报》即发表社论专门谈这个极其严重的问题，赦免了天皇就是保留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基础。可以说当时以王芸生为代表的《大公报》发出了最鲜明的反对声音，他们对历史是有功的，但没有留下痕迹。
一九八○年刘大年先生去日本访问，当时他正在撰写这部书的《读后记》，提出了对“国无常仇”这一提法的不同意见，认为不能笼统言之。那时正值恢复邦交、中日友好的新的“蜜月”期，我和有些人还认为刘先生的坚持有些冷峻，但现在的日本人并不接受你阶级分析的“国无常仇”的观点，而且仇恨还在再生产之中。有许多问题王芸生当年就认清了，不过在历史中流失掉了，十分可惜。
刘晓峰：读王先生这部书，非常钦佩他那份拼命努力的精神。在那么短的时间做出这么大的一部书，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起到这么大的作用，深觉当时那一代记者、学人在很多地方都比我们这一代出色。看这本书我想到，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到今天，日本战败有六十周年了。这六十年中，日本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的意义，有一些是我们中国人并不十分了解的。从思想观念上讲，日本原来的伦理秩序（如武士道）已在战败时被打碎。天皇作为武士效忠的对象，按照日本传统的武士的伦理，同样是该有一份“节气”的，他应该以死报答那些“樱花武士”们。即便不死，至少他应当对战败负起责任选择隐退，但战争结束之时他并没有这么做。日本一些军界高层也逃脱了责任。所以一九四五年前武装过“皇军”的旧伦理在这里出现了解释上根本性的缺欠和困难。另一方面，这六十年也是美国和西方对日本持续发生影响的六十年，是战后民主制度逐渐扎根日本的六十年。经过欧风美雨的淘洗教育，民主、法制等观念已经相当程度渗透到当代日本人生活之中。当然，西方思想和日本自身的传统思想之间有很多矛盾。这两者六十年来能在日本社会中长期共存，就实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再比如，驻日美军基地已存在了六十年，直到今天，用于驻日美军活动的军事基地及其附属设施面积之和超过了日本四个大岛中最小的四国岛的总面积，而且美军那些基地全都位于战略要冲。政治上经济上美国对日本的控制在日本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美国对日本的影响非常之大，在考虑中日关系时应把这一点作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加以考虑。
我以为，日本当代社会面临着自己的困境。九十年代以来，经济上长期不景气让很多日本人都在重新思考日本民族自己的出路。该怎么样认清当代日本社会？我读王先生这部书，深深体会到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代学者的责任，战后六十年来的日本，应该好好作一研究。
董炳月：这套书的价值之一是系统地提供了一八七一年之后约六十年间中日关系方面的具体知识。有些知识与当前的某些社会事件构成了参照。比如二○○五年春天发生在大陆的“抵制日货”问题。王芸生的这套书告诉我们，近代中国最早的“抵制日货”运动发生在一九○八年。屈指算来，中国人“抵制日货”的历史已经有九十七年。断断续续“抵制”了九十七年，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每次的“抵制”都没有效果。既然如此，如何才能走出“抵制日货”的怪圈、来一点更有效的行动？
这套书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因此具有很大的“生产性”——具体说就是能够让读者以此为基础重新思考许多问题。我通过阅读就开始怀疑某些本来习以为常的观念或者历史表述。首先是中国“抗日”的问题。“八年抗战”的说法本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所谓“八年”是从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算起。后来把前移到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多出来七年，又说是“十五年抗战”了。但是，王芸生先生告诉我们，日本武力侵略中国是从一八七四年进攻台湾、占地杀人开始的。同时，以高山族人为主的台湾同胞进行了英勇抵抗。就是说，中国的“抗日战争”虽然是从一九三一年或者一九三七年开始的，但中国人的“抗日”早在一八七四年就开始了。我想，如果把一八七四年作为抗日的，不仅能够更全面地显示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还能够说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第二是“中日友好”问题。在近代以来日本残忍地侵略、祸害中国的历史基础上，怎样的“友好”能够建立起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建立起来的“中日友好”，仔细想来，那种“友好”缺乏国民层面的真实性，缺乏历史基础，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操作，或者说不是一种国家关系的常态。现在，历史问题转换为现实问题，两国老百姓各自发出心底的声音，“友好”就崩溃了。今后如何重建中日关系，建立怎样的中日关系，是必须思考的问题。第三是对于“八一五”的表达问题。对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日本投降，在日本有两种表达，一种叫“终战”，一种叫“败战”。我本来以为这种区别表达的仅仅是日本人不同的历史态度，现在看来并没有这么简单。可以说，两种不同的说法也表达了日本与中、美、苏国家关系的差异。“二战”中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一员，逻辑上反法西斯阵营的胜利就是中国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确实是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问题显然还有另一面。中国的“胜利”与美国或苏联的“胜利”大不相同。美国是在攻占冲绳、扔了两颗原子弹、轰炸东京之后胜利的，苏联是在出兵中国东北、扫平日本关东军之后胜利的，而中国胜利的时候国土还处于分裂为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状态，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还在日军控制之下，共产党政府还在黄河西岸，国民党政府还在遥远的重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抗战胜利”其实是“抗战结束”——因美苏出兵痛击日本，中国的抗战得以结束。“胜利”值得庆祝，而“结束”值得反思。
从王芸生的这套书中可以看到一个事实：清政府腐朽无能、将统治集团的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是导致日本入侵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侵略与被侵略实质上构成了“制度的共谋”。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发展，为异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且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张季鸾在一九三二年为该书写的序言中痛感“国家之可危可耻”，王芸生本人在一九七九年所写的《修订导言》中引用马克思的观点批判反动政府为了阶级利益而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