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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国模式的现阶段表达是小康社会。它是试图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想相结合的一场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实践。其可行性在于，过去数百年的历史已证明作为制度的市场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它在不同的地方，由不同的理念和政治导向，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目标，以不同的形式运行，并产生全然不同的社会后果。关键在于让需要的逻辑优先于利润的逻辑，亦即使全球化过程从属于本土（包括民族、地方、少数民族、各个地区等）的文化资源和真实需要，而不是相反。同时，中国人的小康想象因其追寻非异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又必定是国际的。中国模式将在与第三世界和全球性的劳工组织、社会运动联合起来改变当今秩序的游戏规则中成长成熟，成为社会主义在气势汹汹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中重振旗鼓的先声。既然中国人民有选择自身前途的能力和自由，“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再不可能回避了。
返回目录发展主义与消费主义的二元悖论
□申端锋《读书》2006年第6期
吴敬琏先生的新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认为，如果我们“扬短避长”地把高资源和高资本投入的重化工业当作支柱产业，试图通过其超常发展带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结果只能降低整体经济效率，破坏持续较快增长的基础，因此，走“重化工业化”道路有悖于中国的国情，吴先生所谓的中国国情，就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紧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在吴先生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经济的发展，按照比较优势原理，显然应当尽量以发展低耗能、低资本投入和低资源消耗，又能发挥人力资源丰富和中国人心灵手巧的优势的产业为主要方向，也就是他所主张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吴先生在书中论证到，毛泽东时代的重化工业发展道路，导致了经济效率的低下，人民生活的低水平维持，而改革开放以来重新调整发展思路，从而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至此，笔者认为，沿着吴先生的思路，我们可以将问题推进到一个更深的层面来思考，即所谓的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就是如何在发展中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中尤其是在发展初期，都会遇到这一问题，但在当代中国发展的语境下，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以至于关切到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
就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来看，发展主义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历史类型。早期西方的资本主义是以私人企业家为主力军的，奉行的是一种勤俭节约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就是韦伯所讲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是靠着这种勤俭节约的资本主义精神，西方的资本主义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比资本主义前几千年创造的还要多的物质文明”，也就是说，在西方工业文明初期，主要表现为一种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主义。而当代西方则进入了以消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阶段，经济学上的突出表现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是以需求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在这里，消费主义与发展主义并不是相对的，而是发展主义的一种形态，消费主义只是与提倡勤俭节约的早期发展主义相区别。
就中国的发展而言，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自近代启动现代化以来，就一直面临着早发现代化国家在发展初期所面临的发展主义的主题，所以，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在一个新的上又一次启动了发展的航程，与西方国家的早期工业化进程一样，同样面临着资本缺乏的限制，只不过西方早期的发展是以私人资本家为主要推动力的，而新中国现代化的又一次启动则在当时特定的国内国外环境中选择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并且中国的发展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相比，其环境和条件更为恶劣，面临着除资本之外的更多的结构性限制。由此，中国的发展更需要一种勤俭节约的精神，这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一条普遍性的规律，这说明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对经济是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的。
在发展战略上，我们提倡勤俭节约，与早期的西方工业文明一样，奉行的是一种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主义，“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在城市实行的是凭票消费的供给制，定量消费；在农村，通过人民公社这一强有力的权力系统和提取系统提取了大量的资源，为新中国的早期工业化提供了较多的资源，从而初步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处于基础性地位的重工业体系，虽然有的还比较粗放，也就是为后来的经济学家所诟病的“高消耗、低产出”，但有两点对后来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基础性的影响。一是这些产业的机床和生产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新中国第一代自己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熟练的技术工人；二是，工业体系之间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之间是相互配套的，在人民公社时期，我们正是靠着自己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工业体系为我们的农业生产配备上了现代化的机械，从而走出了传统社会农业发展的历史循环。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由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上述发展战略，从而使中国的重工业体系遭到了重创，许多重工业基地如东北重工业基地等相继陷入了困境，与此同时，中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一种典型的“轻型化”现象，沿海发达地区的轻工业如电子、纺织等发展起来了。这里同样有两个问题：一是这些行业的生产线大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我们的企业处在产业链条的末端，获得的收益极小，并且极易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从而危胁国家的经济安全，我们本想以市场换技术，可这些企业需要的只是打工妹、打工仔，为了巩固资方在谈判中的优势地位，根本不会去培养熟练的技术工人，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技师都是从国企挖过去的，并且出现了高级技师奇缺的现象；最为重要的是，这种轻型化的工业体系具有外向性，与国内其他行业和产业并不配套，是断裂的，这样一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越来越依附于西方的经济体系，而作为一个大国，在这种发展路径之下，在比较优势之下，在从主要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性分工体系中获得短暂的好处并带来短暂的繁荣之后，因为丧失了自主的发展能力，终究会陷入到畸形的经济发展之中，这在很多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已得到了充分而鲜明的体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拉美化”现象。
所以，新中国成立后集中力量搞建设，使当时人们的消费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提倡“缝缝补补又三年”，勤俭节约，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真正的韦伯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而非主流经济学家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这里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问题是，党和国家提倡“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在管理上，同样表现出了一种高超的领导艺术，首先从意识形态上树立了“劳动光荣”、“节俭是美德”的主导地位，有意识地营造了与低消费相应的消费文化，建构出了一种与国家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关于消费的新理念，使人们并不以节俭朴素为耻，而是引以为荣，其次，在这一时期，国家在从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上将高积累、低消费作为一种主导的发展战略的同时，也从制度安排上设计了一整套的福利制度，比如农村合作医疗、低廉的教育等，最大可能地降低老百姓的风险，并降低他们的开支。从而最终使新中国一跃而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新中国所取得的这一成就与马克思所赞扬的早期西方工业文明相比并不逊色。
但正如前面提到的，当代西方的发展进入了以消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在某种意义上，当代西方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之后的问题，而现阶段的中国仍然面临着发展之初的问题，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消费主义的命题，这在当前主导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西方现代经济学以及轻型化的产业结构中都有明显的体现，这也是吴敬琏先生主张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发展主义与消费主义的二元悖论，所有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都是对这个二元悖论的回应和把握，当然，所有的主张和观点也都要在发展主义与消费主义共存这一困境之中得到检验，吴先生的主张同样也不例外，没有谁的主张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因为发展主义与消费主义的悖论是这个时代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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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玲《读书》2006年第2期
刚收到杜老的回忆录《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就迫不及待地读起来。
这本书叙述了作者自解放前夕开始参与农村重大政策研究和决策的经历。全书围绕着诸如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农村经济改革等剧烈的社会经济变迁展开，因而既浓缩了厚重的历史，又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读起来令人感到惊心动魄，感受到作者的深刻。“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问题，它与整个国家发展战略选择以及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的历史条件都是紧密相关的。因此，要想了解、认识、分析我国长期以来在农业政策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就必须把它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215—216页）
有关类似的文献，往往是“正确”与“错误”双方代表人物之间的战斗记录。但杜老娓娓道来的历史既有生动的群体人物，又有各种行为产生的复杂原因和往往出人意料的结果，因此读来感到实在、熟悉、亲近，而且令人顿悟，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大国实行制度变革是何其艰难，我们每前进一步又曾付出过怎样沉重的代价。
农地制度变迁是本书的主要内容。这一方面是因为土地乃农村绝大多数人口的生存保障，土地制度构成农村社会制度的基础，另一方面他本人的命运曾与农地制度变革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一九四七年，他随刘邓大军南下，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后改组为华中局，一九四九年底改称中南局）秘书长，后来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杜老参与的农村制度的变革就由此开始。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总政策是建立民主统一战线，因此既不提消灭地主，也不分配土地，只是减租减息，实行累进制税收。根据地政权由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三分之二非党人士、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组成，当时还提出“保障人权”的口号，不准乱打、乱捕、乱杀，并要建立法律秩序。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决定在根据地实行土改，允许群众无偿没收地主土地，但是要严格保护中农、照顾工商业者、富农、小土地出租者、民主人士，并给地主留下土地，给生活出路，不准扫地出门。在一九四六年，中共中央曾打算征购地主土地，但最终选择了没收政策。
为什么中央会选择上述土地政策和土改方式？从书中看，与中南区土改方案的思路一致。那时他与邓子恢、李雪峰一起商定了一个在新解放区实行三阶段土改的办法。这个办法既得到时任华中局第一书记的林彪的认可，又获得毛泽东的称道，最终还通过中央文件形式推广到全国。杜老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既是一项经济制度的改革，又是一场政治变革的阶级斗争。这不仅是抗战胜利后土地政策变化的立足点，也是土改方式的认识基础：土改第一阶段，清匪反霸，从政治上对过去的宗法社会恶势力给予打击。第二阶段，分田地并发动群众搞诉苦斗争。这一行动意在打破地主对土地的垄断，满足农民的土地情结，形象地说就是“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也正是在广大农民群众出兵、出公粮、出义务劳动的支持下，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才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第三阶段，土改复查与组织建设。经过这样三个阶段，方可实现发动群众推翻乡村旧秩序和重组基层的目的。
五十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杜老依然激情满怀，然而他也没有避讳土改实施过程中的缺陷，例如消灭富农和侵犯中农，以及没有严格依法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特别是在晋绥根据地土改中，不但有剥夺中农的现象，而且还出现几天就打死一批基层干部的情况。其原因，一是起因于刘少奇一九四七年领导召开的土地会议，会议认为当时的土改工作不彻底，没有满足贫雇农要求，因此要纯洁干部队伍；二是部分群众怕变天怕报复，故而对被剥夺者不斗则已，斗则斗死。此时陈赓巧遇一些逃亡地主，了解了他们诉说的情况后，便写报告向毛泽东提建议，于是有了毛主席和任弼时出报告纠偏的结果。土改中的故事告诉我们，“多数的暴政”是怎样形成的。那么对制度变革中的“过火”行为该如何防止呢？杜老坦言，那就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和遵守法制之间很难把握分寸。
一九五二年底，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邓子恢被任命为部长兼国务院农办主任，杜老任秘书长兼农办副主任。在他们进京向毛泽东报到时，毛主席即明确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