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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述市和若松市的会谈无果而终，但是，为了自己祖先的加害行为，市不断提出“和解”要求，市长野村兴儿甚至不远千里跑到受害者的子孙那里道歉，可谓其情切切。另一方面，会津若松市长在公开场合拒绝与市长握手的举动不能仅仅视为个体行为，作为一个经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市长，即使他个人愿意伸出手，背后还有成千上万的选民和死者在阻止他，前任市长就因为曾发言响应市的和解倡议在市长选举中落选。受害者的历史记忆成了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
饶有兴味的是若松市长的一番讲话，他认为，“一场争斗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不仅会津与长州如此，日本和亚洲也是如此”。这位市长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给东亚各国所造成的伤害。其中，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战争伤害所带来的记忆即使时过六十年仍然没有消失。但是，与会津若松市和市不同的是，战后中日两国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便实现了“和解”。这不能不说是一桩奇迹。我认为，这是双方基于共同需要而营造的结果。
在论及社会成立的条件时，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注意到，任何一个由合理的契约所建构的社会或人际关系都存在不合理的基础，契约关系能否履行，最终决定于订约人是否信守契约，而这没有任何契约可以保证。自从一九八四年中曾根康弘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遭到中国政府抗议后，中日之间达成了某种政治默契，即日本政府主要阁僚不再参拜祭祀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可是，当历史翻开了世纪的新一页后，时光倒转了。二○○一年以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先后五次参拜靖国神社，使两国关系冷至冰点。
在这个时候，靖国神社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在战后日本的历史上，靖国神社曾多次成为热点。一九四五年，联合国占领军总司令部（GHQ）曾一度准备废除为军国主义张目的靖国神社，为此靖国神社匆忙举行了“临时大招魂祭典”，把许多没有战死的活人也当作亡魂来祭祀了。在东西冷战对立的格局下，由国家神道改为宗教法人后的靖国神社得以存续和发展。一九五五年以后，日本政界出现了试图将靖国神社“国营化”的动向，自民党曾五次提出《靖国神社法案》，要将靖国神社改为“特殊法人”，置于首相的直接监督下，由国家拨出专款支付靖国神社的祭祀费用。一九七四年，如果没有被称为战后“最大的思想对决”（村上重良：《慰灵与招魂——靖国的思想》，岩波书店，一九七四年）的日本社会的广泛抗议，靖国神社差一点就成了“特殊法人”。十年后的一九八四年，对于中曾根康弘首相参拜祭祀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舆论反应强烈，反对者认为“如果国家护持祭祀着这样一些祭神的靖国神社，或者国家首脑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国民将会因以自己的手正式抹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责任和战争犯罪而遭到来自世界的谴责”（大江志乃夫：《靖国神社》，岩波书店，一九八四年）。相比之下，二○○一年后小泉首相五次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社会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波澜。这一方面和冷战结束后日本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退潮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近十年日本民族主义思潮的升温不无关系。小泉首相辩称参拜靖国神社是基于个人的信仰和日本的文化传统，别国对此不应该说三道四，在日本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共鸣。因此，与一九七四年和一九八四年围绕靖国神社的激烈对抗相比，可以说今天的日本社会对靖国神社问题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对此真正知道的人并不多。而且，连知道靖国神社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社的人也为数很少。如果不了解靖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社，就无法理解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为什么会成为问题。不理解参拜为什么会成为问题，也就谈不上对这个问题持有自己的见解。”二○○五年四月出版的高桥哲哉先生的《靖国问题》一书，目的正是为了打破日本社会这种沉闷的状态。
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一版再版，至今已经发行了二十八万多册。一本讨论靖国神社问题的书籍何以能够成为畅销书？二十八万多日本读者是以怎样的心情阅读这本书的？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靖国神社是和“血”的话语联系在一起的，这“血”既是死者的血，也是被赋予了意识形态意义的“想象的血”，加害者和受害者的遗属关于血的记忆和想象凝聚着截然不同的情感。在《靖国问题》的第一章里，作者劈头说道：“靖国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最大的原因在于它是一个‘情感’问题。而情感问题的要害又是‘遗属情感’问题。”
二○○一年八月十三日，小泉纯一郎在就任首相后首次参拜了靖国神社，对此，六百三十九名日本人和韩国人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首相参拜为违宪行为，要求首相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并为侵害原告的宗教人格权向原告支付赔偿。与此相反，支持首相参拜的人们为了给小泉首相辩护，也提起了诉讼。在法庭上，一位名叫岩井益子的老太太表述了自己对于“英灵之血”的感受：“丈夫生前从未怀疑过假如自己战死的话一定会被祭奠在靖国神社，他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奔赴战场的。对我来说，靖国神社受到玷污，这比我自己受到玷污还要耻辱几亿倍。（中略）只要听到哪怕是一句谩骂靖国神社的话，我的身体就像是被劈开了似的，全身的热血倒流，溢出体外。放眼望去，我的热血变成了战士们的血的海洋，向四周蔓延开去。”如果说像岩井这样的遗属为战死的家人被合祀在靖国神社而感到喜悦的话，被她起诉的那些反靖国神社的遗属们则为战死的家人被合祀于靖国神社而感到悲痛，两种情感对立不可调和。小泉作为首相一再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使围绕靖国神社的两种截然对立的情感以受害国（中、韩等）与加害国（日本）之间的对立的方式凸现在人们面前。
一般而言，为死去的亲人悲伤乃是人之常情，何以会有人对亲人战死而感到喜悦呢？原来，近代国家通过“感情的炼金术”，塑造了国民的生死观和世界意识。靖国信仰隐瞒了战死的悲惨和恐怖，在将死神圣化的同时，向陷入悲哀、无奈和怨天尤人的情绪中的遗属们提供了“光荣战死”的意义，从而剥夺了遗属作为普通人对亲人之死抱有的悲痛情感。那么，如果摆脱了这种意识形态对情感的操作，完全沉浸于悲痛之中是不是就行了呢？作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这样做充其量只不过构成一个仅存在于日本国民之中的、以悼念本国国民之死为目的的“哀悼共同体”而已。日本军发动的战争造成了大量的死者和受害者，除了日本国民之外，还有许许多多被日本军杀死的人，如果无视这些死者、受害者的存在，“哀悼”行为将无法避免来自外部的批判。由此，作者引出了如何认识战争责任的问题。
第二章集中讨论了历史认识问题。在日本，人们普遍认为“甲级战犯合祀”问题是日本和中、韩两国之间的“外交问题”。作者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早在韩国、中国等对日本的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进行报道并进行批判之前，日本国内就有人对合祀进行了批判，认为它将“会导致对战争的肯定”。所谓“甲级战犯”，是指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中被指控犯有“破坏和平罪”的人，其中有十四人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七日被合祀于靖国神社。作者认为，仅仅追究“甲级战犯合祀”问题将把战争责任问题大而化小，因为靖国神社里还祭祀着近千名乙级、丙级战犯，靖国神社称这些被处以死刑的人为“昭和殉难者”，他们在一九七○年之前即已合祀于靖国神社。乙级、丙级战犯和甲级战犯一样，都犯有“破坏和平罪”，同样都负有战争责任。对于东京审判，日本国内有不少人认为是战胜国对日本进行的单方面的审判，是“胜者的审判”，因而拒绝接受东京审判的结果。高桥认为，作为给亚洲国家人民带来了重大损失的战争发动者，战犯们难逃罪责。东京审判中存在的问题不在于受到惩罚的人，而在于没有受到惩罚的人。“甲级战犯”虽然受到了惩罚，但是，对他们所侍奉的君主、自始至终担任帝国陆海军“大元帅”的昭和天皇却未予起诉。这是出于美国的意志，是美国对苏联、中国、澳大利亚等国提出的追加起诉的提议进行压制的结果。
此外，在日本，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府以“甲级战犯合祀”为由批判日本的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乃是要彻底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在作者看来，事情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是想通过把问题限定在“甲级战犯”这一点上，寻求达到某种“政治解决”。而有关甲级战犯分祀的议论，不但不能深化人们对于与靖国神社有关的历史的认识，反而妨碍了人们对靖国神社的本质和战争责任问题的认识。因为在日本人们通常所说的“战争责任”要么是指对美国战争失败的责任，要么是说东京审判所追究的一九二八年以后日本的战争责任，而从靖国神社的历史来看，从一八六九年其前身东京招魂社（一八七九年改名为“靖国神社”）建立之时起，它与近代日本国家进行的每一次战争都密不可分。甲级战犯合祀问题只是与靖国神社有关的历史认识问题的一个部分，应该追究靖国神社与日本近代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
那么，在战后日本转变为民主国家的过程中，靖国神社是否断绝了与战前的靖国神社的关系了呢？在第三章里，作者指出，靖国神社坚持战前的合祀逻辑，声称合祀是出于“天皇的意志”，所以一经合祀，无论是什么人，即使他们的遗属要求撤销合祀，也绝不能同意。靖国神社以此为理由拒绝将“甲级战犯”分祀，拒绝一部分遗属提出的迁出亲人灵位的要求。作者还指出，即使实现了“甲级战犯”的分祀，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也没有任何法理根据。回顾迄今为止涉及日本首相和其他官方人物参拜靖国神社的诉讼，虽然原告提出的赔偿要求没有一次获准，但也没有一次判决认定以官方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合乎宪法”。相反，仙台高等法院对岩手靖国诉讼做出的判决，福冈地方法院对小泉靖国参拜诉讼做出的判决，都明确认定参拜行为为“违宪”之举。大阪高等法院对中曾根参拜诉讼所做出的判决，也认定其“有违宪之嫌”。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希望首相进行“公式参拜”的人来说，要么需“修改”宪法关于政教分离的规定，要么需使靖国神社不再成为宗教法人。但实际上，如果为了在现行宪法之下达到使靖国神社国营化的目的而实现靖国神社的非宗教化的话，靖国神社就不再成其为靖国神社了，有关靖国神社的定位势必回到战前“祭教一致”的老路上。在战前，“神社非宗教”的谎言曾使“国家神道”凌驾于其他宗教之上。
在前三章中围绕近代国家与靖国神社的关系展开论述之后，作者在第四章里驳斥了将靖国问题特殊化的“文化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试图借助“文化差异”理论，以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来强调“日本文化”的特殊性，为甲级战犯开脱罪行，其代表人物是著名评论家江藤淳。
在意识到从宪法和政治层面为靖国神社寻找合法性的办法行不通后，江藤淳主张应该从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来论证参拜靖国神社的合法性，这也正是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逻辑所在。江藤淳认为，从“日本文化的连续性”来看，围绕靖国神社的宪法和政治问题不是本质性的问题，对日本人来说，“最为重要的、只要是日本人自然皆会珍惜的东西，就是日本之为日本的特质”，这就是从《记纪》、《万叶》到今天的日本历史演进过程中凝聚着的个人和民族的全部记忆，是生者与死者的“共生感”。对此，高桥尖锐地指出：第一，所谓自《记纪》、《万叶》以来的“日本文化的本源”亘古不变之说完全是臆想；第二，如果说“与死者的共生感”是日本文化的话，靖国神社为什么只祭奠日本的战死者中的军人和军队中的文职人员，而不祭奠战死的平民呢？第三，如果说是为了“与战死者的心神感应”的话，为什么靖国神社不祭奠“敌”方的战死者呢？因为在日本的中世纪和近世，受佛教“怨亲平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祭奠敌我双方阵亡者的习惯。不仅如此，靖国神社不予祭奠的“敌”方的死者，不只限于外国人，即使是“本国的死者”，如果属于“敌”方的话，也绝不会予以祭奠，这包括上文提到的戊辰战争中会津藩的三千死者。因此，作者认为，靖国神社的“祭神”不单纯是“战争中的死者”，而是在国家意志的作用下被挑选出来的特殊的战死者。
靖国神社既然存在上述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么，打开难局的方法就只剩下建立替代靖国神社并能为日本国内外所接受的“国立追悼设施”了。这是《靖国问题》第五章中讨论的主题。在高桥看来，用这种方法或许可以解决日本和中、韩两国之间的“甲级战犯合祀”问题。但是，正如在第二章中已经提到的那样，以政治手段谋求解决“甲级战犯”问题，将会阻碍更为本质性的历史认识问题的解决。作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设立什么样的国立追悼设施，而在于政治，也就是说，国家在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如何利用或者不利用这个设施，应该防止新设施成为“第二个靖国”。
在日本战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