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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曹锦清和潘维显然都是希望通过将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在农民人口极其庞大的前提下，国家不可能通过财政补贴给农民以持续的收入增长，唯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抵消中间环节的剥削，才能抗御外来强力，才能“劳动创造财富”。这种组织起来思路的典型是建立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然而，在当前条件下，即使农民组织起来，也缺少与其他阶层的谈判能力。而农民能否组织起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合作社只能在高度竞争的市场末端组织起来获取不多的利润，却不得不支付高昂的组织成本。低组织收益和高组织成本，使农民合作社很难生存下来。农民数量庞大，也决定了农民增收的空间很少。农民收入增长较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要慢，似乎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难题。将发展合作社作为新农村建设重点的思路，似乎有些一厢情愿。
更重要的是，在上述两种新农村建设的思路中，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性难以体现出来。林毅夫试图在不对市场经济做任何反思的基础上推进新农村建设，温铁军建设农民合作社的思路虽然需要国家对农民合作社的财政和制度支持，其框架却仍然是市场经济的。这两种思路都难以解决九亿农民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出路问题，也缺少农民本位的关照。
农民本位的新农村建设
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态。农民的困境，不只是或不主要是收入增长缓慢，而是支出增长太快。农民支出太快的原因有二，一是农民合作机制的解体导致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农民应对生产生活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举例来说，在我们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因为乡村组织退出农村生产领域的事务，农民又不能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大中型水利设施无法使用，农户不得不打井灌溉水稻。打井灌溉不只是成本高，而且不能有效应对旱灾，从而使农业生产的风险急剧增加。
农民支出太快的另一个原因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消费主义是市场逻辑的必然产物。问题是消费主义调动起了农民的消费欲望，很少的现金收入却无法让这种欲望得到满足。他们羞愧于自己的贫穷。而他们努力赚钱的机会，却因农民数量过于庞大而缺少结构性的空间。农民增支压力的另一个原因是，虽然农民增收不多，他们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却过快地市场化了。 也就是说，当前农村的根本问题不是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而是支出增长的速度比收入增长的速度快得多。同时，由于公共品供给机制在解体，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减弱，人际价值生产能力在降低。因此，当前农民的苦，不是苦于纯粹物质的方面，而更苦于精神和社会的方面。当前的农民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不纯粹是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更是生活方式的问题。
因此，在农民事实上不可能快速转移进入城市，农民收入不可能得到迅速提高的情况下，站在农民主体立场的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从而为农民的生活意义提供说法；是从社会和文化方面，为农民提供福利的增进；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不同于消费主义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要建设一种不用金钱作为生活价值主要衡量标准，却可以提高农民满意度的生活方式。举例来说，我们在湖北洪湖和湖北荆门四村建立老年人协会，只投入很少的钱，就极大地增进了农村老年人之间的交往，提高了农村老年人闲暇生活的质量，使农村老年人感到“心情愉快了”，“时间过得快了”，“身体好了”。老年人的幸福生活，使中青年人看得见未来的希望，从而降低了生活的贴现率，提高了合作的可能性。 老年人协会只是新农村建设可以着手的一个很小的项目，在我们实验区，中老年妇女自发组织的各种文化组织，如腰鼓队、健美操，不仅给农民带来了生活的情趣，而且使农村妇女有了生活的主体性，增加了村庄的社会资本。温铁军总结他所主持的乡村建设经验时，也认为“文化建设，收效最高”。
毛泽东时代有人民体育、人民教育、大众文化和大众医疗的说法，如果国家在实施新农村建设战略的过程中，注重农村人民体育和大众文化的建设，虽然不能改变消费主义文化对农民福利的负面影响，也至少可以抵消一部分这种负面影响，从而减少农民福利的损失，增加农民整体的福利水平。其结果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在缓慢增加；一方面，社会联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依然存在。农民虽然消费的物质财富不多，却因有较多的文化活动而福利水平较高。较高的福利水平增加了农民对现代化的满意度，并为流动于城乡的农民工提供了可以回得去的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意义的“家”，中国九亿农民有了牢固的“根”，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农村是可以回去的“家乡”，是廉价再生产劳动力的场所，又是调节劳动力供求的蓄水池。因为进城农民工可以回到家乡过上高福利的生活，他们不会接受无限低的打工报酬，这无疑可以提高农民整体收入水平。进城农民工回得去家乡的农村，是他们的基本人权。必须让农民工可以回得去，而不是被迫生活在无根的苦难的贫民窟中，从而不得不接受无限低的劳动报酬。
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
以上展示出来的新农村建设思路，是一种以社会和文化建设为主体，以建设“低消费、高福利”生活方式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思路，是二○○六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新农村建设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五大建设并举中的两大建设的强调，是试图通过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及必然同时进行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但这是次一级的），来抵消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文化对农民福利的负面影响，使农民可以得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好处，从而使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支持者，以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思路。
这只是新农村建设的第一重目标。新农村建设也许还可以做到更多。具体地说，当前中国现代化的预设中，是要建设一种美国式的“高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美国式生活方式是以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料及严重污染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因此是一种“高消费、高污染、高能耗”基础上的高福利生活方式。美国式生活方式事实上不可能被全世界复制，尤其不可能为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所复制。 中国以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侧重点的新农村建设，是在与农民经济收入水平相一致情况下，因此是在有九亿农民内在动力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低消费（因此可以是低污染、低能耗）、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建设，就可能不只是要为收入增长不快的农民增加福利提供一种说法，而且这种说法因为有庞大群众的实践，而具有相当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不是以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和污染环境来证明人的价值，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和谐相处，来证明人的价值。这种正当性，就与中国传统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智慧，与东方文明中“知足常乐”的智慧，与环保主义中与自然和谐相处、敬畏自然的主张合拍，从而可能在地球不可再生资源越来越少，人类以高消费为基础的掠夺式文明不可持续时，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可能的文明选择。
写于二○○六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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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读书》2006年第10期
〔说明：本文写作中得助于与许多位农民和两位农村老干部的访谈，以及我二○○五——二○○六学年在人民大学开的“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学研究”研讨班上的研究农村以及农村出身的研究生们的讨论。另外，在修改过程中，感谢夏明方、白凯、彭玉生、汪晖、刘昶、程洪、张家炎、李放春、顾莉萍和陈丹梅的建议。本文部分经验论据来自作者过去几十年的一些著作，主要是《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二○○五年再版）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二○○六年再版）、《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历史研究》，二○○二年第四期）、《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读书》，二○○六年第二与第三期；修订稿见《天益》网，（www。www。87book。com/data/detail。php？id=9292）和《中国历史上的典权》（载《法律史学术网》，www。legal…history /articleshow。asp？id=1904），文中不再一一注明。〕
中国农业出路何在？一种主要意见认为唯有在更高程度的城市化之下，减轻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才有可能改造中国农业，建立大规模的农场，淘汰小农经济，使之接近先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此前，应该维持今日的承包制度，尤其是用来保证粮食生产的口粮地制度。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选择。这样，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务农人口在相当长时期内只可能处于相对贫困的生活，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实际上，今日中国的农业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发展契机。其出路不必等待未来的更高程度的城市化，更不在于美国式的大农场，而是在于当前的新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既是高劳动密集型的也是相对高收入的小家庭农场。在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已经错过了一次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的因现代要素投入而提高农业收入的机会；今日的新机会主要来自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而出现的农产品消费转型，从“以粮为纲”转向粮食－蔬菜－肉鱼并重的农业结构。（本文的农业一词是指广义的农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狭义的“农业”则单指种植业。）新的消费与生产结构能够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已使推广适度规模的小农场成为现实的可能。其关键在于做出能够激发农民牟利积极性的决策，其楷模应是新时代的因地制宜地结合粮食与蔬菜或水果，或结合种植与养殖的小农农场。当然，在具有一定领导条件和民众支持的村庄，可以以合作或集体组织作为行动主体。推广这样的农业可以提高其收入，借此扩大“内需”，促进城乡连锁性的互动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
这里探讨的问题不在于“建设新农村”政策下一些已经被采纳的措施，包括免去农业税、支援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建设农村公路系统等一些非常关键的措施，这些都可以说是新时代小农经济发展的必需条件。至于改革以来的乡村工业和城市就业，它们毋庸说是当前农业发展出现历史性契机的前提条件。这里要集中讨论的是相对被忽视的小农农业内部建设的问题。
我的建议不涉及到土地所有权的诸多争论，只涉及土地的经营权。我有意要把已经僵化了的左、右双方关于产权的争论置于一旁。今日需要的不是模式和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讨论。至于国家的作用，我绝对无意提倡现存政治“体制”诸多弊端的进一步强化。国家从控制—榨取性的机关转型为服务—协调性的机关乃是抓住今日转化中国农村的历史性契机的关键。
世界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经验回顾
回顾西方先进国家历史上农业发展的历史，主要有两种模型值得注意。其一是现代工业兴起之前的农业革命，即十八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当时，农村务农人数在一个多世纪之中（伴随城镇化及其手工业发展）基本稳定，与此同时，源于一些因素的偶然巧合，农业得以改组——在圈地运动过程中把社区公共放牧土地私有化，为新的种植—养殖交替的制度创造了基本条件，其典型就是诺福克（Norfolk）轮耕制度（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轮作，其中芜菁和三叶草乃是牲畜饲料）——使农业产出提高了一倍。也就是说，使农村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提高了一倍，由此导致相应的“消费革命”，从而促成了亚当·斯密理论中的城乡良性交换，推动了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规模效益，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这是过去经典作家们引以为典范的英国经验。
其实，在大多数的西方先进国家，如此幅度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都要等到一个世纪以后经过工业要素（化肥、机械和科学选种）的投入而形成农业现代化革命才能做到。后者其实比十八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更具代表性。它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先进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比较普遍的实际经历。
在中国，在一九五○到一九七○年代，出于诸多历史因素，农业在经历如此现代化投入的同时，却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利用机耕来实行一年三作制，在江南地区把一年两作的水稻—小麦改为一年三作的早稻—晚稻—小麦。这样，本来可以减低劳动投入的机械化被转化为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密集度的方法：机耕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使在连接一、二两茬的紧张时段中赶收早稻与赶耕赶种晚稻成为可能。这样，机械化所起的作用其实主要是提高了劳动密集度和投入量，结果形成内卷型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