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分子凭着自己的学识道德博得。向别人传授知识是一件庄严而尊贵的事，但你得从自己做起。
尊重和自重，爱戴和自爱——做教师做学问得先从做人做起；教别人，先得洁身自好、独善其身……
旧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高是因为知识分子自身的优秀，上述那个很不完全的名单就是证明，这一点无须赘言。需要多说几句的，是这些优秀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背景——那时中国的教育体制并不比今天先进！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的大环境同样经受着权力的渗透，前面说过的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就是因为没有按官方意图治校而被关进监狱，蒋介石甚至扬言要枪毙他。诸如此类，可见当时教育的政治环境并不宽松。
实际上，刘文典案并非个案。就在那个时期，蒋介石提出“党化教育”，要以“以党治国”、“以党义治国”；而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也在1927年8月实实在在地制定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指出：“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上”。为了推行“党义”，国民党中央又制订了《各级学校党义教师检定委员会组织条例》、《检定各级学校党义教师条例》，从组织上规范党义教师任教资格。教科书方面，南京政府教育部于1929年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其中开列的3项政治标准是：（1）适合党义；（2）适合国情；（3）适合时代性。1938年，该部又颁行《青年训练大纲》和《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强调对大、中学生进行“信仰训练”，要“时时刻刻心领袖之心，行领袖之行”；文件还规定把“党义”列为大学必修课，内容包括：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实业计划、国民党史及国民党历届宣言……等等。
（《中国现代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转引自张博树《中国现代“党化教育”的制度化过程 》）
但旧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被权力扭曲，没有为争当校长（当时的大学还是以国立为主，能不能当校长当然要国家说了算）、争当教育官员而突出政治、或创造性地落实权力对教育的指令；相反，在权力的渗透面前，当时的许多著名的校长、或最有希望当校长的教授都拍案而起，进行公开的抵制——
胡适公开指责这类党化教育教材为“党八股”，呼吁“学术自由”和“教育独立”；而马寅初、潘光旦、许德珩、张伸府、任鸿隽等著名学者教授也因为反对“党化教育”和在校园内强制性地推行“三民主义教育”而遭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监视和迫害……
以上是旧时教育所处的政治环境；从经济上讲，那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物质生活生平也远远低于今日的中国。虽说旧时的大学教授也有过较高收入的时期，但对大多数教师而言，这仍然是一个清贫的职业。在战乱或灾荒年间，就是著名教授也难以养家糊口。朱子清拒领救济粮之所以成为美谈，肯定是家里等着那面粉充饥，要是他衣食无忧，拒绝一点面粉算得了什么气节？！
在中国，整整两代知识分子成长，以及他们为民族复兴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无不与与这些知识精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或者在他们执教的校园接受过科学和民主的洗礼，或者是在他们的著作或巨大精神力量的影响下而成为中国的脊梁的。
3、沙皇专制下的俄国教育家们
说起体制环境的恶劣与知识分子的优秀的反差，我们不能不想到我们的近邻俄国——这个以苦难和优秀知识分子闻名的国度。
从沙俄时代开始，他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校，他们师生就经受着专制力量的巨大压制。沙皇尼古拉一世时代，国家收入的一半用于军队和警察开支，而教育经费的支出不及百分之一。在残酷地镇压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之后，尼古拉一世针对着有许多青年参与了起义一事，加强了对教育的监控：彻底取消了大学的自治权；增加宗教课和学生的军事训练；减少大学招生、增加学费……
尼古拉的教育大臣乌瓦洛夫公开宣称：“防止出身微贱的青年混入，对于他们，高等教育是无用的，是一种不需要的奢侈，徒然使他们走出他们原来的生活圈子，对于他们自己和对于国家也都是无益的。”（《苏联通史》第二卷P171）
尼古拉一世还利用以宪兵和秘密政治警察组成的特务机构“第三厅”，强化对大学师生的监控。
“第三厅”藉着无数的密探，监视学生的思想趋向，“注意那些对宗教或政府肆意议论的人，并搜索是否有秘密团体出现。”（同上P170）
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经描写过“第三厅”在他就读的大学里大肆进行特务活动的事：他系里的同学，有的神秘失踪，有的在夜里直接被警察从宿舍里抓走的。赫尔岑说，抓走的“全是很出色的青年”。
除了经费上的制约和政治上的控制，尼古拉一世还采取了蒙昧主义对学生进行洗脑：任命一些不学无术的将军担任学校的哲学教授。到1850年，他的教育大臣希林斯基·希赫马托夫干脆“完全禁止在大学中讲授哲学。”，因为他认为社会科学是有害的，而“自然科学是没有危险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P29）
紧缺的教育经费，专制的政治制度，遭受着权力干预的教育体制，这是旧时代中俄两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十分相似的时代背景；另一个相同的是，中俄两国的知识精英都能坚持不懈地将民主和科学引入校园，为传播科学和民主精神而与权势斗、与世俗的愚昧斗。
贫穷、黑暗的沙皇俄国同样如此：正是因为有了一大批知识精英，才为这个贫穷而落后的国度造就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和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被俄国人誉为 “科学之父”的教育家M．B．罗蒙罗诺索夫，被俄国人称为“教师的教师”的教育家乌申斯基，还有教育家、历史学家、基辅大学首任校长姆·阿·马克西莫维奇，以及以其著作《教育诗》影响了无数中俄知识分子的教育家马卡连柯……
其中莫斯科大学和它的缔造者M．B．罗蒙罗诺索夫就是俄罗斯教育和教育界知识分子的典范。
平民出身的知名教育家、科学家罗蒙罗诺索夫一直对民族科学文化的发展寄希望于大学的健康发展——
他主张大学设在俄国科学文化的中心莫斯科，而不设在当时的首都所在地圣·彼得堡，以摆脱沙皇宫廷的直接控制；
他主张每一个平民阶层的子弟都有权利接受高等教育，还提出准许农奴阶层的人入学，从而打破了俄国贵族阶级对高等教育的垄断；
为摆脱权力对教育的干预，罗蒙罗诺索夫坚持不懈地与贵族官僚斗争，勇敢地提出不设当时西欧各大学都必须设置的神学系，并要求教会当局不干涉教学，大学教授的学术著作不受教会和政府当局的检查：
他教育学生，“不谋荣华，不求富贵，为造福后代，有利社会”；他鼓励莫斯科大学的学生要同当时流行的醉生梦死、为非作歹和欺压穷人的社会恶习作斗争……
普希金称“罗蒙诺索夫自己就是俄国第一所大学。”
正是有了许多像罗蒙罗诺索夫这样的知识精英的言传身教，莫斯科大学200多年来为俄罗斯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和科学家。
仅在十月革命以前，杰出毕业生中就有一大批闻名遐迩的科学家，如解剖学与外科解剖实验学创始人尼·伊·皮罗戈夫，俄国生理学派创始人伊·米·谢切诺夫，俄国临床学最大学派创始人谢·彼·包特金，数学家、彼得堡学派创始入巴·里·切比雪夫，天文学家费·亚·布列季欣，动物学家和进化论的先驱之一尼·亚·谢韦尔优夫，物理学和农业生物学家米·格·巴甫洛夫，现代空气动力学创始人尼·叶·茹科夫斯基等。
在人文学科方面，从莫斯科大学走出来的学者、作家更是群星璀灿：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俄国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教育家康·德·乌申斯基，历史学家、俄国国家学派奠基人谢·索洛维约夫，思想家、作家赫尔岑；以及一大批享有崇高声誉的世界著名文学家：诗体喜剧《聪明误》的作者格里鲍耶陀夫，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作者、诗人莱蒙托夫，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和《悬崖》作者冈察洛夫，散文家、长篇小说《罗亭》、《父与子》作者屠格涅夫，戏剧《肥缺》、《没有陪嫁的女人》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世界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等……
这又是一份同样光彩照人、同样令人怦然心动的名单；而且我们同样可以说，这个名单一直可以开下去，从落后的高加索山区一直到西伯利亚的雪海深处，俄国无数知识分子在贫困、落后的穷乡僻壤，像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瓦尔瓦拉那样，全身心地将自己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他们别无所求，为学生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献出自己的一生……
是的，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权力对精神的钳制无孔不入的条件下，中俄两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教育界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在贫困和专制的压力下放弃知识分子的职责；更不没有因为社会的黑暗和世道的不公平而斯文扫地，自甘堕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利用这个神圣的职业去捞取好处、或从自己的学生身上搜刮钱财？
因此，我们不能为了安抚自己的良心而完全把责任推到体制身上；我们必须有勇气正视我们自身的问题，正视当代知识分子的堕落已经到了何等程度！
4、“剽教授”们——来自报刊的精彩回放
进入新世纪，在一片“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呼声中，中国教育界最抢眼的事件却是对学术腐败的揭露和讨伐。
下面是几个典型的、见之报端的事件：
最大胆的剽窃案。
这个被海外媒体称为“最大胆的抄袭案”的主角是合肥工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人工智能应用研究室主任杨敬安教授。
杨教授是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负责人，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审组成员。
杨教授的丑闻是被一位以色列博士的揭露才败露的。这位洋博士反映，杨敬安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是逐字逐句地抄袭了他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当访问学者时发表的一篇论文。
对洋博士的检举，杨教授很不以为然。他理直气壮地回应说，这个以色列博士是他在马里兰大学当访问学者时指导过的学生。学生发表论文，不署上老师的名字是他的不对。言下之意，我抄的是我指导出来的论文，有什么错？
进一步查证发现，杨敬安确实曾经在马里兰大学实验室当过访问学者，但是以色列博士的这篇论文，发表在杨敬安去美国之前；而且以色列的博士根本就不认识他。
再进一步追究，发现杨敬安在国内外的学刊、学报上发表的多篇论文，也严重抄袭了他人的学术论文。他还在这些抄袭的文章上标注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字样。
杨教授之所以算是最大胆的抄袭者，是因为“常见的抄袭是把英文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发表，他是直接把英文论文抄成英文论文。一般抄袭的时候会做点改动掩饰一下，他则连改都懒得改，从第一个字母开始就往下抄，而且不是copy/paste，而是自己打一遍，好多单词都打错了。他把插图、照片也都复印过去，复印质量还不是很好，也不找一台好一点的复印机”（方舟子：《以“科学”和“爱国”的名义》 ）
2002年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发表通报：对杨敬安抄袭他人学术论文的行为进行了查处——
“经核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认为杨的行为严重违了背科学道德，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造成了恶劣影响，决定取消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资格，取消其学科评审组成员资格，撤销其正在执行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限期追回拨付的项目资助款。”（《科学时报》2002年1月17日）
级别最高的抄袭剽窃者。
南京的东南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冠群，被揭露涉嫌抄袭。有抄袭嫌疑的那篇论文，是他的博士生李仕峰与他共同署名。论文所出的研究课题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院士本人就是项目负责人。
事发之后，校方立即作出反应：说该博士生李仕峰的论文，属冒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果，私自署上了顾冠群院士为第二作者，因此，完全属于“李仕峰的个人行为”；同时，博士生李仕峰也写出检查，称“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但很快，又有另外三篇署有顾冠群院士名字的论文被揭发涉嫌抄袭，其中一篇是顾院士与他以前带过的另一名博士生共同署名。
事态扩大了，媒体指名道姓地将此事披露出来，并且不依不饶地追究起院士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发表过这些论文？
校方的回答依然是，“这三篇论文，同样是没有征得顾院士同意署的名，没有交给顾院士看，顾院士不知情。沈军的论文署名同样没有征求顾院士的同意。”
于是《南方周末》的记者发问：“据我们调查，东南大学博士生发表论文，报销版面费时，导师一般要凭‘杂志录用通知单’在报销单上签名的，由此可判断导师是否知情。李仕峰二篇论文均交了版面费，导师怎么会不知情？”
即使对事件的追究已经到如此地步，校方还是不愿承认真相，不忍心让自己的首长承担责任。
看看前面杨敬安的理直气壮，再听听东南大学校方在媒体面前的多次辩护，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受道德拷问时，有多么强的承受力啊！
不过，就当代的中国大学来说，校方与其说是学府，不如说是当局，所以我们可以退一步说，至少在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