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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20日，李宗仁白崇禧在解放军给出的最后通牒截止前，表示，无法接受广西土改的条件。但是除此之外，同意广西政府在拥有自己省权的基础上，加入共和国。谈判代表阎锡山发报询问中央意见，周恩来副主席随即电告李宗仁，可以将广西土地购买价格提高50％，延后五年土改的意见。1937年6月25 日，广西政府通电全国，宣布加入共和国政府。
囤积在广西边界的解放军随即按照协商好的线路，直扑广东。
蒋介石政权陷入了风雨飘扬的窘境。
“一定要死守南京！等待国际介入。”蒋介石在四面楚歌的境况下，下达了这个命令。这也是共和国方面所期待的最佳情况。
沈茂的老丈人张鼎元现在已经是山西钱庄业炙手可热的大人物。自从得到了人民银行的文件，授命张鼎元以及张鼎元背后的那个钱庄集团组建一家名叫“太原证券”的金融证券公司之后，他每日里就是和证券公司的同行们四处游说山西有钱人，投资购买证券公司的债券。
不仅仅是山西，他们的触角已经深入河北，山东等地，包括内蒙的很多王公贵族，也是他们游说的对象。
对于那些被游说者，他们最担心的就是一个章程。太原证券的代表们，拿出了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一份组织章程手册。上面详细介绍了太原证券公司的组织模式，筹款模式，共和国法律保护太原证券的哪些合法发行的证券。而且，共和国政府将用那些工业部门的利润来作为抵押，筹集资金。如果发生了法律纠纷，应该找法院怎么状告证券公司。而为太原证券作担保的中国人民银行又承担了哪些理赔部分。
这样详尽的方案，让这些有钱人分化成了两部分，想搭上共和国这条大船的有钱人，立刻是掏钱购买证券。对共和国政府持不信任态度的有钱人，则是一毛不拔。
倒是前地主们，他们得知可以用这些债券作为抵押，向人民银行申请贷款。这个消息大大刺激了这些人的神经。他们手中有大批的土地债券，很多人希望能够用这些土地债券来置换短期回报利率相对更高些的商业债券。这种债券买卖，正好在太原证券的营业范围之内。
央行是同意这种买卖的，结果山西地主们手中90％以上的土地债券都变成了商业债券。不仅如此，陕西当地的地主也闻风而动，结果一番调整，土地债券规模大大降低，所有的共和国债券当中，土地债券比例降到了不足10％，90％以上的债务，都由工业部门来承担。西北地区对工业的支持程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党内对于金融业的感受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原来被很多人诟病的土地债券问题，在金融业的运作下顷刻间就化为乌有。至于工业，党内的同志们对自己所有的工业的蓬勃发展都有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以工业的茁壮发展，还清债务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工业债券赔付条例当中，债券购买者可以选择用工业品或者人民币来实现债券的兑现。和那种土地债券只能够用人民币来清偿的模式大不相同。就是对共和国的人民币没有太多信心的人，也充分认识到共和国的工业实力。这种多样性的兑现模式，让旧上层对共和国的敌意再次降低，已经到了一个可以忍受的程度。
更何况共和国收购土地之后，实行的是分地制，土地也没有被共和国政府自己用来囤积居奇。只要还有点认识的上层，都知道这样的措施，能够多大程度的促进人民生活提高。各地凡是对国家命运还有希望的知识青年，开始大批聚集在共和国旗下。在解放战争中，极大地降低了各地抵抗解放军的程度。
沈茂政委也会当众骂娘，这是所有高级军官都想不到的。但是当始终使用普通话的沈茂政委陡然用流利的河南话破口大骂的时候，那个冷静文雅的军人形象中，内心的那个暴烈军人形象浮出水面。让在场的中低级干部们都有一种胆寒。能够在陕西当上高官的人，绝不是表面上那样的文雅。
在解放军猛烈扩军的时代这两年，合格的政工人员成为最紧俏的资源。无论是陕西红军还是南方红军，经历了根据地时代锤炼的干部战士们，都被各级政府玩命抽调。陕西红军或者南方红军，都非常注重士兵教育，南方红军到达陕西以后，又进行了一次强化教育工作。针对士兵们的文化水平，突击培训。大家都相信一件事，所谓“文化不高学问高”。文化教育固然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在世界观教育方面，这些经历过残酷战争考验的官兵们，在中国已经是最工业化的一批人。
文化知识可以在工作中强行培训，但对组织的服从，对工作的认真态度，这些官兵们已经完成了培训。所以，陕西红军1932年前入伍，南方红军经历了长征，最终到达陕西的干部战士。经历了19351937年初的全面整顿之后，其中很大一部分人被调入共和国各个部门工作。这批人被后世称为“37干部”。
大批“37干部”被调离军队，让军队内部一片哗然。实际上本来军队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正规化组建，但是无论如何正规化的组建，都是建立在对人员的使用上。“37干部们”是军队的绝对中坚。他们的调离，让军队当中出现了几乎无法弥补的巨大缺口。
但是这和历史上的情况极不相同，历史上，TG没有那么多工业要运营，加上养不起那么多军队，于是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很多待岗的干部。但现在，无论是工业还是军队，都呈现几何级的猛烈扩大，优秀的人力资源面临极大的缺口。
军队和政府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杀一个人容易，但是培养一个合格的优秀同志，那就是难上加难。不少南方老同志，谈及此事，不由得开始抱怨当年南方的肃反，那么多优秀的同志挨整，甚至被杀害。如果没有那些，现在会好很多。
倒是陕西同志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宽慰他们，没有经历那么残酷的斗争和淘汰，南方同志的革命坚定性也未必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而且为了整顿风气，陕西方面虽然不是肃反，但是这十年来，在内部同样进行过十几轮的整肃，被判刑的违法干部也有上千人，被枪毙的也有好几百。单从数量上看，绝不比南方少。
但是抱怨归抱怨，在优秀人力资源的不足实实在在摆在那里，各个政工系统都不得不玩命的开始工作，以努力提高政工干部们的整体素质。太祖在此时就发挥出了他无可替代的能力。当主席亲自表示，作为党主席他要负责此事的时候，包括陕西众都没有反对的意思。这方面的确不是陕西众的强项。他们可以熟练的把生产流程分解成随便拉来的农民都能够有效掌握的程度，运营工厂企业如臂使指。但是在政工方面，大家自己或许能够搞好，但是人的精力无论如何都是有限的，他们在这方面实在是不能够胜任。
在主席主抓这方面的工作之后，整个政工工作颇有起色。陕西众虽然自己干不太好，却能够提出来自于后世的完整经验。这让主席其实很惊讶，有这种合情合理的观点，却做不好大规模的系统政工工作，陕西同志们在这方面的的确是眼高手低。
陕西同志同样惊叹主席的能力，实际上，陕西众所完成的工作已经非常了不起，历史上，土星共同体是经过了从19271949，22年的严酷环境考验，最终才弄出了那几十万精锐的干部。陕西到1937年初，也培训出了差不多同样数量的干部。但是实际情况是，在各地可谓运转良好的政府，军队，各级党组织的总规模，甚至超过历史上1960年的水平。这些人力资源需要的是积累。但主席掌管了政工工作之后，成效就是比陕西众强，这点让大家颇为妒忌。和那些逆天强者相比，陕西众也不得不甘拜下风。
但是，无论如何，合格的干部总是不足的。西北方面，还有足够的底蕴在那里撑着。武汉军区，出兵的时候，满打满算也就是四万人。而且新兵在其中的比例高达6 成。剩余的一万六千军队，一面要完成对十六万新兵的组织培训，一面还要进行湖北全省的社会主义新体制改造。其工作量之大，远超其他解放区。
更何况湖北省承担了各路军队的接应工作，为了能够完成工作，沈茂还不得不把一些精干的干部集结起来，组织各种应急机构，下面的政工工作出现纰漏更是不可避免。
出纰漏的是新兵，那些为了混个出身，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军队的湖北上层人士，自然有些人颇有些“小聪明”。趁着政工干部无暇分身的时候，一些颇学会了上层两面三刀技巧的一些入伍青年，或许没有真的想搞破坏，但是他们的行动却攻击了解放军的绝对核心基础——党领军。这些人通过士兵委员会，居然挑战了党支部的权威。
党在军队当中独一无二的权威，这是绝对不允许挑战的。但是在湖北，党的权威的的确确的被挑战了。公开或者私下质疑政策的军人都存在。
沈茂属于非常喜欢下基层的政委。从陕西时代，沈茂一有机会就会下基层。一支军队从来都是由“沉默的大多数”组成的。政委的工作就是让沉默的大多数开口说话，并且让他们逐渐能够心甘情愿的服从党的领导，说出党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的话。
从陕北开始，政工工作都一直进行的颇为不错，但是在湖北，沈茂因为前期实在是没时间下基层，1937年，在全国解放战争即将进入高潮阶段的时候，沈茂放下手中的所有工作，下基层进行动员工作。
回到司令部的总结会议上，沈茂终于骂娘了。
革命工作是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的，但是在基层，党八股以及基层干部对突然获得的权力“最大程度利用”的现象，令沈茂触目惊心。在军队的骨干们忙于土改工作的同时，整个部队的政治建设陷入了极大的被动。沈茂明白湖北的军队建设出了大岔子。
一路的郁闷在回到司令部的时候，看到下面干部们情绪高昂的在筹划军事工作，沈茂再也忍不住，发作了。
情绪释放了一番之后，沈茂立刻把这次下基层的实际调研情况向军区党委会进行了通报。问题的重心在于如何迅速扭转局面。高级干部们都忙得要死，剿匪、组织后勤、理顺各种备案，湖北工作之繁重实在是超出了想象之外。
左权参谋长依旧冷静，他提议向中央要人，或者把一部分工作暂时停顿下来，集中进行部队政治思想教育。这也是最正统的措施。
但是党委同志们听了这个建议，都面带苦涩。停下哪方面的工作？其他军区的部队还可以利用战时的环境压力，强化政治思想工作，湖北现在没有太多作战任务，停下别的工作去强化政治思想工作，效率不高。
“我的看法是调整部署，政治工作到位的部队，更多进行军事训练，那些政治工作不到位的部队，投入基础建设修建项目当中去。初期的军事训练既然已经完成，他们就没有必要继续进行更多训练了。”沈茂恢复了一贯冷漠的神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就是变相裁军啊。那些转入基建的部队，成为主力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湖北本来部队就不多，如果再这么搞一次，以后湖北军区在全国解放军中的发言权会更小。
沈茂刚说完自己的建议，立刻就有人起来反对，“政委。就我所知，在整个解放军系统内，这个问题可不是我们一家。各个部队都有这个问题，你这么做，我认为不合适。我们湖北军区，整个湖北政府，承担的任务最重，压力最大。但是我们也完成的最好。而且现在湖北军区没有军事任务，但是不等于以后就没有。到时候军委一道命令下来，我们派什么部队上前线？”
“建设工作也是工作，劳动强度，辛苦程度，特别是要面临的困难丝毫不比战斗要低。而且在这些工作当中，我们也有时间来改正我们的缺陷。”沈茂不为所动的答道。
其他高级将领也没有反驳。对于现在的中国，合格的兵源太少了。入伍的农民想训练成合格的战士，难度太大。这就是为什么南方红军的干部战士能够在解放军中占据半壁江山的原因。残酷的战争已经将他们铸造成了合格的军人。
在陕西，特别是在汉中和关中几个大农业区，从19321937，随着人口集中，带来的教育成本大大降低，当年政府用强制的手段招收了400多万学龄儿童和少年，进行了四年义务教育。入学的学生年龄范围从5岁到12岁的，现在毕业生当中16岁的那批已经是各个行业的抢手人力资源。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这些孩子已经接受了相对完整的基础知识教育，以及严格的纪律训练。
在对红军进行整顿的时候，难题很多，但是还不到棘手的程度。在解放军规模迅猛扩大的松今天，这个问题的棘手程度，已经超过了大家的忍受程度。或者说，新的工业体制，对现有人力资源的忍受程度在降低。纪律的重要性，对新体制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方面，已经不是随便找些人就能够胜任军队工作的了。
“各地民兵，工程兵建设也要加强。散会以后，工程兵的负责人制定一个使用军队的计划出来。”沈茂给这次会议作了一个结尾。
回到家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沈茂的夫人杜柳逸抓紧时间热了饭菜。夫妻两人一面吃饭，一面聊天。杜柳逸已经怀孕三个月，晚饭间的话题不自觉地就倾斜向孩没有出生的孩子。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杜柳逸问沈茂。
“都一样。都喜欢。”沈茂虽然心里还是有些焦虑，但是此时总不能把工作情绪带回家里来。他笑嘻嘻的答道。
“你呢，老婆。”沈茂问。
“男孩。和他爹一样，能够成为一个男子汉。”杜柳逸憧憬的答道。
沈茂呼噜呼噜的喝粥，也不回答。这让杜柳逸相当不满，“你说说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她追问道。
“我喜欢女孩。”沈茂答道。
“可女孩子终究是要嫁人的。”杜柳逸对丈夫的回答有些不解。
“夫人，以后的形势不是像现在，一家住在一起。我估计着30年后，分家就是传统。那时候，孩子也30岁了。无论男女都一样。不跟着我们住，你说那时候是男孩子贴心，还是女孩子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