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时代走来的一群野人。再看肩头还扛着枪，又分明像“胡子”。可在这方面见多识广的黑土地人，祖祖辈辈也没见过这样破衣烂衫，头发、胡子长了这样长的“胡子”呀！
这是被阻隔在敌后的３师独立旅直属队和两个团。
离休前为沈阳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石瑛老人，挺爱笑，笑得文雅，达观。也挺爱动感情，讲着讲着，脸色骤变，有时还骂两句，挺吓人。
在东北野战军的师级干部中，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讲，“是个走到哪里都要说了算的人”。他也确实能说了算，因为他有能力，又有魄力。
可现在，独立旅政治部主任石瑛，只能带着他的部队像没头苍蝇似的瞎转悠。独立旅原在大洼一带抗击７１军。旅长兼政委吴信泉（离休前为军委炮兵副司令员），从苏北出发时身体就不好，这时终于累倒了。四平撤退前，林彪命令独立旅在这一带牵制、迷惑敌人，没有命令不得离开。
老人说：当时，周保中、陈光在延边一带，３纵程世才在通化附近，邓华和吴法宪在八面城西北。开头都来电报，要独立旅去配合他们作战。我（输入者注：此处这个‘我’字似乎应为‘他’字）们是主力呀。都比我官大，都得听。这一头，那一头，有的是有敌人过不去，有的是走到半道情况变了，只在东丰打了一下。后来电池用光了，不能收发报了，清静了，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是不是可以归队了。实际上，周围都是敌人，也出不去了。部队忽啦啦往北一撤，地方政权哗啦啦全垮了。原来见面点头哈腰的地方干部，现在都不见了。
我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那会闷得吓人，一人开口，大家都像炮炸膛。说黄克诚瞎指挥，说林彪只顾自己逃命，后来把矛头对准我：你还想把我们往哪儿瞎领呀！
有怨气得让人放。你是领导，不冲你放冲谁放？下边干部战士不也一样冲他们放吗？放怨气是信得过你，也是逼你、将你。
我先把前一阶段收到一些电报的有关段落念一遍，那意思是很明白的。然后说，大家东跑西颠很辛苦。７月天还穿着大棉袄，捂得要生蛆。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挺住，要把部队带出去，一个人也不能丢！大家从苏北千辛万苦到东北，都是“老骨头”，是党的宝贝。现在不知道上级意图，上级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怎么办？请大家拿主张。如果商什么高招，那还得听我的。
老人们都说，四平那一仗，若是把这些“老骨头”折腾光了，东北会怎样就不好说了。
石瑛率队北上。到梅河口南山城镇找到个区政府，有日本人留下的旧电池。
张口要几个，人家狮子大开口，让拿１００支枪换。眼下是金子不如窝头的当口，１００支就１００支。
电台“活了”，“东总”命令先拉到柳河。从柳河又横着向西插、晚上睡，白天走。一路走走打打，过了沈吉路、中长路，又过辽河和内蒙没有人烟的沙坨子，快到通辽时，遇上来接应他们的旅独立营。
那可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呀！他们哭，独立营的也哭，战士哭，干部哭，首长哭，抱着哭。
黄达宣老人说，到通辽时，棉裤成了棉裤衩子了，膝盖下边都挂飞了。
郑绍华老人说，他的屁股露了出来。
屁股露出来不要紧，因为大都都是夜间行军。主要是没鞋穿。在苏北不愁这个，这双刚上脚那双就来“慰问”了。闯关东到山东、河北境内，老乡也慰问了些。到东北可就苦了这双脚板了。３师来晚了，独立旅又在最后边，“日本财”一点没发到，老百姓又根本没有“慰问”的习惯。如今坐办公室，一双布鞋３年还好好的。那年月，两天急行军，大脚趾就出来“卖呆”了。
穿戴还算好对付，最主要的是吃。
吃粮给钱。钱是东北局印的票子。国民党没来时，老百姓就不大认这种票子。国民党来了，一看人家那穿戴和手里的家伙，土八路的钱就不叫钱了，更不用说现在打了败仗，让人家撵成这副模样了。物以人贵，钱也一样，后来连这样的“票子”也没有了，就写条子。没有纸，就从破窗纸和糊墙的报纸上撕一条。这件事没忘过，这是当年当八路的基本功。可这条子能不能用？什么时候能有用？别说老百姓，连写条子的人都不知道。
以班为单位，自己解决肚子问题。弄到什么吃什么，弄不到就饿着。
虱子可是一顿不落，一个个吃喝得膘肥体壮，光天化日之下在身上遨游。
解开扣子，里面白花花一层，也分不清是棉花，还是虱子。虱子盼打仗，一打仗就没功夫抓它们了。抓不过来，就脱光膀子抖落。这样搞得差不多了，再抓，或是用牙咬，用石头砸，棉衣里子弄得血渍渍的。砸破肚皮也不死，一张嘴拱进肉里还是喝。有人就说虱子是新６军，真顽强。有人说不对，虱子是“革命虫”，干革命的人才有资格生虱子，地主老财资本家有吗？
走着走着，有人“扑通”就倒了。一动不动，摸摸鼻子还有气儿。赶紧到河里或路边洼坑里掬捧水，最好是到附近人家去找碗米汤，灌下去就活了。
不少人开了小差。１团２连连长和指导员，一块儿跑了。黄达宣那个连少，就跑个副连长。
老人说，当时没少开会，团里开，连里开。讲红军长征多么艰难，讲要看到光明，革命到底。都是实实在在的道理，一听就明白。团长余和坦，政委李少元，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团长讲着讲着就哭了，政委讲着讲着就哭了，大家听着也哭了。
老人说，他那时就记着一个理儿：咱是穷人，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
还记着毛主席的一句话：四四年打倒希特勒，四五年打倒小日本（51）。毛主席１９４３年就能看到抗战胜利，今天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也一定能胜利。
就是凭着这种朴素的信念，黄达宣和他的战友们，用刺刀，用双手，掩埋了一个个倒下去的烈士，抬着不断增加的伤病员，走出了黑土地的那个夏天里的冬天。
第十二章 又一声“撤”之后
在秀水河子缴获的那辆美式吉普，从梨树驶出来，刚拐上通往公主岭的“电道”（公路），就开不动了。大车，驮马，向北拥退的队伍，把道路堵塞了。
秘书和警卫员上前道：能不能让开点，后面是首长的车，首长有急事。
林彪要尽快赶到公主岭去。毛泽东让他坚守公主岭和长春。
黑暗中，七嘴八舌响起斥骂声：什么手掌脚掌的，这时候了还摆臭架子耍威风！
就是林彪来了也不让！瞎指挥，打败仗，就会撤，就能跑——撤退将军，逃跑将军！
问问你们那个首长，是不是要撤到”老毛子“那边去？……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那本被评为１９８７年中国畅销书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曾以这样诗一样的语言描写林彪：他是红军中年轻的鹰。在一九三五年那明媚的春天里，云南的田野万紫千红，到处是雪白、桃红和淡紫的罂粟花，在阳光下迎风摇曳。在红军这道星河中，没有比林彪更为灿烂的明星了（52）。此刻，历史正以不知比索尔兹伯里辉煌多少倍的语言，赞叹坐在吉普车里面的这位面色苍白的将军，并把黑土地这副绝不轻松的担子，愈来愈沉重地压下他那瘦削的肩头。可在这些后来高唱《林总命令往下传》（53）的士兵眼里，他只能是断了翅膀的鹰和陨落的星。甚至一些当年非常熟悉、崇敬他的老部下，也心存疑虑：“林总”是不是多少年没打仗了，不会打仗？
林彪病了
从中央决定在锦州西部打大仗离开沈阳后，除了秀水河子战斗结束去抚顺参加东北局会议，半年里，林彪就一直跟部队在前线转悠了。天冷，骑不住马，大都是“１１”号。后来有了车，一些路也走不了。有时一天就换一个地方，最多半个月左右。去四平前线过西丰县一个小村子，穷光光的，没一户像样人家，就一间马棚子还宽敞点。
季中权老人说，那天睡得晚，起得也晚。他出了马棚子，看见邻院窗根下坐着几个大姑娘，一个个埋里埋汰的，懒洋洋地晒太阳。有的叼根尺把长的大烟袋，有的伸进怀里抓虱子。３０多年后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的老人说，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关东三大怪”之一的“大姑娘叼个大烟袋”（54）。
林彪身上也生了虱子。晚上住下，钻进被窝，脱光膀子，在油灯下一声不吭地在衣服上捉，用指甲掐，掐得“叭叭”直响。像脸色一样苍白的身上，两排肋骨清晰可见。
生活之苦，林彪似乎无所谓。“撤退将军”、“逃跑将军”、“不会打仗了”的议论，他也无动于衷。使这个本来就心事重重的人操劳过度，简直不堪重负的，是基于和战问题的一系列分歧，和由此而来的压力。
据说，在黑土地上，林彪对前途从未丧失过信心，也从未飘飘然过。秀水河子战斗后，有人说国民党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林彪说∶不对呀，人家那炮打得像放花，咱打不起呀，这个敌人不好打呀。大洼战斗后也是这么说。
锦西不想打，四平不想打。拖过了锦西，没拖过四平。
他“孤掌难鸣”。
意见相左，但毛泽东对他还是看重和信任的。
５月１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中说∶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
５月１９日，毛泽东在给“林并告彭”的电报中，在同意林彪放弃四平，“准备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后，又说∶究竟采取何种方针，由林根据情况决定之。
若由林彪决定，那就像锦州一样，再后撤几百里，“让敌人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同一天，毛泽东却又来电指示：长春卫戍部队应立即开始布置守城作战，准备独立坚守一个月不靠主力援助，而我主力则将在敌人两侧主远后方行动。
６月２７日，林彪致电中央：公主岭、长春、吉林未守之原因除时间仓促来不及立住脚根布置防线和工事处，还由于防线太宽，公主岭防线至少卅里，长春防线则一百八十里，吉林防线约五十里，如敌先将我军包围，然后集中兵力突破我一点，则状况甚难设想，四平之守，乃因敌未料我军防御，故逐次增兵来攻，被我各个击破，且敌在野战中，遭受了大的打击与歼灭，故四平防御战乃一时（特殊？）条件地形成，而不能作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此次如我军守大城市，则许多中小城市，将被丢掉，许多运动战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不能利用，敌如继续增兵对我守兵进行包围攻击，则仍然要放弃原（？）因就是这样。
拿破仑说：“有一句确切不移的作战格言，便是不要做你的敌人所愿望的任何事情——理由极简单，就是因为敌人如此愿望。”
在夺占长春之前，国民党的愿望就是要和共产党决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共产党敢打就行，一战解决问题，一口把你吃掉。
从锦西到四平到长春，毛泽东和中央和东北局所要做的，正是蒋介石和杜聿明所愿望的。林彪和黄克诚等人的所做所为，正是对手所不愿望的。
四平一战，共产党的“老骨头”被打掉那么多，但总体元气还在。做梁，做栋，做砖，做瓦，在黑土地搭起共产党的天下，还够。
如果在公主岭、长春和吉林再来场马德里式保卫战，黑土地上的狐狸再机警，接二连三四，也难免有个闪失。而一旦失误，后果就“甚难设想”。
如果在锦州西部打了大仗，其结局将比四平更惨，当是无疑的。
毛泽东放手让林彪在黑土地上干，是在本章快结束的时候。此前，毛泽东是战略由我定战斗由你打。林彪不情愿，也不遗余力去打。四平临决定撤退前，还亲自跑去前线看了看。公主岭能不能守，他也不光在地图前踱步，也亲去实地踱一番。此前是越打越被动，现在是怎么看也看不到“马德里”在哪里，只有落荒而逃。
从“独霸东北”到“最后一战”，到未了，一切都是按照“孤掌难鸣”的林彪的路数“鸣”的。
林彪也病了。
像杜聿明一样，林彪的病根也是在抗战中落下的。
平型关战斗后，林彪被阎锡山的部队误打了一枪。子弹击中肺部，血迸出来，伤势很重。延安都准备开追悼会了。后来去苏联治疗，据说发现骨髓神经受伤，结个疤，造成植物神经紊乱。据说，这病人喜静，怕光，失眠，忧郁，且病情会随年龄增长而加剧。根治办法是手术，把疤取掉。可这种手术非常危险，九死一生。不知是医生不敢做，还是林彪不想做，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手术是没做。
从沈阳到锦西、阜新、法库、抚顺、开原，再到四平，林彪劲头和精神都挺好。从四平撤退到吉林，也没看出什么兆头。出吉林到九台就有些不行，到舒兰终于病倒了。
据说是“交感神经发炎”，发烧不退。饭更少了，觉更少了。比饭少觉少更引人注目的，是脾气也变得一反常态了。
到九台路上骑马。林彪眼睛好像睁不开，晃晃悠悠，有点坐不稳的样子。深夜，秘书照例去机要组那儿，看看有无什么重要情况。刚蹑手蹑脚走几步，就听林彪喊：干什么？别管它，别管它。
声音不高，速度不快，不熟悉的人很难听出什么不满来。但对林彪的秘书、参谋和警卫人员来说，却非同一般了。
２０多个月里，这是林彪对季中权唯一一次发火。
对季中权来说，林彪这火发得毫无道理。对李作鹏和何敬之那次，那火发得虽然不无道理，却也是与林彪的一贯作风悖背的。
从四平撤退后，一路上到驻地后，林彪第一件事就是和部队联系，了解所处位置、伤亡、逃亡、情绪以及其它意外情况。在九台出发前，林彪让季中权通知参谋处，让电台和机要组乘汽车一起走。不知是李作鹏忘了，还是怎么了，他们到了舒兰，电台马驮人挑还未到。
林彪说：带我去。
季中权情知不好，也只有把林彪引到李作鹏住处。
因能喝酒而得名“大烧锅”（东北人称酒坊为“烧锅”）的李作鹏，正和何敬之等人坐在那里喝酒。
林彪瞅了瞅，双手抓住桌沿，“唏哩哗啦”一阵响，桌子翻了。（有的老人说，林彪还随手抓过炕上的行李什么的，摔向李作鹏等人）然后转过身，说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