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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青春期撞上了禁忌，给予他们告诫和训导最多的人，尽管充满爱心，但那是需要今后的生命来体会的。现实，眼前，当下，明星没有说这些，他们在用精湛的歌声和夸张的表演给予我精神食粮的时候，让我至少在此刻获得一种奔放的释怀的机会，那也是一种放松身心的沐浴，一种忘记压力的解脱。听得懂吗？我向歌星大声呐喊“我爱你！”歌声的回答是：“我和你的爱，像水晶，没有负担、秘密，干净又透明。我给你的爱是美丽水晶，独特光芒光辉你我心底。”
不要击碎水晶，尤其是不要用粗暴的亵渎。偶像有无法替代的功能，至少在一定意义上，和婴啼时的乳汁一样重要，和初上学堂时的课本一样重要。
“×××算什么东西？你痴迷他，难道你能嫁给他吗？”
“×××、×××之流也配得上学习、模仿？真是鬼迷心窍！”
“你再迷恋那些破玩意儿（照片、ＣＤ等），我把它们全都烧掉！”
这些不明智的语言和声调，击碎的，也包括家长的资格和权威。积极的、降的、审美的、激情的精神营养，就在偶像功能和崇拜心态中。既然无法替代，就只能选择和引导。而选择和引导，必须倚仗这种资格和权威。
偶像崇拜的“合理性”，是建立在青少年心理特征和心理需求上的合理性，并非具体的偶像群体本身的合理性，并非偶像所代表的价值取向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合理性坚决而顽强地告诉人们：审美的、激情的、感性的、“年轻的”精神营养和营养方式，具有不可否认、不可替代的合理性。一些家长的、部分老师的焦虑式关爱，是真诚和深挚的，但是在演艺界明星们的“爱的方式”面前大大丧失了优势。因而，这就绝不仅仅是“方式”上的错位，而且也是心理错位，是将心理学抛掷脑后，自以为道德训诫和思想品德教育高于一切，自以为“我爱，故我对”。
其实，这些家长或老师本身也值得同情，因为在他们处于青少年时，心理学因蒙受“唯心主义”的嫌疑而陷入冷宫，大概只有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由于其“主观反映客观”的唯物主义色彩而保有一席之地。这些家长和老师习惯于疾风暴雨、电闪雷鸣式“关爱”的本身，就是心理修养不到位的表现。况且，中国高度统一、威风凛凛的应试教育制度本身，就是行政人为色彩极其浓厚、忽视践踏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先进教育文明成果的做法。家长与老师承受的“关爱之痛”和青少年承受的“成长之痛”之间有着同病相怜的呼应关系。但是，毕竟越来越多的家长和老师已经意识到心理修养的重要。可以不那么系统、不那么专业，但是至少应当有一种意识，那就是不能用任何其他的认知系统完全取代心理学，至少应当从意识上，逐渐自觉地将心理学常识、基本原理纳入自己的视野，调整和矫正自己的心灵曲线。
太多的事实证明，硬性限制青少年心理需要，不可能建立起良好的心理动机；如果忽略了相邻的需要层次之间的相融与互动，不可能直接形成最高心理需求；价值取向在向心理需求与动力渗透的过程中，不可能直接担当心灵的统帅。心理过程的发展，强烈地表现为阶段性特征，忽视这种特征，其实就是忽视心灵本身，说得严重一点，就是忽视人性。
向心理学的贴近与靠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向人性的回归！
不要轻易地断言自己成熟，不要轻易地相信自己人格完善与降，反思和自我体验的课题，远远没有完成，不仅因为它是人生的永恒课题，而且因为中国历史与国情给我们留下过严重的缺失。我们，粗略地说是当今青少年的父辈、长辈这一代、两代人，需要心灵的补课，需要可能有着深刻痛苦体验的反思与升华。个性的、具体的心灵曲线，折射着民族的、共性的心灵呼唤。我们心路历程留下的缺憾和课题，绝不比自己的子女更少。也许，时代对我们的挑战总是严苛的，但是，无可回避。
“偶像的黄昏”的启迪（1）
尼采提出“偶像的黄昏”，但他一定无法预测到：中国在20世纪最后20年和21世纪初，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偶像的早晨”，目前还看不出太阳走出八九点钟的意思，偶像的霞光依然灿烂。
自然的道德在一切虚假的道德说教当中得到拯救，而“上帝死了”的预警已经得到全面铺垫。——既然说到偶像，我们不必绕过尼采。
尼采的话需要多读他的著作并且反复琢磨才能多明白一点，他说的偶像和追星族心目中的明星大腕、高山之巅、光辉旗帜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有牵连。尼采拿来说事儿的是苏格拉底，是大哲学家学说的颓废和他的影响的衰败，准确地说，是他的学说所受到的推崇在如尼采般怀疑眼光面前的衰败。“几千年凡经哲学家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木乃伊；没有一件真实的东西活着逃脱他们的手掌。这些概念偶像的侍从先生，当他们崇拜之时，他们是宰杀，是在剥制——当他们崇拜之时，他们使一切事物有了生命危险。”
然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将审视哲学家的眼光挪移到审视新的偶像。
也许，这只是我的一种偏颇的、生硬的类比。但是，只要我们紧紧盯住崇拜者在偶像作用之下的心态嬗变，就不难发现“不同”偶像之间在巨大的唐古拉山峰背后的握手，以及在现实的社会舞台上时常不约而同地联袂演出。
虽然青春偶像要“简朴”得多，但毕竟“偶像”了，他们是怎样偶像起来的呢？追星族认真了解一下凡人的“偶像化”机制，是有所裨益的。
下面的话绝不仅仅是说给追星族的，也绝不仅仅是说给青春期的。因为，青春期的心理特征是生命的日历，一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翻过。但青春期的心理特征、思维特征却一定会顽强延伸。“偶像的黄昏”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到来，反而，偶像可能比年轻人更加“如日中天”。
这样好吗？那要看怎样理性审视和认识自己。
明星一般要有一定的艺术造诣和艺术气质，也要有相当达标的艺术风貌。记得20多年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位十分当红的歌星，由于电视普及率太低，所以大学生们是从收音机或电影插曲中领略她的歌声的，迷人的歌声也造就了当时的追星族。但是有一天她来到学校演出，歌声依然赢得热烈掌声，但追星族却大批“背叛”，因为她的形象实在有点“对不起观众”。他们说：“完了，我的偶像倒了，真叫人失望”；“听她一次歌，让我想好几天，见她一次面，让我后悔好几天”。后来这位歌星真的销声匿迹了。现在的明星，尤其是歌星，男的帅，女的靓，加上美容化妆健美服装等等，各领风骚。他们是艺术和审美的对象，也是艺术和审美的化身，是时代审美风尚和理念的一定流派或一个侧面的理想代表。说到艺术，他们是付出了艰辛的，每年的电视大赛，以及各种评奖、打分、排行榜等等，既是以轰动效应在推出新人，也是以苛刻的眼光在检验和淘汰。有的演艺明星，即使不那么帅呆酷毙，也一定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总之，明星，即使是“一夜成名”的明星，也一定有艺术支撑，即使是时尚艺术、大众艺术、流行艺术。他们或许成不了大师，但可以成为大腕；他们或许不能永恒流芳，但可以蜚声一时、一阵甚至一个时代。
日常生活中，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只要在电视上连续露面，也会在一方社会或一定阶段成为“名人”。媒体是很厉害的，包装炒作是造就偶像的绝对有效手段之一。媒体曝光的机会和频率，不光是对明星的“外在”的造就，也是“内在”的成全。一个经常出现于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的演员、主持人等等，会在其曝光的过程中成长。杨澜进入中央电视台时比最后的竞争对手仅略胜一筹，但20年之后她们在特定的方面已经大大地失落可比性。当一个人具备一定条件可以借助媒体为自己插上翅膀的时候，他就一定可以在“偶像”们的天空或高或低、或远或近、或长久或短暂地飞翔。而地面上，就一定会有一批人在仰望和追赶。西方一些在现代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文思想家，比如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等，都有一种观点，认为技术并不仅仅是中性的、为人所用的手段，它负载着这样或那样的“偏见”——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技术的统治、束缚或支配。海德格尔说，和机器一样，工业化时代的人本身也依赖于技术体系，人与其说是利用技术，不如说是为技术所用。因而人本身成了技术体系的职员、附属、辅助，甚至是它的手段。海德格尔的这段话可以用来审视人与媒体的关系，媒体操纵在人的手里，但是更多的人并不只是借助媒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愿，人不仅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这种“载体或工具”，而且还要受到它的支配、导向、主宰以及利用。
青春期思维的探求力紧紧伴随着强烈的夸张和想象力，偶像们身上的光环，至少有一半是这种“思维眼光”本身的产物。将符合自己审美需要和释放情感需要的对象进行想象夸张，将偶像从身边的、日常的普通人中有力地“抽象”出来并且高举到遥远的空中，将偶像身上的一切本属于常人的征候进行“特殊处理”，使偶像的每一个动作或表情，甚至吃饭穿衣发烧感冒等等都有了非同寻常的神圣感，这些是青春期的可爱而独特的优势功能。青春期心理世界，本来就是大量存放并滋长彩霞、光环、梦幻、奇异憧憬中的海市蜃楼的阳光暖房。偶像不是用来驾驭和支配的，是用来依赖和寄托的，偶像身上有自己，寄托着、储藏着、渗透着自己难以实现，又难以放弃的梦。
“偶像的黄昏”的启迪（2）
“偶像化”过程借助崇拜者自身的心理过程，还应该看到一点，那就是崇拜者“主观条件”中冲破羁绊和训诫、禁忌的冲动。这种冲动的形成，在中国，和我们的教育方式密切相关。置身于大中小学的青少年是背负成长压力的中坚群体。到群星灿烂或一星独灿的歌舞聚会的现炒一看、感受一番吧！那种奔放，那种潇洒，那种动感，那种被明星一招一式激荡而起的激扬亢奋，是青春的狂欢节，是自由精神的盛宴，是劲风推掀情感巨浪的海啸。“要从音乐中获得力量，摇滚乐无疑是最有力量的音乐。对摇滚乐大量的聆听和模仿，对欧美国家孩子来说，已经像马尔库塞说的一样，成为了单纯的消费行为。但是对中国孩子来说，听摇滚乐几乎就是反抗的开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追求其中的暴力模式，更重要的仍然是自由的愿望，任何一个有力量的摇滚乐队都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无论这渴望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对摇滚乐的传播——我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任务。”（《从文化上独立开始》）
现在我们可以再回到尼采：
没有什么比从前那种但求“灵魂宁静”的愿望，那种基督徒式的愿望与我们更加格格不入的了；没有什么比道德的母牛和良心安宁的肥腻福气更不叫我们眼红的了。谁放弃战斗，他就是放弃了伟大的生活……在许多场合，“灵魂的宁静”无疑只是一种误解——是不会诚实地给自己命名的别的东西。不绕弯子、不带偏见地说，有这样一些情形，譬如说，“灵魂宁静”可以是一种丰盈的动物性向道德（或宗教）领域的温柔发泄。也可以是疲惫的开始，是傍晚、形形色色的傍晚投下的第一道阴影。也可以是空气湿润、南风和煦的标记。也可以是不自觉地为消化良好而心怀感谢（有时美其名曰“博爱”）。也可以是病愈者的沉静，他重新品味万物，心怀期待……也可以是跟随在我们占支配地位的激情的一次强烈满足之后出现的状态，一次罕有的饱足的舒适感。也可以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嗜欲、我们的罪恶的衰老。也可以是懒惰在虚荣心引诱下披上道德的装饰。也可以是在一种模糊状态的长期紧张和折磨之后，出现的一种明确状态，哪怕是可怕的明确状态，也可以是行动、创造、劳作、意愿之成熟和熟练的表现，是平静的呼吸，是已经达到的“意志的自由”……偶像的黄昏：谁知道呢？或许它也只是一种“灵魂的宁静”……
尼采其实是在“偶像的早晨”和“偶像的黄昏”之间徘徊。他对“灵魂的宁静”的评价并不高。
只能如此。
因为青春偶像中，不能排除的是“生命的要求”，也就是尼采所说的“自然主义的道德”。
——我制定一个原则。道德中的每一种自然主义，也就是每一种降的道德，都是受生命本能支配的——生命的任何要求都用“应该”和“不应该”的一定规范来贯彻，生命道路上的任何障碍和敌对事物都藉此来清除。相反，反自然的道德，也就是几乎每一种迄今为止被倡导、推崇、鼓吹的道德，都是反对生命本能的，它们是对生命本能的隐蔽的或公开的、肆无忌惮的谴责。而且，它们声称“上帝洞察人心”，它们否定生命的最深最高的欲望，把上帝当做生命的敌人……给上帝逗乐的圣人是地道的阉人……“上帝的疆域”在哪里开始，生命便在哪里结束……
当泰戈尔在诗中写道：“神呀，我的那些愿望真是愚蠢呀，它们杂在你的歌声中喧叫着呢。”那时反自然的。偶像中的反自然因素当然不是道德，喧叫中夹杂着崇拜者的愚蠢。那些年轻的深夜守候者，将自己的偶像当成比上帝更加“洞察人心”的上帝，此时的偶像已经堕落成生命的敌人。这个敌人，会拒绝一切身边的亲情，在拒绝一切取代偶像的心态卫士的簇拥下，实际上完成了一种对一切人的取代。无论谁取代了谁，都是对生命中自然需要的剥夺。当母亲做手术躺在病榻，无动于衷的儿女没有任何探望和关心，而是在为歌星的感冒而伤心痛哭，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