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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在《小逻辑》里面对这三个层次是有区分的，“差别”是泛泛而谈的，“差异”是最泛的一个区别。“对立”比“差别”有理论性一些，有哲学性一些，就是说它把所有的差别归成两边，归成两类不同的或者相反对的东西，这就成了“对立”。但是“对立”还没有达到顶点，对立双方还有中间派；而达到顶点就成了“矛盾”了，它就要服从“排中律”，没有什么中间派了。所谓“对立”，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自相矛盾所产生出来的，它们本来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同一个东西自相矛盾、自我否定，于是就产生出对立面，去跟它斗争，但是它的根源就在于自我否定。毛泽东不愿意承认自我否定大概就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我怎么能自我否定自己？我已经当了主席了，我要把自我否定不当主席，让别人来当？所以他不承认有“自我否定”这一说。那么这样解释呢，还是把辩证法的高级的概念思维方式降低为日常朴素的实物式的思维方式了。它的根源在哪里？就在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我们不要归结到毛泽东个人的意图，要归结到他的这种思维方式。毛泽东在党内的理论水平应该说是最高的，不是最高的也是最高的之一吧，他就是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典型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就是逻辑矛盾也可以归结为实物式的思维方式。他举大量的例子，“能近取譬”嘛，采取打比方的方式，类比的方式，一类比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把一种高级的概念思维变成了一种实物思维，把它实体化了，实物化了。当然我们可以说，差别也好，对立统一也好，都是矛盾同一性的一种体现，但是它有层次的，你不能把它的层次混起来。它的最深层次就是矛盾，就是同一个东西的自否定。它才是一切运动发展的根据。黑格尔在《逻辑学》里面讲“根据”。什么是根据呢？根据就是一个东西自否定，自己否定自己。
中国谈辩证法的人几乎没有人达到这个层次。除了与受前苏联教科书影响有关以外，跟中国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的局限性也有关。这样层次的辩证法没有深入到主观辩证法的层次，所以不能够对主体的自由的能动性产生激励作用。中国传统的辩证法不是自由的，它跟自由毫无关系。我们今天把辩证法和人的自由主体性结合起来，有人可能会感到很奇怪，认为辩证法和主体的自由有什么关系啊？在西方它就是有关系的。西方的主观辩证法、概念辩证法就是通过自由讨论嘛。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就是提问嘛，让你自己去回答，看你怎么去回答。我们前面在《苏格拉底和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中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就是触及了人的自由精神。对话是自由的对话，没有话语霸权，每个人都有自由，你想到什么就说，然后我再根据你说的我再来说，所以它是有一种自由的主体性的。但是在中国这种实物性的表达方式之下呢，它变成了一种实用性的工具，变成了一种“孙子兵法”啊、御人之术、人君南面之术、皇帝驾御他的臣子啊，搞人际关系、掺沙子、丢石头啊、吹风啊之类各种各样的技巧。是一种在政治斗争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一种手段。所以，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当这种手段被充分利用了以后，人们给辩证法就安了一个名字，叫做“变戏法”。它确实就是“变戏法”，它就是变魔术嘛，一种骗人的办法。所以现在辩证法名声扫地，没有人再谈辩证法了，恐怕只有我还谈一谈。中国已经没有人谈辩证法了，要么就是那些头脑僵化的人，他们还改不了那种毛病，还在谈。一般的头脑稍微灵活的人已经不谈了。
第八个，就是对实践概念我们要进行考察。实践的概念在我们这里的理解，当然我们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来解释它的。但是在这种解释中呢，也造成了某种“变形”，也有某种文化错位。“实践”这个词最初在希腊语里面意味着实行、使用、练习，做什么，practice本来是个希腊词，在这种意思上和中国古代的“践履”、“行”可以说是相当的，就是践履、实行、练习等，都是指的对某种既定的知识或者道德原则加以实行，遵守，在希腊文里倒是跟我们的中国的“行”是相当的。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在德文当中有两个词，一个是Praxis，它从希腊文直接来的，但它除了上面讲的这种含义以外，还有一个含义，从词典上查出来是，“通过一定的实践活动所获得的经验”。我们说“他的实践、某某人的实践、中国革命的实践”，这个实践呢意味着我们通过实践所获得的经验，这是就它的后果而言的。还有一个词是Praktik，从德文词典上看，这个词有实践、实行，有步骤地、采取的方法之意，凡是tik结尾的德文词，都含有某种方法、某种步骤的意思，Praktik是一种实践的方法，实行的方法。但是呢，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感到有些问题的方法”，就是感到一种既定的方法有问题，需要再思考，内心并不踏实，还在犹豫；还有就是“并非总是无可指责的和被允许的措施”。那么这里就有一种新的意思了，Praktik的意思里面包含一种冒险，它有“问题”，并不是对已经没有问题的理论去践履、践行、实行它。我们中国人常说，你不但要知道，你还要能做到嘛，你知道了道理你就该去做啊，知行合一嘛，你知道你又不去做，那你知道有什么用呢？我们通常都这样讲。但是在Praktik这个意思里面呢，就是说你不一定知道，而且你不一定被允许，你知道可能是有问题的，你以为你知道了，但是你不一定知道，你是留有问题的，或者你根本是盲目的行不通的。我们很看不起盲目的实践，但是Praktik里面就有这个意思，就是冒险的实践。讲了那么多理论，还不如去做一做，把所有的理论都撇开，我不去实践任何理论，我就是要去做，发挥自己的首创性。什么叫首创性？别人没做过，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吸取，就靠你自己去闯，失败了不要紧，即便失败也要去做，它包含这个意思。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就有这个意思，有一种试探、冒险的探索，有一种开拓精神的含义。所以，马克思把实践看作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发挥。人的自由不能老是受既定知识的束缚，人家没做过的事情我就是要做一做。所以比如说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按照知识来说，马克思当时认为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巴黎公社怎么可能成功呢？时机不成熟嘛，当时的条件不成熟，肯定会失败嘛。但是当事情发生了，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起义，并没有指手画脚地在旁边批评它，而是高度热情地赞扬它，他说：“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英勇奋斗的范例！”马克思这样赞赏巴黎公社，就是说他不是从知识论的角度去批评它，而是从自由精神、首创精神这个角度去赞扬它。虽然它没有理论指导，那些人完全是在蛮干、在冒险。就是蒲鲁东那些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指导，可以说是没有指导，凭工人自发地在那里拿起武器。但是他对这种冒险或者说首创精神加以赞赏，这就是实践呐！实践才出真知，你失败了才知道为什么失败嘛。失败了以后当然要总结经验、总结教训嘛，所以失败的经验也不是毫无意义的，你不能凭成功就评价一个理论，也不能凭失败就完全否定这种自由精神。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开始就把实践的这种创造精神和首创精神给忽略了，把实践仅仅纳入中国传统的“知行关系”的旧框框里面来加以讨论。比如说毛泽东的《实践论》，他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实践论就是探讨这个的。当然这个知，不再是理学家的德性之知、诚明所知，而是科学知识，但是关系模式还是一样的。就是说把实践仅仅理解为在既定原则下的按规程操作，一种工具性的、操作性的行动，并且要通过操作来检验、来修正既定原则。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那么我们去践履它，我们把它实现出来；实现出来如果效果不好，那么反过头来，用实践的效果去检验我们的理论嘛，看它是不是真理嘛。这是《实践论》里面所讨论的知和行的关系。那么实践的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情感的方面、自由意志的方面、创造力的方面都被抽掉了，在《实践论》里面不讨论这些东西。不讨论这些东西，那这个实践论不就是传统的知和行的关系吗？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感性活动，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马克思讲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就是实践，要有自觉，要有自由。但是感性活动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也被划归到“感性认识”里面去了。感性活动是一种感性认识，感性活动是为了感性认识，它的价值就在于可以充实感性认识。那么到了李泽厚那里呢，就更加把它片面化了，李泽厚认为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一种“纯物质过程”。什么叫纯物质过程呢？他认为是一种“人化”，但是是“客观的人化”。马克思手稿里面讲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对象的人化”，李泽厚把它区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主观的人化”，一个是“客观的人化”。他认为实践就是客观的人化，主观的人化那不讲，那是“唯心主义的残余”，马克思早期手稿还不是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一个过渡阶段嘛，所以主观的人化应该把它清除掉，留下客观的人化。什么叫客观的人化呢？就是人通过物质的手段，改变物质的自然界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这种活动，这就是唯物主义。这就是李泽厚理解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人们通过物质手段改变物质自然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这种活动。但这种活动和动物的活动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动物也是以物质手段改变物质的自然，它把那个东西吃掉了，就改变了，就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自己就饱了嘛。那么人的活动跟动物性的活动没什么区别，这难道还是马克思主义吗？所以很多人都没有把实践理解为像马克思所讲的那种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那种感性活动。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里面有自由，也有自觉，“自觉”就是有意识的活动，bewuBt可以翻译成“自觉”，但它本来的意思就是“有意识的”、“被意识到的”，你把自由排除了，你把意识也排除了，只剩下物质活动，物质运动，那不是动物吗？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成了动物的唯物主义了。
所以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在这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失误，就是把实践里面的人的自由精神给去掉了。我们一讲实践，就成了一种被束缚的东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能够让你不要痴心妄想，你们要现实一点，你们要去搞搞社会实践。比如说到灾区去啊，那个地方被水淹了，你们到那个地方去和那些农民同吃同住，尝尝他们的甘苦，了解他们的疾苦啊，你们就会懂得社会了，就不会调皮、不会搞“自由化”了。这是对人的自由精神的一种限制，我们了解的实践就是这样。你们大学生在课堂里面，成天就是听老师讲课、看书，在纸上面做功夫，你们也得到底下去实践实践，要锻炼锻炼，要吃点苦，就像军训一样，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理解的实践就是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才能把我们所学到的东西用在实际方面，要练习这方面的本事，不要异想天开，如此而已。但实践的这种创造精神却没有考虑在内，我们认为那倒是一种“另类”，某某人他动手能力强，他创造发明能力强，但他不按规矩办事，我们就说他有“怪才”，这倒是一种很少见的现象，其实这是实践的本质啊。
第九个问题就是“存在”的概念，我们再来看一下。存在的概念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了，这里再把它强调一下。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引进西方哲学最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发现了西方有一个词是不好翻译的，就是英文里面的Being，德文里面的Sein，希腊文里面的on。这个词是不好翻译的，它是西方拼音文字里面的一个系词，我们通常翻译成“是”。但它也有动词的含义，就是“有”、“存在”，有什么东西，存在什么东西，有起来、存在起来。中文的这两个词都可以做动词理解。同时它还有名词的含义，就是“存在的东西”，“存在者”，我们把它翻译为“本体”，或者翻译为“实体”。存在本身具有动词和名词的双重含义，我们讲“社会存在着”，我们也讲“这是一种社会存在”；加上“是”的系词含义，在词性上就具有三重含义了。但是，有这么多含义我们怎么译它？在古代汉语里面我们从来没有固定的系词，古代汉语表达系词关系当然有很多方法来表达，但是没有一个专门用的系词来表达这个“是”的含义。所以我们通常用动词或者名词来表达这个词，但是一旦用动词或名词来翻译的时候，它的系词的逻辑含义就丢失掉了，它的“是”的含义就被丢掉了，而这恰好是它的根本含义。Being这个词，“是”是它的根本含义，它本来就是个系词；然后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动词来用，因为系词在一句话里面它也起一种作用嘛，所以你把这种作用当作一个活动来理解，它也可以当作一个动词来用，它用了以后会有一种结果；你也可以把它当一个名词来用，把这种活动用它的活动者来代表。所以西方哲学有一个特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是从on，也就是Being这个词的逻辑含义、或者说是语法含义里面，由它的逻辑动作，就是联系、把两个词联系起来这个动作里面，引出它的动词的含义。它是个联系词，联系词是个动作嘛，那么引出它的动词含义，然后再把它固定化为名词，给它一个名词的含义。
现代汉语当然已经把西方的语法接收和吸收过来了，比如说用“是”作为一个固定的系词，这是欧化了的现代汉语里经常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