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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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 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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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倾向。我曾经谈到过,就是说“启蒙”这个词在西方的启蒙运动中本来的恿思是“光照”,enlightenment是“光照”的意思,并不包含有“唤起民众”、“发动民众”这些意思。西方的启蒙学者一个个都是很孤独的,像卢梭,躲到山里面去住、警到树林子去住,与社会隔绝起来,把自己的表也砸了,不要了。不要管时间,不要管世俗生活,就在那里沉思默想,在那里思考。蒙田是一个人孤独地去散步,把所想到的一些东西记下来。这些就是启蒙思想家,一种思想上的个人觉醒,至于唤不唤起民众,不是他的事。卢梭的思想当然唤起了民众——法国革命,但是唤起民众,那不是他的事情,那是别人的事情。他的事情就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他并不去唤醒民众,他最初的出发点不是唤起民众,而是要获得理性之光,要接受理性之光,照亮人类的内心。他是代表人类在思考,所以要沉得下心、沉得住气、要躲到树林子里去,隔绝外界,来思考理性本身的事情、思考人生本身的事情。这是西方的启蒙精神。
    与此相反,五四的启蒙运动特别赋予了启蒙以“开启民智”这样一种社会意义。启蒙这两个字的翻译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启别人之蒙,启发那些芸芸众生的蒙昧,启开他们的蒙昧,要唤起民众。但是很少强调思想创新,“五四”的启蒙运动很少强调思想创新。他们在思想上只是借用西方现成的观念来批判中国的现实和传统,这样来启发群众的认识水平。陈独秀也好、李大钊也好,很多人的启蒙思想是很少有思想创新的。鲁迅算一个,鲁迅算是有思想创新的,但其他人都是拿来某个人的思想。胡适拿来杜威的东西,李大钊拿来马毒思主义的东西,每人拿来一种不同的东西来启发民众,拿来的都是人家现成的东西:哎,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但是在自己的思想创造方面呢,没有做什么工作。他们认为不需要,人家已经做了,西方的启蒙思想家已经做了这个工作,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些思想介绍给老百姓。“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在救世主这样一个位置上,他们是救世主,他们的工作就是把现成的真理拿来,来救世、来拯救老百姓、拯救国家。当然在这上面鲁迅是有创新的,他的创新在于针对自己的批判,但是他也有问题,他早年把尼采的这样一些东西,所谓“新神思论”,即德国唯心主义,如施蒂纳、尼采以及易卜生、克尔凯廓尔等人的这些思想,把这样的思想拿来。所以他们对启蒙运动的这样一些做法呢,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这一大群人都是谋略家、策士,都是些智囊、智囊团。五四的那些启蒙思想家都是些智囊团。当然他不是为了某个帝王出谋划策,但是他是为全中国人民在出谋划策,在设计一个未来的社会,所以都具有一黧强烈的工具理性、实用理性的色彩。包括鲁迅在这方面也有,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到这一点。他并没有脱离中国传统的这种经世济民的儒家理想。他自己认为脱离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从他的态度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来。
    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他们双方的“问题和主义”之争,这是历史上影响很大的。胡适讲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场争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胡适从实用主义出发,批判某些人的理论空谈。“主义”嘛,谈那么多主义干什么,不解决问题嘛。你应该多解决些问题,多解决些现实问题。我们今天也有这个倾向。有些人认为有的作家写一些不着边际的作品,应该劝他们多研究些现实问题,多解决一些底层的社会问题,中国人的痛苦、老百姓的疾苦你要关心。在当时更是这样,胡适就是说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少谈些主义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李大钊和陈独秀奋起反击。但是他们奋起反击、他们的辩护理由是什么?我们要认真地来考察一下。他们的辩护理由主要是辩护自己并不是一种纯粹理论的研究,而是本着“主义”来做一种实际的运动,这是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辩护。你说我们不涉及问题,你恰好说反了,我们就是要从主义出发解决问题的。所以他们的争论并不是什么实用主义和反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而是实用主义内部的争论。都是实用主义者,李大钊和陈独秀也是实用主义者,并不是说只有胡适是实用主义者,其他人就不是。所以批判胡适的人对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它的狭隘性并没有根本澄清,哪怕他们在反驳胡适的这种实用主义原理的时候,也没有对它进行学理上的批判,而只是进行同样是实用主义的辩护。所以这是一场实用主义对实用主义的争论。是一场什么样的实用主义对什么样的实用主义的争论呢?是一场狭隘的实用主义、也就是技术性的实用主义对比较高超的实用主义、也就是政治实用主义,这两者之间的争议。李大钊和陈独秀代表一种政治实用主义,他们比较有远见,所以他们谈主义,谈主义并不妨碍他们谈问题。这两方面并不矛盾。但是胡适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是非常直接的,就是说你那个东西不解决问题,不解决现实问题。哪个地方遭了水灾,能解决么?你谈主义,你不研究中国农村的状况你能解决问题么?你要去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嘛。这是一种技术性的社会改革要求。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政治实用主义更加符合时代的需要,代表思维的更高层次,它是比较有远见的实用主义,你要批判实用主义,但是你自己背后的实用主义心态并没有得到反省,而且在今天依然被研究者们认为是理所当然。问题与主义之争,真理显然在主义一方,不在胡适这方,这是今天通常的评价。但实际上双方都有值得检讨的地方。
    那么实用主义影响当然还是以杜威、以胡适为代表。杜威来华,然后引起了一波实用主义的热潮,以胡适、陶行知这样一些信徒为典型。但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胡适的实用主义还是有不同的,在我的《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十大文化错位》里面也提到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是一种哲学,而胡适的实用主义呢,是一种技术,他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接受杜威的实用主义,他甚至没有把杜威的实用主义看作一种哲学,这恐怕是中西实用主义的一大区别。西方的实用主义再怎么实用,它是一种哲学,它有形而上学的支持。杜威的哲学是很形而上的。西方人讲实用,但是呢他们还是很注重形而上的方面,他们的这种实用本身可以成为一种“主义”。它是一种主义,它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当然这种“主义”本身是强调要解决实际问题的,但它是一种主义而不是技术。要说主义和问题之争,恰好杜威的实用主义是一种主义,所以它有形而上学的层面,它在理论上致力于构建一个逻辑系统。杜威的实用主义是一个系统,它面面俱到、无所不通,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它有一个哲学体系。那么到了中国人这里,哪怕最为高深的“主义”,也只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法宝、技术、工具,比如说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有用啊,他们自己说的嘛,马克思主义是“本着主义来做实际的运动”,它能够发动群众,最后能够真的解决问题,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所以最高深的主义在中国人看来也是法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革命制胜的法宝。“法宝”这个词很有意思,有中国特色。姜子牙有一把神剑,那是他的法宝,其他的妖魔鬼怪也都有自己的法宝。《西游记》里面也是,每个妖魔鬼怪也都有一两件法宝。那么我们也有法宝,我们的法宝就是马克思主义。
    我们举个例子,就是陶行知,陶行知现在我们大家不一定很熟悉,他提出的教育理论在当时很有影响,是实用主义的实践观的一种体现。陶行知是一个很伟大的教育家,他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设想,但是呢也有他的问题。他的教育理论提出了所谓“试验的方法”,试验的方法是怎么样的方法呢?他认为,人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是“问题”了,问题是放在前面的,——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种种方法来解决。要针对问题去设想种种方法来解决它。比如说有个人生病了,有的人画符放在辫子里面,有的人请巫婆,有的人到庙里烧香祷告,有的人请医生,有的人吃金鸡纳霜。金鸡纳霜是一种西药了,是治疟疾的。到最后,如果说吃金鸡纳霜好了,看看别人是不是也是吃金鸡纳霜好了,如果不分中外、男女老幼吃了都是灵的,那么金鸡纳霜能够治疟疾就不会错了。这当然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想法,他称作“试验主义”,做试验嘛,遇到问题你就去试一试,这个方法不行那一种,那个方法不行这一种,这种试验主义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就是说你得了病以后呢,不妨多试一试。但是这种试验主义呢,大多数情况下你是来不及找到好办法的,乡下人都是这样的,这个庙拜佛不行了,我换一个庙,换一个师公来做法赶鬼。师公来了不行,我再去画符烧香、烧纸灰等,办法试尽了都没有希望的话,那最后就只有等死了。很多乡下人生了病没有办法就是这样。你说把这种方法运用到解决问题,能解决问题么?这叫盲目乱动的试验主义,什么法子都试尽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只好等死。但是碰巧现在有了金鸡纳霜,有了西医,当然你可以去选一选、去试一试。乡下人在这些地方显示出他的愚昧,有人说西医是挖小孩子心肝的,有了病不敢去看西医。不敢去看西医,当然是缺乏这样一种勇气了,你不妨去试一试嘛。在这方面呢,试验主义可能有一种开拓性。就是哪怕别人传闻是罪恶的西医,你也可以去看一看,也可以去试一试,大胆假设,试了不行再说,不是还有个小心求证嘛,要有这样一种精神。但是这是很狭隘的,有了有效办法以后你才能碰得上,而且代价很大。如果你开始就碰上了,那么很好,如果你是晚了、快死了才去碰上,那代价就很大了。所以这种实用主义的方法呢,实际上跟传统的巫术没有什么区别。它还是一种巫术,要寻求一种法宝,当然巫术就是这样干的。原始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病了请一个部落里面的巫师来,做法搞了半天,没办法救,死了;又一个人病了,又请他来,又死了,然后这巫师不行,把他废了,再换一个,可能到别的部落里面去请一个来。就是这样不断地试。连野蛮人、原始人都知道这个,不断地去试。所以胡适的理论将导致这样一种盲目乱碰的心理。实用主义完全忽视理论的话就会导致这样。那么陶行知呢,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教育改革论,就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教育即生活,你把教育当生活,在学校里面就是在生活,你不要从学校到学校,不接触社会,你要把社会上的生活知识都教给他。这个观点是对的,学校即社会,一个学校就是一个大社会,一个学生在学校里面就是学会怎么样去适应大社会,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拿到中国社会的具体环境中来,效果不一定好。可以说中国人本来就不重视理论思维,在学校里面更加如此,尤其是现在重理轻文,不重视理论性、理论思维,只重视技术。工科大学现在是最吃香的,理科现在已经不再吃香了,文科更加是走在边缘。所以不重视理论思维、只重视生活技巧,这在学校教育里面留下了祸根。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说是陶行知造成的,不过陶行知这样一种教育思想呢,显然跟后来的发展趋势有关。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大学都被撤销、都被下放,工农兵上管改——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这里有一脉相承的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就是不要理论思维。凡是你学的东西马上就要和实践结合在一起。我们当时的那个时代,“文革”期间、“文革”以后的一段时间,连中学、小学里面都没有什么数理化了,只有两门课,一门是“工业基础知识”,一门是“农业基础知识”。我的弟弟他们就是学了这两门课,名为初中毕业或者是高中毕业,其实什么也没有学到。就知道怎么样用用滑轮啊,怎么样插秧啊,怎么样施肥啊,就知道这些。这就是中国的实用主义的典型,它实际上最不实用。
    那么反过来我们看反对实用主义的那一方,就是李大钊、陈独秀他们代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他们对问题的提法依然是实用主义的,就是说他们要证实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不是说从认识论、本体论这个角度来证实,而是从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而不需要实用主义;中国需要的是社会革命,而不是社会改良;也就是说中国需要的是政治实用主义,而不是技术实用主义。技术实用主义靠后,政治实用主义首当其冲,我们要改造社会,改造社会一切才谈得上。当然你真的要提实用主义的话,实用主义本身也是一个问题了;你要讲问题和主义,实用主义本身也是一个问题,究竟怎么样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一个问题。你怎么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本身是哲学探讨的话题,它本身也是问题之一。但是我们的争论,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不讨论这些问题,它恰好不讨论实用主义的问题。实用主义是什么?拿来主义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不探讨。他们不是学理上的探讨,而是策略上的探讨:我们现在需要哪一个?就是在这方面死争。所以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停留在介绍的方面,而缺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精细的咀嚼。所以“五四运动”提出的反对迷信和愚昧、建立科学和民主等这样一些口号,都是在理论上极不彻底的这样一种状态下提出来的。其他的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是如此,也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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