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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之父”朱德是这样称赞贺龙的：“贺龙同志又高又壮，真是强壮得像老虎一样。我在长征中，一次也没有看见过他显出疲惫的样子。好几次，他还背着负伤的战友呢！”
毛泽东十分欣赏贺龙在威猛中带有的平和宽厚气质。的确，如果从贺龙的外貌看上去，他的全身，从头到脚，都充满跃动的活力。他那充满俏皮的眼睛，总含着笑，仿佛在寻找幽默的好材料。喜动不喜静的他，行走动作都和他那声如洪钟的南方乡音一样令人瞩目。他的个人嗜好同样也具有魅力，喜欢用烟斗，胡须浓黑而整齐。
毛泽东对贺龙很宽厚，连他留胡须的样子也喜欢。贺龙曾对毛泽东说：“我开始留胡子的时候，还是一个赶马的娃子。那时，也只有地主军阀才留胡子，我就想，不相信为什么农民就不能有胡子。所以，我就留了胡子。”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老总留胡子都有一段反潮流的故事。”
“贺胡子”贺龙元帅（2）
在猛将如云的解放军将领中，留胡须的人并不多，一个是贺龙贺胡子，另一个是孙毅孙胡子。一方面他们是从旧军队中过来的，另一方面显示出毛泽东对他们的喜爱。
1927年7月，已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的贺龙，在武汉首次会见*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贺龙向周恩来表示，我认定共产党是最好的，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
7月23日，贺龙率部到达九江。*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征询意见，希望贺龙率第二十军一起行动。贺龙当即表示：“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7月28日，周恩来到第二十军，告之南昌起义计划，并征询意见。贺龙表示：“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说，*前委任命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8月1日，贺龙与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南昌指挥起义。
9月初，起义军南下途中，在瑞金，贺龙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出席入党仪式并讲话。出席仪式的还有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等。
10月7日，南昌起义失败，贺龙和刘伯承、叶挺、林伯渠、吴玉章等从陆丰抵香港。又从香港到达上海，并会见周恩来。周恩来对贺龙说：“*中央安排你去苏联学习。”贺龙很高兴。后来被敌人发觉，遭到通缉，未能成行。
11月中旬，在上海等待*中央安排工作时，贺龙通过周逸群，向周恩来请求，愿去湘鄂边重新组织武装。贺龙对周恩来说：“不出三年，我一定为共产党再拉起一支像二十军那样的队伍。”
1928年2月20日，贺龙把鄂西的农*动发展起来后，就去湘西桑植县老家组织武装。回乡不到半个月功夫，贺龙便拉起了一支3000人的队伍。经过整编，建立了工农革命军，贺龙为军长，周逸群为党代表，贺锦斋为第1师师长。该军不久正式编成工农革命军第4军，贺龙任军长。
1930年初春，贺龙奉命率红4军离开鹤峰，东进洪湖，与红6军会合。7月初，两军在鄂西公安县会师，奉命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并成立了军团前委会。由贺龙任军团总指挥兼红2军军长，周逸群任政委，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邝继勋任红6军军长。至此，红2军团兵员达1万余人，枪支有5千余条，闻名的洪湖苏区开始形成。
1955年全军授衔时，从贺龙的红2军团走出的中将以上将领有：
大将：许光达。
上将：贺炳炎。
中将：王尚荣、成 钧、杨秀山、余立金、顿星云、黄新廷、廖汉生。
贺龙与毛泽东是平等的朋友关系，而不是传承的嫡系关系。贺龙对毛泽东十分钦佩和尊敬，甫一见面就称毛泽东为“毛大帅”。大帅在旧军队的称呼是统帅的意思。贺龙是从旧军队中过来的人，对毛泽东这样称呼，自然就带着一种敬佩的情感因素在里面。毛泽东感到很亲切，也乐意接受这个称呼。对毛泽东的这个称呼，在党内只有贺龙一人。而毛泽东则称贺龙为“贺老总”。同时，还称朱德为“朱老总”，彭德怀为“彭老总”。在党内，毛泽东只称这三人为老总，一方面是他们或担任过红军总司令或方面军总指挥，另一方面是出于对他们的尊重。
贺龙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就被党中央选为中央军委七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不是中央委员的他，连续几次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此可见党对他的信任，毛泽东对他的重视。贺龙对此“心里十分不安”，但更有了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贺胡子”贺龙元帅（3）
1937年3月27日，*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坦荡爽快的贺龙列举了张国焘从当年阻止南昌起义，直到长征途中分裂党和分裂红军的错误言行。其中有一段话十分精彩，贺龙愤怒地对张国焘说：“你总讲我是军阀，我承认我曾经是一个军阀，但我现在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由军阀走向共产党，而你却由共产党退向军阀。老实说，我比你进步！”贺龙的这段话，受到了毛泽东等与会同志的热烈掌声。由此表明贺龙的爱憎分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也印证了毛泽东的名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多次说过，“贺龙同志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这个褒奖的份量很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贺龙和其他红军高级将领立即向党中央请缨出征。8月22日，党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批准由毛泽东等11人组成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贺龙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会上，根据“联蒋抗日”的协定，*中央决定将原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20师，辖358、359旅，计4个团，由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毛泽东就我军开赴前线的时间和初期作战形式等问题与大家交换了意见。当毛泽东提出是否留些部队保卫陕甘宁时，贺龙主动说将红二方面军一部分部队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后来，红二方面军的718团和4个独立营共5000余人留在陕甘宁，担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9月上旬，贺龙率358旅进入管涔山区迎战步步进逼的日寇。根据敌情我情，贺龙果断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成立第1、2支队和独立支队，开展积极的游击战争。
由于贺龙坚定不移地执行毛泽东“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原则，在抗战初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北起大同泉口，南至汾阳，沿同蒲铁路与日寇争夺农村阵地，先后进行大小战斗500多次，击毙日伪军2万余人。同时，发动农民参军参战，使120师很快由8000多人发展到近30000人。毛泽东闻知高兴地说：“贺老总真是‘撒豆成兵’哪！”
1938年深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贺龙又奉毛泽东之命率120师主力挺进冀中，执行巩固冀中、帮助八路军第2纵队和发展120师本身的三大任务。12月下旬，部队冒雪开进。到了冀中根据地，贺龙先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晤面，后与西北局书记彭真会商，接着，率部跨越敌人控制的平汉铁路。1939年1月与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和政委程子华会合。随即，贺龙担任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立即投入到平原抗日游击作战。
1939年12月，国民党阎锡山顽固派发动第二次*高潮，制造了“十二月晋西事变”，毛泽东急令在冀中的“贺龙立即出发，到晋西北指挥战斗”。
1940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晋西北军区，由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从此，贺龙担负起保卫党中央的重任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1942年春，晋西北反“扫荡”结束后，贺龙奉命到达延安，受到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盛大欢迎。毛泽东、朱德亲自到会。接着，毛泽东又让贺龙参加朱德领导的军委考察团，着重检查陕甘宁留守兵团的工作。5月13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贺龙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
“贺胡子”贺龙元帅（4）
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中央决定将晋绥军区从中分出去，辖吕梁、雁门、绥蒙三个军分区，并以晋绥4个旅组成晋绥野战军，由贺龙兼任司令员。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和平协议，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贺龙根据中央军委“歼灭阎锡山各部，控制山西高原，使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的精神，采用“远交近攻，睦傅打阎”的策略，与晋察冀军区共同发起了晋北战役。战役自7月4日发起，至8月15日抗战胜利一周年之际，我军攻克崞县、五台、原平、定襄等10座城镇，共歼敌8600余人，控制了忻口以北地段。此役胜利后，贺龙亲自总结经验，毛泽东复电“经验甚好”，予以肯定。
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一野将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10月13日，*中央决定，*、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央西南分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任政委，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执掌了西南的帅印。
会后，中央军委随即确定第18兵团、第7军、第19军共14个师13万人组成北线兵团，由贺龙率领从陕西入川。
8月29日，进军大西南的战役行动正式开始，贺龙、李井泉、周士第指挥了秦岭战役。以18兵团佯攻秦岭一带的胡宗南部队。60军全部和61军两个师，向防守川陕公路正面秦岭要隘之敌攻击，造成解放军欲经川陕公路南下入川之势，以实现毛泽东“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山区”的部署。
12月上旬，当贺龙知道二野即将切断胡宗南集团逃往滇康的退路，就下令部队加速前进，三路大军在冰冻、崎岖的路上以日行百里的速度，风驰电掣地逼近四川。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川、康、滇的地方部队如风吹落叶，纷纷起义。极度失望的蒋介石于12月10日凌晨由成都坐飞机逃往台湾。
贺龙指挥18兵团势如破竹，14日解放广元，17日占领剑门关，打开了通向成都的门户；20日进抵巴中、绵阳，会同二野包围胡宗南集团及其他国民党部队于成都周围地区，形成关门打狗之势。21日发起成都战役。立足未稳的胡宗南则丢下几十万部队，从成都飞往海南。国民党军见大势已去，纷纷起义或投诚。27日，成都解放。至此，西南战役结束，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全部覆灭。30日，贺龙率18兵团一部由北门入城，受到30万成都市民的夹道欢迎。刘伯承、*高度评价了贺龙在此战役的贡献：“西南战役之能如此迅速完成，尤其是西南敌人主力胡宗南之能如此迅速地被歼灭，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一野18兵团在贺龙同志率领下前进的神速。”
“诗人”陈毅元帅（1）
陈毅是南昌起义的参加者之一，又是南昌起义部队余部的三位重要领导人之一，与朱德和王尔琢齐名，在军内的资历和地位很高。如果说，朱德在革命最黑暗的时刻，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为保留一颗很大的革命火种，立下了最大的功劳，那么陈毅作为朱德的最得力助手之一，同样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当时，到了赣南安远县的天心圩，部队只剩下800多人，基本力量是25师的战士，干部所剩廖廖无几，团级干部只有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和74团参谋长王尔琢，而朱德是9军副军长，大家对他不太熟悉。但陈毅与朱德很熟，既是四川老乡，又曾经共过事。他们是1926年下半年受党的派遣，到四川杨森部队做响应北伐的兵运工作时认识的。他们还一起领导万县各界群众开展反抗英军屠杀中国民众的运动。所以，在天心圩，陈毅不断地向大家宣传说：“朱军长是老党员，1922年就入党了。你看师长跑了，党代表走了，团长走了，参谋长也走了，朱军长他还不走，我们应该拥护他！”此时，陈毅如果去上海、北京、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里都不去，坚决留在队伍里，拥护朱德，实行自己“只要拿武装我就干”的决心。作为惟一的团级政工干部，陈毅协助朱德做稳定部队的工作，在一言一行上功不可没。不过，陈毅当时的处境也很尴尬，很为难。若干年后，他回忆这段最困难的时光时说：“我那时候在部队里边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因为我8月中旬才去，10月初部队就垮了。有人说政治工作人员是卖狗皮膏药的，不听他们的。最后到了大庾时，因为不少军事干部都走了，我还没有走，大家觉得：你这个卖狗皮膏药的人还不错。所以，讲话开始有点发言权了。”
但是，当部队进入信丰县城后，有个别干部钻进酒楼，大吃大喝后，嘴巴一抹就走。还有几个士兵跑到当铺里，把手榴弹往桌上一搁，拉着导火索，痞腔痞调地说：“老板，称称有多重，换几个钱花花！”陈毅接到报告后，当机立断，要号兵吹响紧急集合号，并叫传令兵传达发现敌情和转移出发的命令，带队伍一下子跑出信丰县城20多里，直到一个山坳里才停下来。
陈毅站在山坡上喊道：“面向我，列队集合！”他尚未喊出团营连番号，突然只见一位忠勇的老兵跑到陈毅的左前方，以标准的军人姿态肃然立正。这不是别人，而是朱德军长！紧接着第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跑步跟上……于是七八百人迅速列队。
陈毅在队列前激愤地说：“我们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能生存的。因此，对于那些哄抢当铺、煽动逃跑、损害军誉的败类，我们定要严惩不贷！”他命令执法队，当场执行严肃的军纪，枪毙了那几个害群之马。
接着，部队又开到大余县城，并在这里进行整编，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