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搞得哭笑不得，有时 则把他整得暴跳如雷。但检察长维辛斯基终究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物。人们选 定他作前台导演并没有选错人。他能够随心所欲地调动自己的被告演员，让 他们流畅地背诵预演中已经背好的台词，把戏演得自然圆满，不露汤水。他 甚至成功地调动起斯米尔诺夫的前妻和被告的所有朋友，对斯米尔诺夫进行 围攻。另外，斯米尔诺夫部分认罪的既定方针也有它的弊病。既然承认参加 了阴谋中心并且传达了托洛茨基的指示，他就无法解释没有参与阴谋恐怖活 动的原因，同时也拿不出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来。这是检察长和法庭遵循的 有罪推定的原则的胜利。既然许多被告自己承认有罪，证人也说他们有罪， 那么个别不老实的被告不承认自己有罪，就必须拿出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 来，不然就是有罪的，难道这样的推论不是合情合理的吗？尽管法庭根本拿 不出证明被告有罪的物证来，比如信件、日记、密码和行凶器械等，但是被 告不是同样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没有犯罪吗？一切就是这样在颠倒的逻辑推 理中被颠倒了。不能证明无罪便是有罪，不能拿出证明无罪的物证就证明有 罪。斯米尔诺夫在检察长组织的围攻中无路可退时，便以轻慢的让步对付法 庭。但在让步之前，他总要对整个罪名作一番 “刁难”，让人对它产生怀疑， 然后才宽宏大量地让步说， “好吧，就算是这么一回事吧”（15）有时，斯 米尔诺夫干脆拒绝回答检察长的问题。斯米尔诺夫的整个认罪态度使维辛斯 基特别恼火。他在起诉发言中说， “斯米尔诺夫最顽固不化，最执迷不悟。 他只承认自己是托洛茨基反革命地下组织领导人这一罪行。不错，他承认有 罪，但态度是极为玩世不恭的。” （16）我们知道，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 的16名被告是从50 多名被秘密审讯的人中挑出来的，是认罪态度好的和比 较好的。如果让所有的人出庭，只怕大多数人都像斯米尔诺夫。 在斯米尔诺夫之后，先后受审的是奥利别尔格、贝尔曼—尤林、霍尔茨 曼、纳·卢里耶、莫·卢里耶、捷尔—瓦加尼扬和弗里茨·达维德。除了捷 尔—瓦加尼扬和担任托洛茨基特使的霍尔茨曼以外，其他人都是恐怖计划和 行动的具体执行者。他们的交待大都和具体事情相联系，出现的纰漏和露出 的破绽也比较多。 奥利别尔格痛痛快快地交待说，他一直是托洛茨基在德国组织的成员，
Page 115
常与谢多夫会面。他借助于一个伪造的洪都拉斯护照潜入苏联，在高尔基市 师范学院策划了恐怖行动，拟定于 1936年5 月1 日在莫斯科动手。他谋杀斯 大林的计划之所以破产，是因为在此之前他被捕了。奥利别尔格没有解释， 他怎么凭借一个中美洲国家的护照和上面的旅游签证，谋取到高尔基市师范 学院的工作，是谁帮助和利用了他。另外，他谈起话来爽快热情，不像是犯 人认罪，倒像是讲述与己无关的故事。这是当时他被一些听众认为是内务部 安插的奸细的一个原因。 贝尔曼—尤林详细叙述了1932年 11月他与托洛茨基及其侍从在哥本哈 根会见的情景。他供认说，托洛茨基亲自派他在共产国际的大会上刺杀斯大 林，但由于他未能搞到参加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入场券，因此阴谋失 败。且不说后来证明他与托洛茨基的会见是捏造的，会见情景是内务部帮助 他编造的，就是得不到一张入场券的说法，也颇令人怀疑。人们不禁会问， 机构严密庞大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既然能把尼古拉耶夫派进戒备森严的斯莫尔 尼官，为什么竟然连张会议的入场券也搞不到呢？ 纳·卢里耶是个外科医生。他交待说，托洛茨基派他到苏联来谋杀伏罗 希洛夫。为了完成这项阴谋恐怖行动，从 1932年9 月到1933年春，他和另 外两个同伙带上手枪，到伏罗希洛夫经常经过的伏龙芝街一带散步以等待下 手的时机。因为伏罗希洛夫的汽车跑得太快，他们便作罢了。此后纳·卢里 耶被派到车里雅宾斯克，试图在卡冈诺维奇和奥尔忠尼启则视察该市和参观 工厂的时候，向他们下手。可是，他也未能等到这样的机会。后来，纳·卢 里耶又被派到列宁格勒刺杀日丹诺夫。他计划在五一节游行时实施他的计 划。可是，因为他所参加的游行队伍离检阅台太远，所以未能得手。请看， 阴谋集团竟把如此重大的谋杀行动的成功希望寄托于侥幸等来的机会上。 莫·卢里耶与纳·卢里耶同姓，但不是兄弟。他供认说，他从托洛茨基 和季诺维也夫两方得到了进行阴谋活动的指示。 捷尔—瓦加尼扬供出了格鲁吉亚的所谓阴谋分子奥库贾瓦等人，以及他 和他的好友洛米纳泽等人的关系。当他涉及到斯米尔诺夫时，遭到了后者的 反驳。斯米尔诺夫又一次站起来请求法庭将他不承认自己有罪的话记录下 来。 最后一名受审者是弗里茨·达维德。他供认他是被托洛茨基和谢多夫派 来实施两个谋害斯大林的具体计划的。一个计划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 刺杀斯大林，另一个是在共产国际的大会上。像阴谋集团其它许许多多的经 过精心策划的计划一样，这两个计划也破产了。前一个计划破产是因为斯大 林没有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后一个计划破产是因为达维德未能靠近斯 大林。 以上就是愚蠢的阴谋集团的众多愚蠢的阴谋分子的种种愚蠢的阴谋计 划。不但实施阴谋的一方是愚蠢的，破获阴谋的一方竟然也没有在预谋现场 将阴谋分子抓住，事发后也没有获得阴谋分子的罪状罪证。不但刺杀所用的 武器、器械和伪装物品等一件没有获得，连一个记载计划、指示之类的字条 一类的东西也没有得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阴谋恐怖集团和如此的审案定案 的审判！ 如果维辛斯基先生还活着，他会说：虽没有物证，但至少有被告的口供。 那么，让我们看一看霍尔茨曼在法庭上的口供和 “布利斯托里”饭店的奇谈 吧。
Page 116
霍尔茨曼确实曾是一个地位不高的托洛茨基分子，是斯米尔诺夫的朋 友。他是继奥利别尔格之后受审的，他受到斯米尔诺夫一身正气的影响，改 变了过去完全认罪的态度，声明自己虽是托洛茨基组织的成员，转达过托洛 茨基的意见，但并不赞成他关于恐怖行动的观点，也没有参与恐怖行动。法 庭和检察长虽然对霍尔茨曼的态度转变极为不满，但使他们感到欣慰的是， 霍尔茨曼至少没有否定原来赋予他的托洛茨基的特使的角色。可是，正好在 这一点上，公开审判出了一个大纰漏，它当时几乎戳穿了整个公开审判的西 洋景。 霍尔茨曼供称，1932 年 11 月他因公到柏林出差时，与托洛茨基的长子 列夫·谢多夫见面，将斯米尔诺夫托他转送的文件和以后联系的密码交给了 谢多夫，让他转交托洛茨基。第二次碰头时，谢多夫建议霍尔茨曼一道去见 住在哥本哈根的托洛茨基。霍尔茨曼表示同意。为了保守秘密，不招人耳目， 二人商定分别前往。两三天后，霍尔茨曼坐火车到达哥本哈根，下车后径直 到约定会面的布利斯托里饭店。在饭店的前厅碰到了谢多夫，接着去见了托 洛茨基。托洛茨基对他说，必须除掉斯大林，必须挑选合适的人去执行这一 任务。 霍尔茨曼的供词见报后，托洛茨基立即声明供词是伪造的谎言，并通过 外国新闻社要求苏联的法庭询问一下霍尔茨曼，他进人丹麦时用的是什么护 照和护照上的身份和名字。维辛斯基作贼心虚，懂得霍尔茨曼的供词是经不 起调查的，而且他知道丹麦当局对出入境的外国人进行检查和登记的制度。 但是，霍尔茨曼从哥本哈根带回来的托洛茨基的密令，是阴谋集团恐怖行动 藉以成立的基础，是不能允许否定的。于是，维辛斯基和法庭对西方新闻界 的质询采取了不予理会的态度。当时，苏联实行新闻封锁，苏联人民是不了 解这一争执的。霍尔茨曼带着这样的供词于 1936年8 月25 日，与其他被告 一齐被枪决，含冤去世。 这一案子似乎成了“死无对证”的案子。但是，丹麦政府的官方报纸《社 会民主》于 9 月1 日刊登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布利斯托里”饭店早在1917 年就拆除了。而霍尔茨曼却在这样一个已根本不存在的饭店进行他的间谍联 络活动！这一消息由世界各大新闻单位转载及随之而来的向苏联政府的质 疑，使苏联当局十分难堪。苏联当局面对事实陷入了窘境，便制造出一个补 救的说法：霍尔茨曼与谢多夫会面的地点是布利斯托里咖啡馆，它距离霍尔 茨曼下榻的叫另外一个名字的饭店不远。可是，这一说法与霍尔茨曼的供词 不符。 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琼组织了一个调查托洛茨基的罪名的民间小组。 这个小组仔细研究过 “哥本哈根”事件后得出结论说，霍尔茨曼没有在那里 与谢多夫会面，也没与他同去见托洛茨基，霍尔茨曼没在哥本哈根见过托洛 茨基。该小组查明，在 1932年 11月23 日至12月2 日期间，即托洛茨基在 哥本哈根的那些日子里，谢多夫根本不在也不可能在哥本哈根，其主要证据 有两条：一条是当时在柏林高级技术学校学习的谢多夫的成绩册、有校方签 字盖章和教师签名的考卷、注有日期和签字的考勤簿。它们证明托洛茨基在 哥本哈根时他的儿子一直在柏林考试。另一条是谢多夫给父母写的家信。这 些家信证明 1932年 11月23 日到12月3 日，谢多夫一直在柏林。其中一封 是他父母即将离开丹麦时他写的一封信： “尊敬的父母，你们在距离柏林总 共只有几小时路程的地方还能呆一天半，可我不能前来看望你们！德国人不
Page 117
愿意因我暂离柏林而延长我在德国居住的时间，德方不同意，我就得不到丹 麦的入境签证。即使德方同意给我签证，也是要我离开后就不再返柏林。” （17）谢多娃—托洛茨卡娅在离开丹麦那天从埃斯堡寄给儿子谢多夫一张明 信片。明信片上的邮戳是：埃斯堡，1932年 12 月 3 日。谢多娃一托洛茨卡 娅伤心地写道，他们母子不能在离别前再见一面了。 斯大林对审判中出现上述危及整个审判基础的严重纰漏非常生气，责怪 内务部向被告提供了这么个饭店，并命令雅哥达对此事进行调查。雅哥达在 调查的同时，派了一个有经验的人到哥本哈根现场观察以寻求一个补救办 法。但这个人空手而归。内务部出现的丑闻使参与莫斯科公开审判的人困惑 不解，他们不理解内务部为什么在饭店林立的哥本哈根偏偏选择了一个不存 在的 “布利斯托里”。调查结果如下： 霍尔茨曼在审讯时忍受不住酷刑而同意接受强加于他的罪名。于是，审 讯组织者要求手下人选择一个供霍尔茨曼与谢多夫会面的地点，这个地点便 于前往托洛茨基的住所。叶若夫认为饭店是合适地点。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 长莫尔恰诺夫负责这一工作，决定求助于外交人民委员部专门收集外国情报 的第一局。但他担心直接向外交部第一局索取哥本哈根饭店的名称可能会引 起怀疑，便吩咐秘书打电话给外交部第一局，让他们提供几个奥斯陆和哥本 哈根饭店的名称，似乎是为了内务部的人出差时使用。莫尔恰诺夫为上司打 印所获得的饭店名单时，在哥本哈根一栏里错误地打上了奥斯陆饭店的名 称。不了解情况的霍尔茨曼照本宣科，结果就出现了上述丑闻。 布利斯托里饭店丑闻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它证明本来就不能作为判案 主要根据的口供是内务部通过胁迫被告共同编造的。而 “托一季反苏联合中 心”存在的唯一根据就是被告们的口供。如果连被告口供都是编造的，那就 无可辩驳他说明， “托—季中心”案是一个假案、冤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 审判不仅是一次错误的审判，而且是一次有预谋的消灭反对派的镇压行动。
Page 118
3。一种出人意外的判决 8 月21 日，对被告的正式审判结束。这时，检察长维辛斯基作出了一个 使全党和全国震惊的声明： “在以前几次审判会上，一些被告（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赖因霍尔 德）在自己的供词中提到了托姆斯基、布哈林、李可夫、乌格拉诺夫、拉狄 克、皮达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和索科利尼科夫，他们是被作为在这种或那 种程度上参加了罪恶的反革命活动的人而提到的，这次案件的被告正因此而 受审。我现在认为有必要通知法庭，昨天我已经命令根据被告的声明开始对 托姆斯基、李可夫、布哈林、乌格拉诺夫、拉狄克和皮达可夫进行侦查，根 据这一调查的结果，总检察长将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关于谢列布里亚科夫 和索科利尼科夫，侦查机构已经掌握了指控这两个人反革命罪行的材料，因 此，索科利尼科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已被提出刑事起诉。” （18） 维辛斯基的声明宣布了中央下一步的重大行动。索科利尼科夫和谢列布 里亚科夫后来被作为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的主要被告，对他们提出刑事起 诉意味着另一次大的公开审判已着手进行。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在国 内外和党内外享有巨大的声誉，虽然1929年他们被作为右倾反对派赶下了政 治舞台，但他们坚持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反对强制合作化和剥夺农 民和反对片面高速度工业化的思想，以及主张实行政治和解的主张，都被30 年代的社会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他们虽然在政治上被打倒了，但他们在思想、 理论上仍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尤其是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宣布 开始对他们侦查，意味着宣布消灭原反对派的总体战，意味着要用极端的行 政政治手段彻底结束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不同势力和意见，建立完全的个 人专制统治。 维辛斯基的声明第二天登在了报刊上。它像一个重磅炸弹立即掀起了社 会的狂澜。但在当时个人迷信泛滥的苏联，表现于社会上的仅是自上而下有 组织的政治运动和自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