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托洛茨基分子德赖采尔是 1936 年提到莫斯科进行审问的，而季诺维也夫分子皮克尔的被捕要晚一些。 很明显，还没有被捕的皮克尔不可能作出什么 “联合中心”存在的供词。他 和德赖采尔被审问和重新审问，是因为需要让他们作出某种需要的供词。拉 济维洛夫斯基的报告中对这一点说得很明白： “三个星期以来，通过对德赖 采尔和皮克尔极其艰巨的工作，终于使他们开始交待。”⑦当德赖采尔和皮 克尔的交待材料交给雅哥达时，他在有关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莫斯科中 心”的交待旁边写上了 “不确”二字，而在德赖采尔关于他得到了托洛茨基 下达的杀害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指示的交待旁，写下了 “谎言”、“捏造”的 字样。叶若夫在 1937年2—3 月中央全会上也谈到了雅哥达的看法，说他认 为德赖采尔、弗里茨—达维德、M ·卢里耶等所有的人的交待都是胡说八道， 他在审问记录上直接写上了 “胡说八道”、“无稽之谈”、“不可能”的字 样。 尽管德赖采尔和皮克尔的供词根本站不住脚，但它们却被案件的制造者 们作为立案的基础。 “联合中心”一案的审理工作走上了新轨道。1936年2 月底在莫尔恰诺夫主持的内务部工作会议后，内务部主要是侦破所谓的托洛 茨基中心，现在侦破工作的任务则是侦查 “托—季联合中心”。不久，所有 的被告都被迫作出了相应的交待。 以上就是所谓的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形成的经过。叶若 夫在 1937年2—3 月中央全会上的讲话像阿格拉诺夫的讲话一样，也证明了 这个过程。 “叶若夫：当对这一案件的侦查刚刚开始时 斯大林：什么案件？ 叶若夫回答说，是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的案件。叶若夫 在讲话中叙述了该案侦查的过程。按他的说法，一开始内务部有人企图把托 洛茨基中心案大事化小。斯大林觉察出这一点，下达了继续办案的指示，并 责成叶若夫对侦查工作进行监督。他在讲话中点了莫尔恰诺夫的名。他说： “莫尔恰诺夫一直试图缩小这一案件：他竭力把舍梅列夫和奥利别尔格说成 是单独行动的特使，开庭审理或者审判一下，就可以结束，如此而已。有一 点是根本不能允许的，即所有的供词，即由德赖采尔、皮克尔、埃斯特曼这 些主要罪犯所作的关于莫斯科地区的供词，这些供词根本不被理会。他们就 这样闲聊：德赖采尔是什么人哪，他和托洛茨基是什么关系呀，和谢多夫， 和柏林是什么关系呀，都是些胡说八道，无稽之谈等等玩意。总之，他们的 话题就贯穿着这种情绪，谁也不想把德赖采尔也好，埃斯特曼也好，皮克尔 也好，与整个这一案件联系起来。就是这样的精神状态。”⑧叶若夫对莫尔 恰诺夫等人的办案态度进行了谴责。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掌握所谓“联合中心” 存在的材料。在上面提到的 1937年3 月国家安全局骨干会议上，叶若夫自己 就说，在逮捕有关人犯的时候并不掌握他们进行犯罪活动的材料，侦查工作 只好依靠向人犯施加压力并从他们身上挤出的材料。按叶若夫的说法，就是 把人犯砸破。 从以上所述事实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托洛茨基恐怖阴谋集团，季诺维也 夫恐怖阴谋集团，还是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其存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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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确定都是主观的、唯心的和专断的，是凭借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制造的。 但是，在当时苏联的条件下，这样的极少数人的意志是无法违抗的，是内务 部和检察院这样的法律机构和各级党政机关所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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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刑讯和屈辱 内务部为了贯彻上级指示，要把根本不存在的 “托—季联合中心”这样 的阴谋恐怖集团挖出来，就只能凭借专政机关的强大威力，采用各种非法强 制手段，强迫人犯承认罪犯身份，编造罪行，作出伪供。这一点可以从许多 人犯在受审时所写的申诉书中看出。 奥利别尔格遭受两次审讯后，于 1936年 1月27 日写了一份申诉书，这 份申诉书说明了他被迫作出伪供的情况。申诉书中说：“1月25 日您对我进 行了最近的一次审问后，我心里充满了可怕和痛苦的死亡的恐惧。今天，我 已经比较安宁些了。我觉得我能够诬蔑自己，无所不能，只要能结束痛苦就 行。然而我还是没有力量往我自己身上抹黑，张口说出明显的谎言，即我是 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的特派员等等。我来苏联是出自自己的本意。现在， 当我已在监狱的时候，我才明白，这是一种荒唐犯罪的举动。我对此感到痛 苦和后悔。我不仅是自己倒霉，而且祸及了我的妻子和兄弟。现在我明白了， 我这一步是多么不对，我说的是我根据不可靠的信息来到苏联，隐瞒了我过 去曾参加托洛茨基派的经历。”⑨第二天，奥利别尔格又交了一份申诉书， 恳请内务部领导召见他。他想当面举出一些人证来，说明他没犯过指控他的 罪行，说明他无罪。 奥利别尔格的申诉根本未被审理，后来在法庭上也没有提。他后来开始 承认自己有罪，承认了对他提出的所有指控。 捷尔—瓦加尼扬的申诉说明了他被非法审讯的情况。 瓦加尔沙克·阿鲁秋诺维奇·捷尔—瓦加尼扬被定为“托—季联合中心” 中托洛茨基派的三名代表之一。捷尔—瓦加尼扬是一个有教养的亚美尼亚 人，为人正直谦虚，1912年入党。十月革命前，他在莫斯科士兵和工人中进 行革命鼓动工作。他对党的事业必胜的强烈信念，他对革命事业的满腔热情， 加上他那黝黑英俊的脸膛洋溢着的友善和真挚，他那深沉的嗓音所蕴含的坚 韧和信心，使他成功地发动了莫斯科中心彼得洛夫兵营两个团的起义，向盘 踞在克里姆林宫的士官生部队发起了进攻。革命胜利后，捷尔—瓦加尼扬被 任命为莫斯科党委会军事部主任。1918—1920年，他曾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 员会委员和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内战时，担任亚美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他 不关心个人的仕途升迁，不像有些带着私念加入革命队伍的人那样，革命时 瞻前顾后，革命胜利后则居功自傲，追逐名利地位和权势。他结束了自己的 戎马生涯后，便潜心于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担任 《在马克思主义旗 帜下》杂志的责任编辑，并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左倾反对派 失败后，他被开除出党。以后，一直被作为异端分子，过着时而被任用时而 被放逐的动荡不定的生活。因涉足所谓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盟”案，1933 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4 年恢复党籍，但 1935 年又被开除并被流放到哈萨 克斯坦。 捷尔—瓦加尼扬被捕后，由内务部外事局副局长别尔曼审理他的案子。 别尔曼还没有完全丧失革命的良心，但他受党的纪律的束缚，必须违心地执 行上面的命令。他为捷尔—瓦加尼扬坦荡的革命胸怀和一身正气所感染，与 他建立了友谊，没有对他施以酷刑，一直以党的利益和党的需要为由，劝他 做出假供。但捷尔—瓦加尼扬拒绝做假供。他说： “我倒是从心里愿意满足 中央的希望，但要在假供上签字，我却不愿意。请相信，死，我是不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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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月革命的街垒战中，以及后来在内战中，我已多次出生入死。当时，我 们之中有谁想到过要保住自己的生命？！如果要在你们所需要的供诉上签 字，那至少得让我相信，这些供诉确实符合党和革命的利益。可我打心眼里 感到，这些供诉只能糟蹋我们的革命，只能使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在全世界 人民面前丢脸。”⑩当别尔曼要他服从党的纪律进行交待时，他引用了列宁 的话：党员四条纪律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承认党纲。他说，如果中央现在的新 纲领认为必须毁掉布尔什维主义及其奠基人的名誉，那么，他不承认这个纲 领，也不再认为自己应受党纪的制约。再说，他自己早已被开除出党，因此 根本不认为自己还有服从党的义务。捷尔—瓦加尼扬在审讯时的表现，深深 感动了别尔曼，后者觉得他不仅革命功绩胜过内务部许多人一百倍，而且是 一个有思想的、视死如归的了不起的人。 在被囚禁的秘密审讯时，捷尔—瓦加尼扬压抑不住内心的义愤，曾两次 绝食抗议。后来，他割破手指，用鲜血写了一份申诉书，并请别尔曼把它交 给斯大林和雅哥达。在另一封致斯大林的信中，他气愤地声明要用自杀结束 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无法忍受卑鄙、恶毒和无耻的诽谤，那些破绽百出和显 而易见的谎言。 “他们发明了这一谎言，其动机是一目了然的。然而，我却 无力对付这一显而易见的谎言。我以对列宁的神圣的怀念起誓，我与反革命 匪徒和暴徒的恐怖言论和恐怖勾当，没有任何关系。” （11）捷尔—瓦加尼 扬的这封申诉信根本未被提交法庭。1936 年 8 月 10 日，即公开审判的前9 天，斯大林审阅了维辛斯基起草的公诉书，把捷尔—瓦加尼扬划进了 “托洛 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而且，把他作为这一中心中托洛茨基一翼的 一名领导人。 穆拉奇科夫斯基被捕时，身体和精神都很虚弱。1936年 4 月 23 日，他 的妻子致信内务部，向他们讲明了丈夫的身体状况，医生检查出他的神经系 统和神经节患有疾病。而且在被捕前，他就是长期病号，住过很长时间的医 院。但是，内务部对这种情况根本不予理会，照捕照审不误。穆拉奇科夫斯 基忍受着病体的折磨，咬紧牙关，一次一次地走进刑堂。对穆拉奇科夫斯基 的初次审讯持续了90个小时而没有结果。斯大林曾打电话询问审讯情况。后 来穆拉奇科夫斯基被带去见莫洛托夫，后者提出了某种调和办法，把穆拉奇 科夫斯基气得直唾其面。他对审问者的软硬兼施的折磨进行了长时间的抵 抗。谢尔盖 ·维塔利耶维奇 ·穆拉奇科夫斯基也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他1905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成功地领导和发动了乌拉尔工人起义。国内战 争时，他与高尔察克作过战，曾获得两枚红旗勋章。1920—1925年先后任外 乌拉尔军区和西西伯利亚军区司令。他是斯米尔诺夫的老部下，两人结下了 深厚的友谊。后来，他跟随斯米尔诺夫加入了反对派的阵营。因 1927年领导 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地下印刷厂被开除党籍。1928年恢复党籍后，任贝加尔— 阿穆尔铁路建筑局局长。因涉嫌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于1933 年被开除出党，并被判刑5 年。他虽不如斯米尔诺夫那样具有出众的智慧和 广博的知识，也不具有后者那样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和宁折不弯的秉性，但他 是一个正直诚恳的革命者。反对派被瓦解后，他没有屈从于斯大林高级军职 的引诱。他有个弱点，就是虚荣心强，自命不凡，常常自诩为杰出的军事战 略家。负责对他进行侦讯的是斯卢茨基。斯卢茨基在上命难违的情况下与他 周旋。因佩服他英雄的革命经历，对他多采用说服教育的攻心战术。经过长 期的接触，斯卢茨基揣摩到了他自高自大的心理，便曲意地吹捧他，奉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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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地煽动他的虚荣心，使他悔不当初的情绪不断膨胀，让他相信他作出交 待是他为之奋斗终生的革命事业的需要。他的思想根基动摇了。他受到了悔 不当初的情绪、党的事业的需要和保全生命的复杂思绪的折磨。最后，他屈 服了，同意招供以求宽恕。7 月上旬，他开始交待所谓的罪行。根据M ·克里 维茨基在其所著 《我曾是斯大林的特务》一书中所说，审讯穆拉奇科夫斯基 的那个侦讯员对他说： “我把他搞得哭起来。我和他一起流泪，我们得出了 一个结论：一切都完了，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尽最大努力以避免与不满的群众 作无益的斗争。因此，政府必须让反对派领导人作出公开坦白。” （12）穆 拉奇科夫斯基表示愿意按党的需要认罪时，侦查员立即把预先准备好的供词 拿给他，让他签字。保存在档案中的审问穆拉奇科夫斯基的记录共有 7份， 其中有 6份是侦查员预先写好，用打字机打出来的。穆拉奇科夫斯基未作任 何涂改，都签字了。他只对一个问题提出了疑义。这个问题是关于与国外的 托洛茨基中心的关系的。他在审讯记录上写道： “我请您出示您关于我们的 组织与托洛茨基存在联系的证据。” （13） “托—季联合中心”托洛茨基— 翼的主要领导人斯米尔诺夫对内务部的侦讯进行了坚决的抗争。 斯米尔诺夫之被定为托—季集团的领导成员，是由斯大林在一次会议上 确定的。内务部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曾对此提出异议。理由是斯米尔诺夫 自1933年 1月1 日起一直被关在监狱里，不可能参加狱外的阴谋活动，但斯 大林执意要把斯米尔诺夫打成托—季集团 7人领导成员之一。 斯米尔诺夫被如此看重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他是一位著名的布尔什维 克，他卓著的革命功绩，刚直不阿的性格和在党内外享有的威望。他出身工 人家庭，17岁投身革命。1899年就加入了党组织，是布尔什维克最早的党员 之一。1905年曾积极投入莫斯科武装起义，参加了街垒战，后来在党的地下 斗争、沙皇的监狱和流放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内战时，作为红军杰出 的指挥员，指挥红军第5 集团军，在粉碎高尔察克匪帮的战斗中战功卓著。 他当时担任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内战 结束后，他在西伯利亚担任领导工作，被人称为 “西伯利亚的列宁”。1922 年，斯米尔诺夫曾被提名担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可是他宁愿担任 实际工作而不愿坐办公室与文件会议打交道。总书记的职位由加米涅夫推荐 被斯大林得到了。1923 年到 1927 年，他担任邮电人民委员。列宁去世后， 他参加了反斯大林的反对派，因此被开除出党。1927年他被放逐，1930年5 月在他表示悔过后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