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
每年缴纳一成的租税，按年产计量，实物租额或折租银额皆可。其中折租银额。则以当年粮价计算。
对京城周边的老百姓而言这可是天大的好处，比起地主家地那可是贱到了天上去了。
北京城边上的。几乎所有地村庄都可以凑出足够的官田，很多还绰绰有余，不得不再行分配。
惊喜之中带着一抹彷徨，这就是如今北京城周边百姓的心理。天上掉了个大馅饼自然是欢喜的很，但问题是这做馅饼的材料都是自己昔日主子的，万一他们回来了……彷徨、惊喜。两种情绪主宰着他们。
梁明已经很满意了，从最近地反应来看，老百姓对于从天而降的中华政权还是抱有极大地善意的。可以说。只要中华政权能够继续地保持强势状态，等到夏粮收割……那么，梁明就可以放心的说民心尽入手中。（仅是这一片的）
不过梁明知道，离北京城越远，汉人地主的数量就越多，除了一批不长眼的，或是家族成分问题倒了霉的外，至少还有五六成的地主能在动荡中保存了下来。这些人多是乡里的头人物，在地方拥有较高的威望，确实是每一个王朝统治的根基。根基浅薄地中华政权同样也需要他们地支持以维持地方。
是以。那些地方是绝对凑不出如此规模的官田地。而梁明又不能下令让他们降低地租，如此一来少量官田的存在就成了一个棘手地问题。
好在梁明手下还有一些个官员。对于这一类的问题由他们解决自然是轻而易举了。问题解决地很快，不能不说这些个降官之中还是有几个人才的。
“以其为诱饵。逐民上钩。”这句话说的很不好听，但却是不争的事实。
拿出一半来招募兵勇。分出三成料理后事，余下两成占为地方开支。
这句话的意思梁明很明白，用一半的官田来引诱民壮当兵。官田是好东西，想要是吧？那来当兵啊！只要你当了兵，这官田就分给你家，租税还减半；三成料理后事你若是战死了，田地就是你家的了。
剩下的两成作为地方府县的开支你租给老百姓也好，你租给地主也好，所产生的财物就留作地方开支。也相应的减轻了朝廷的负担。
ps：注1：清初旗人依恃粮饱和地亩为主要经济收入，当大部分下层旗人的土地在满汉地主的交相兼并下化为乌有时，仅有的粮饷收入便成为满汉高利贷者、奸商牟取暴利的渊薮。乾隆年间商品经济迅展，土地集中的趋向日益高涨，满汉地主往往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勾结在一起，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经济力量。大地主和一人就有当铺75座，对城市贫民进行苛剥婪索。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不仅猖撅于北京和内省，还伴随民人出关的热潮向边远地区扩张。据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的文献记载，奉天境内的当铺多达831家。各地旗人月饷年米，放有期，临时急用，只能典当借贷，高利贷资本乘机网罗射利。乾隆年间，在北京的社会上留传着这样一段话：“捐二十余两可得一甲士（指马甲）之银米，坐食一载，谓之典甲；捐十余两可得一甲士米之半，饱食经年以待其本谓之典米；九钱作一两，八百当一千，谓之月支；米未领下而先贱买，谓之短米”。所云“典甲”、“典米”、“月支”、“短米”，都是当时高利贷者乘旗人窘困之机，牟取暴利的剥削形式。“典”，是一种实物形式的高利贷，即预先将对方的不动产（如地、房）或者动产（如牲畜、衣物以至旗人粮饷）低价典入，由于典押物作价远低于本身的实际价值，两者的差价就构成高利贷的利息。当时一马甲月饷3两（年36两），年米46斛（23石），高利贷者只需事先用2o余两即可全部占有，其剥削率之高是显而易见的。
八旗贵族、官员运用各种手段攫取大量财富，开当铺、设钱店，明目张胆地对旗人进行高利贷剥削。有的佐领官在本佐领内借放印子银（一种货币形式的高利贷），有1o个月扣完者，亦有12个月扣完者。每月关领钱粮时，勒令清偿，不许暂缓。因而将利作本，利又加利，“以致兵丁生计，往往因此匮乏”。八旗官员利用职权对贫兵贷放银两，好比享有政治特权的高利贷奸商，贫困兵丁先是典卖土地房屋，继之以军马兵械，年米月饷，经济破产是饮止渴的唯一结局。
五十七章 驱满（二）
这个法子梁明打眼一看心下就同意了，可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问题，那京城附近的百姓就没有当兵这一来，怎么到了地方就变个样了？
对于这个的疑问，曹文埴做出了个极为完美的解答，“命异之，非朝廷可正。 ”
梁明很无语，但想了想也对，自己事一堆，那里管得了那么多！这公田制都废弃了一千多年了，从宋时起，元朝掐去，到明，再到清，土地兼并从未停止，反反复复，一轮又一轮就没歇住过。
从中看，宋朝的官田很快就败坏掉了；明朝的魄力最大，搞了个兵户，最后弄了个大烂摊子；清朝的官田则是最少。自己也没想过捣弄官田，这也算是顺应潮流了。
况且那些个朝代都是大乱之后而定，自己这边还没见太多的血呢？自己除了杀掉一批地主恶霸之外，就只能抄没满洲八旗贵胄的土地，跟前面那些个朝代“千里无人烟”的局面相比，太是小意思了！
所以，作为主导人的曹文埴算是出了一回彩儿，入了梁明的法眼。为了给众官员做出一个表率，梁明竖起了一杆大红旗，轻轻一摆手，曹文埴官复原职了。就名字换了一下，从顺天府尹变成北京府府尹。（实际上是一半，户部侍郎没了。）
而时间证明这个法子还是不错的，短短的半个月，中华军竟然招募到了一万七千多人的新兵。惊喜，实实在在的惊喜！这个数目已经远远过了先前的预期。
在京津，中华政权的跟脚正在一点点的向土里扎！养料充足啊！
驱满的第三个好处就是替中华政权赢得了战略先机。
近百万的满人“背井离乡”，自然是要有个去处的。北面正在打仗，无论是东北、还是西北，虽然都是“静坐战”却也是正儿八经的战场（双方兵力都紧张，中华军是真紧张，满清是一时间抽不出，赶不及）。所以。这边地路不通，除了一开始特意放出去了几万之外，卢龙、遵化、喜峰口、太平寨一带那口袋扎的滴水不漏。
而梁明之所以要放出去几万那也是为了打招牌，涨声势。东北是满人的老巢，但是那地方地广人稀。除了盛京之外，吉林、黑龙江两地不见得就比明朝时的人多。同样，交通不畅那里的消息也是流传不通，而且那的人对于满清的忠诚还是相当硬实的。
为了标明自己地只找八旗勋贵地麻烦。不嫌弃满族平民。这一旗帜鲜明地态度。为了尽快地瓦解满清最后地根据地。表明中华政权地革命斗争目标。梁明必须放出去几万满人去东北。只有从满人口中说出地话。才会被东北地“各族同胞”所认同。为了树立一个显而易见地证据。梁明甚至下令释放了一万名最烂地八旗俘虏。（省粮食了。我就不信他们烂泥还能糊上墙去）
几万人。撒在东北影子都不见一个。但也只能这么多了！梁明不可能放出去几十万。他还不想给自己找麻烦。虽然那样做能给盛京地满清官员、八旗贵胄出一道难题！可现在时候不对。已经要入夏了。可不是要入冬。即使困难一点（越南分舰队骚袭）。但以东北地积蓄还是裹得住地。不然地话。借刀杀人地事梁明可是很喜欢干地。
除了北面和东边地大海。余下地各个方向自然是敬请尊便。你往西走去山西。可以；往南走到河南。请；走东南到山东。梁明心里乐呵。
随便你往哪走。那都是一路兵啊！真正地大军。
京津易主。得到消息地山西、山东、河南、盛京等省自然要提兵勤王救驾啊！盛京因为越南分舰队地骚袭。加上他本身也没太多地兵马。所以很轻松地被第三师一旅挡在了直隶外。连带着还捎上了热河方面地小股部队。（遵化镇方面地部队被乾隆调去了热河（今承德）。山西路难走。巡抚明兴调来地部队还在爬山呢！
而山东正被柴坤攻打。那里有分地出兵。至于河南。全省上下只有两万绿营兵。巡抚毕沅是“有心杀敌。无力回天”啊。更可怜地是直隶总督刘峨。手头还抱着一万三千来人马。连上和地四千多残兵败将正勉强应付着第三师二旅地攻击。
现在倒好，**十万满人一股脑的涌了过来，这些个省府大员那个有胆不去管？如此一来，既消耗掉了他们大量的粮秣，也影响到了南面各省的战略筹备，还大大扩涨了中华的声望。试看如今的北方，又有几个人不知道中华二字的？
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
剩下的最后一个好处则是令梁明至今想起都感到匪夷所思的满人闹内讧了。能在乾隆年间就找到“革命同志”？（注1）
这个是意外，真真的意外，梁明前先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事实摆在眼前，你相不相信都不可能。
当然了，这打横炮的满人是少之又少的，而且全都是下层贫民，真正的贫民。
在入主北京之后，梁明招来众臣商议驱满一事，大致方阵很快就定了下来。散了之后，汤心梓、魏成贯二人却再次入内求见。
听了二人的计划后，梁明差点都蹦了起来，“早满人做内应搞些事情出来？”这可能吗？
但事实就是事实，摆在他的面前，梁明只能选择相信！
这群满人人数不多，才了二十四个，将他们展起来也不是北方处，而是清水教余后八卦教的分支天理教。
天理教，这个名头很响亮（可不是小日本的那个邪教）。后世对清朝稍感兴趣的人夺回知道这个名字，嘉庆十八年（1813）爆的“林清犯阙”可是大名鼎鼎，肘腋之变从未有之（现在故宫隆宗门匾额上还有当时“林清特种部队”留下的箭头。斩战术、特种作战，大师级人物啊！）
嘉庆皇帝曾哀叹说：“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就是这个清水教的余脉，由乌三娘出面第一个搞定的教派，出乎众人的预料竟然在京师展了二十四个教徒，那当真是了不得。
对于这件事，梁明是极为的好奇。心里直痒痒。听了汤心梓、魏成贯二人地介绍之后，梁明才现，原来自己认为上下一体的满族，在滋养百年之后已经慢慢的分化了，他们再也不是没缝的铁蛋了。
八旗人丁只有当兵者领取粮饷，余丁耕种土地。百余年间，下层旗人地亩己典买殆尽，家口却不断繁衍。生齿日繁与收入日绌的矛盾造成了以“一分之产而养数倍之人”的状况。旗人的生活负担不能不随之加重。户部尚书梁诗正在奏疏中说：“百年休养，户口众多。无农工商贾之业可执，类皆仰食于官。”这是旗人穷乏潦倒的重要原因。
而经受了中华悠久文化熏陶出来地八旗勋贵可不会跟自己的同胞讲交情，利用职权对贫兵贷放银两，好比享有政治特权地高利贷奸商。贫困兵丁先是典卖土地房屋，继之以军马兵械，年米月饷，经济破产是饮止渴的唯一结局。
而最让人头疼的是，八旗的原则。它从建立之日起，便以对旗人地严格管理作为重要的组织原则。但由于当时旗人各有耕地，出则为兵，入则为农。耕战两事。未尝偏废，所以八旗的高度组织性非但不是满族展的障碍。相反却是满族崛兴的组织保障。入关后，八旗组织的军事职能进一步强化。而生产职能却迅萎缩。清统治者为了保证官兵的收入，建立起俸饷制度。并在顺治十一年宣布，准许家有4丁以下的出征旗丁，将旗地尽数退出交旗，“量加钱粮月米”，不啻成为旗人退出生产领域提供条件。
加之，八旗兵丁因为频年出征，无力从事农亩，只得将土地转祖给民人（汉人居多），加快了旗地转入民人之手地过程（再由汉人转入八旗勋贵）。康熙年间，西方传教士卫匡国在《靼鞑战纪》中指出了旗人脱离农业生产地影响，“这些人大部分都不会耕地种田，从来没有使用过锄和犁，只会舞刀弄剑”。旗人不事农耕，又不许经营工商，如果外出谋生，将被视为“逃旗”而受到重惩。旗人除了当兵食饷外，只能仰给于统治者的赏赐，终日无所事事，又沾染好逸恶劳地恶习。八旗一步步变为寄生性的社会组织，丧失了当年朝气蓬勃地活力。
对于京旗因不事生产而生计窘困的处境，满清皇帝也逐步有所认识。乾隆三十七年就曾组织京旗移垦，就是放宽对旗人下乡种地限制地一种尝试。堪称是26o年前的，北京知青下乡运动。（汗）
至雍正年间，旗人逃旗之事举不胜数，而满人联手汉民联力抗租甚至展到对抗官府的也是时常生，虽然倒霉的都是汉人。到了乾隆中后期，抗租不纳类似事件，比比皆是。
正是由这个大环境，天理教才鬼使神差的展到了二十四名满族同胞。（这样的也算是同胞了）梁明很高兴，人马虽少确实星星之火，是否可以燎原那就要看今后的运作了。
一番安排后，这二十四名代号为“二十四节气”的满族好同胞就分别散入了四面八方。梁明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二十四朵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因为他对满清的衰亡同样抱着强烈到极致的信心。
三明一暗，为了这些好处，驱逐百八十万满人了所花费的工夫又算什么呢？得失太不成比例了。
况且这百八十万满人散到了四面八方，乾隆老儿为了树立满清的威信，他就必须处理好这件事。可要想暗自百八十万满人，他们又要耗去多少的钱粮？又要画出多少的田地？
这些田地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都要从下面刮集，那又会触及到谁的利益呢？
在这个时候，乾隆即便知道如此作为乃是“滋敌”，可为了满族的利益，他也只能把毒药当水喝！
ps：注1乾隆年间出现旗人加入民间秘密宗教团体白莲教及其支派红阳、混元、一柱香等教门事件，甚至有宗室觉罗“不系黄、红腰带，交纳匪徒”的记载。
18o3年（嘉庆八年）生“御厨”满洲人陈德（一作成得）持刀“犯驾”事件，陈德是八卦教（天理教年（嘉庆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