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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同：“你是哪儿人？”然后是响亮的回答声，说着她们出生的地方，结婚的地方，还有孩子出生的地方：恰齐里亚，雅法，啥甘，沙法，阿穆尔，还有她们都认识的人的名字，阿卡，阿尔盖次，纳布鲁斯的老街，生活在马拜拉岩洞附近的哈姆萨，在犹卡南教士教堂旁边摆鞋摊的鞋匠的母亲玛利卡，还有住在大天主教堂那边，就是格鲁伯·帕沙用来放大炮的那间教堂那边，有三个女儿的阿伊莎。我听到了好些名字，穆哈里德，热巴，凯撒里耶，唐杜拉，雅儒尔，纳齐拉，迪特，路德，拉迈德，卡夫尔·撒巴，拉萨兰，阿斯加兰，嘎萨，塔巴里雅，路玛奈，阿拉拉，所有的这些名字都在清寒的空气里奇怪地回响着，在井的周围，仿佛它们都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
阿玛·乌伊雅太累了，所以她没法到井边去昕这些名字。于是，我带着两桶水回去，把水放在我们住的小棚屋的门口，然后我就把自己听到的这些东西讲给她听，甚至是那些我无从知晓的名字。她听着，时不时地摇着头，好像这里面有一种我无法明白的含义。我的记忆力非常之好。
这只是在最初的时候，因为渐渐的，这说话声便随着日渐干枯浑浊的泉水一道弱了，没有。现在，得把水桶小心翼翼地倒上一两个小时，让泥沉淀下去，才能把水灌到壶中。而太阳依旧每天升起，照在这越来越酸，越来越红，似乎都被烤焦了的大地上，照在细细的灌木枝上，照在耷拉着脑袋的郁郁的金百合花上，照存干涸河的河谷上，木板和纸板搭起桌的破房子上，破帐篷上，还有那些用汽车皮，汽油桶，以及用铁丝缠绕起来的轮胎做成的临时避风避雨之处。每天早上祈祷之后，所有的人都担着太阳从山坡后面升起来，除了老莱拉，仿佛她的名字就注定好了她的命运一般，因为她瞎了，瞪着那两只白白的眼球她看不见太阳。她就坐在她门前的一块大石头上，嘴里喃喃有声地念着不知是祈祷还是咒语的什么东西，等人给她送一点吃的和喝的，每个人都晓得如果有一天大家都忘了她，她一准要饿死。她的儿子在战争中都送了命，就是在海法被占领的时候，自此她便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在这世界上。
渐渐地，就连孩子也不再跑叫，不再在田边打架了。现在，他们就坐在破屋子边的阴处，坐在满世界的灰尘里，饥肠辘辘，活像一群狗，太阳移动，他们便也随着移动。除了在太阳接近了午线也就是分配食物的时候，他们才站起身来。
我塑着他们，这是面镜子，照出了我自己的虚弱和沮丧。这些孩子当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穷人，失去了父亲或母亲的孤儿，或是那些从沿海的村庄里冒着硝烟炮火逃出来，身无分文，没有食物的孩子，他们童年的轮廓似乎已经被一种没有来由的衰老所吞噬了。小女孩都是廋伶伶的，弓着肩，罩着过于肥大的裙子，小小的身体仿佛在衣服里飘。小男孩几乎是光着身子，双腿弯曲，膝盖突出，皮肤是一种烟灰色，头皮上长满了癣，眼睛里也尽是虫子。我注意的尤其是他们的脸，我就这么定定地看着，因为我不愿意真的看见什么：那脸上的我不曾明白的表情，他们那种空茫，遥远，陌生的目光，燃着高烧般的火焰。当我漫无目的地走在奴尚难民营里，沿着一排排房子，沿着那些涂着沥青的纸墙，那些旧木板走的时候，我到处看见的都是这些脸，建些空茫而罐远的目光时不时地就出现在我的跟前，就像在镜子里，我看见了自己的脸，一个十六岁的我，可是已经被窃去了美丽，也许不耐烦的眸子犹在询问，但是那脸已经是一个老妇人的脸，皱纹纵横，衰败暗淡，写满了不幸，一张接近死亡的干瘪的脸。
无沧我走到哪里，看见的都是这张脸，我的脸，还有那双经脉突出的瘦伶伶的手，以及我那虚弱轻飘犹如一片阴影的身体。别人见到我都调转过目光，或者刚好相反，一眨不眨地盯着我，躲在他们的袍子里，就像是躲在岩洞深处，什么话也不说，但是目光里有种沉默的疯狂。
现在，即使是在井边，女人也不再谈论了。她们不再抱怨，不再念叨那些城市以及失踪了的人的名字了。一个夏天都没下雨，井的水位继续在降下去，系着绳子的水桶放下去，在泥泞的甚至是乌黑的井底刮撩着。
水越来越少了，我们于是不能洗澡，也无法洗衣服了。孩子们的衣服弄上了各种各样的污迹，粪便，食物，泥巴，女人的裙子也因为积满了污垢而变得硬梆梆的，就像是树皮。
那些上了年纪的女人，黑着脸，头发缠结，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腐肉的气味，闻得我直犯恶心。我们这时和一个沿海一带（萨尔加）的农妇住在一起。她身上的那股味道我实在忍受不了，所以只好夜夜搬到外面去睡，蜷缩在一张旧屋顶下，躺在满路灰尘之中。
只有当我可以远离难民营的时候，我才感觉好些。一大清早，我就一直爬到石山顶上，老纳斯的坟墓那里。有一天，在路上，我第一次看见一只牲畜渴死了。这是塞伊德的一条白狗，就是老纳新小儿于塞伊德，我认识这条狗，因为老人对它很好，在他将死的时刻，它经常躺在他的身旁，前肢趴在地上，头竖着。我好像没有听说它有名字，可是那时老人无论走到哪里它都跟着。老人死的时候。狗一直跑到山上，他的坟墓旁，第二天才下来。而从此以后，每天早上它都登上山坡，一直到夜幕降临才下山。但是水变得越来越珍贵了，而这天早上我碰到它时，它正在死去。它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声音很大，我在下面就听见了。它躺在灌木丛中，在初阳半明半暗的光线下，它显得那么瘦弱，那么无力，就像是一团斑点。我走近它，抚摸着它，可是它没有认出我来。它已经接近死亡的边缘了，眼睛呆滞，身体在轻轻地颤抖着，黑色的舌头肿着，伸在嘴巴外面。我一直陪它到最后，就坐在地上，此时太阳光已经越来越强烈了，令人晕眩。我想起了老纳斯说的那句话，他不断重复着就像是重奏一般的那个问题：“太阳不是照耀在每个人的身上吗？”此刻太阳高高地悬挂在天际，毫无希望地炙烤着大地，炙烤着孩子们的脸庞，炙烤着正在死去的狗的皮肤。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一切，这样的一种不幸，就是这种阳光的力量，那么的无情，就在被它炙烤着的大地上，生命在中断，在消逝，每一天每一天，都会有新的东西被夺走，这痛苦是那么的沉重，那么的盲目，不可理喻，如同老莱拉在她岩洞里的喃喃低语。
就是因为这个萨迪·阿布·塔里布．也就是我后来的丈夫巴达维人，不识字的他听说我曾经在阿尔一加萨上过学，便要我把我们在这里，在奴尚难民营所忍受的一切写出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让所有的人都记住不忘。我听了他的话，因此我把这里的生活一日日地记下来，记在我随身带的这本学生用的簿了上。我的父亲艾哈迈德在他出发去那再也无从回来了的北方之前，想要教会我读书认字，像个男孩那样，因为这样我就能读懂《古兰经》，能够算账，还能像其他上学的男孩一样解决几何问题。他又怎么能够想到有一天我会用这些知识来写一本回忆录呢？但是我觉得他是赞成的，所以我听了萨迪，也就是巴达维人的话。
这也是为她写的，就是那个在我簿子上方写下她的名字的女孩，在拉顿泉附近的公路上，艾斯苔尔·格莱美，我希望她有一天能读到这本日记．希望她有一天可以一直走到我的身边来。就像那一天，她向我走来，而我在她的脸上读出了我自己的命运。在那么短暂的一瞬之间，我们彼此交融，仿佛我们一直以来就注定要在此相遇。有一天我记完了这车簿子，我会把它交给一个联合国的士兵，让他把这些回忆转交给她，找到她所在的地方。就是为了这一点，尽管我被孤独和疯狂包围着，我仍然有无穷的力量要把它写下去。
我刚才在说那条白狗死了，就在太阳无情地在石山上方的天空上闪耀之时，它死了，再也不会痛苦了，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亡。以前在阿卡的时候，我曾经看到过死人，男的，女的，躺在床单上，陲在很干净很洁白的房间里，那时死亡对我来说就是在洁白干净的床单上睡着了，然后人们会把床单缝起来，他们的眼睛紧闭着，仿佛两个黑黑的斑点，他们的嘴唇紧闭着，两颊旁有一道轻轻的线一直延伸到头发里。就是这样的，我的姨妈拉伊萨，还有我的爷爷默罕迈德，他们的身体冰冷，僵直，有点笨拙，仿佛还不太习惯死亡。然后人们把棺材放进坟墓，头朝南，接着便是掘墓人和职业哭丧队的工作了，那些尖利的哭叫声响彻起来。老纳斯第一个走了，没有什么神秘的，就像是吹灭了一盏灯，而我看到的只是他被包裹在略略嫌短的床单里，两只脚露在外面，垂了下去。
但是这条白狗是真的死了，我看见了它目光中那种无可终极的恐惧，那双神情呆滞的眼睛，我听见了它不愿意就此终端的挣扎的喘气声，我感觉到在我的手下它那痛苦的轻颤。然后它的身体静静地冷却了，而太阳此时依然无情地照耀着它那灰尘满布的皮肤。于是我知道死神已经跨进了我们的难民营。现在，它就要攫取生灵的生命了，动物，男人，女人，孩子，一个接着一个。我奔跑着穿过灌木林，一直到山顶，那儿可以望见通往阿卡和图尔甘的路，还有热南一带的山丘，那条影影绰绰的干涸河，望见这渐渐成为我们世界，将我们囚禁的一切。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为什么我们不能离开呢，穿过这些山丘，向西，一直逃往大海那边，也许我们能够得救？
奴尚难民营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山民。他们都生活在这些红色的山谷里，那里播种着带刺的树丛，孩子赶着羊群，在山间慢慢地走着。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大海。甚至阿玛·乌伊雅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但是我，我生在阿卡，就在大海前方，我是在那儿长大的，在城市南边的海滩上。我在海浪中淋浴玩耍，那海浪一直涌到英国人城堡附近的城墙边，有时我也会在法国人的城墙附近，守候着渔船那尖尖的风帆，我总是想成为孩千当中第一个发现父亲渔船的人。我仿佛觉得只要我能够再次看见大海，死神就不那么可怕了，它不再能占据我，不再能占据阿玛·乌伊雅。太阳也不再会这么无情了，还有这日子，不再会天天相继地被剥夺些什么。现在，这周围的一切却让我什么也不能做。
当那些外国士兵把我们装上带篷卡车，运往这尘世的尽头，这我们再也不能走到更远的地方，我就知道我再也不能看见我所喜爱着的一切了。那些在海上飘动着的渔船啊，那些海鸥和鹈鹕，都上哪儿去了呢？
那些孩子蜷缩在茅屋的阴影里，一动不动。就像是没有人在意的野狗，在他们的目光中，我看见了自己的衰老，我自己生命的尽头。我日渐消瘦，皱纹丛生的脸，我日渐干枯的皮肤，还有我的这头头发，以前曾是邢么美丽，长长的一直盖到腰间，像一匹丝绸，现在却又干又涩，乱蓬蓬的，打着结，满是灰尘和荆棘，而且长满了虱子，我的身体也越来越轻了，还有我的手和脚，黑黑的，经脉突出，仿佛那种老妇人的手和脚。
有很长很长时间，奴尚难民营的人都没有见过镜子了。那些士兵在检查我们行李的时候拿去了所有有可能做武器的东西：刀子，剪刀，还有便是镜子。他们是害怕我们用这些东西来伤害他们呢，还是害怕我们用这些东西来伤害自己？
以前我从来投有想到过镜子的同题。看到自己的脸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现在，我知道没有了镜子，生活就不一样了，我们也不再是我们自己。也许那些拿走我们镜子的士兵也知道这一点？也许他们已经设想到我们会满怀焦虑地望着别人的脸，想在别人的身上猜度出自己的模样，从别人的脸上回忆起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名字？
在奴尚难民营所度过的每一天，每一星期，都会进来新的成员，男的，女的，还有孩子。
现在我想起我们的乌伊雅姨妈是怎么来的了。虽然她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她是在我后面两三天才到的，和阿尔盖次的难民一道来的，我喊她姨妈是因为我很喜欢她，她就像是我真正的亲人。和我一样，她也是坐着联合国的带篷卡车来的。她只带了一件行李，那是一台鞋纫机。由于她没有房子，我便把她领到我单独居住的木板房单来，房子正好位于难民营的石山脚下。她最后一个从卡车上下来，而她是那么特别，我一眼就在队伍的最后认出了她，她威严庄重，在我们这些被几天以来的经历弄得疲惫不堪的人中显得那么神采奕奕。地立于灰尘之中，那侧影是那么让人放心，让人觉得她真的很能干。她穿着传统服装，是一件长长的浅色的加拉比，黑色的长裤，脸蒙着白纱，嵌铜的凉鞋。那些新来的人都抬好了行李，向难民营中央走去，想要找一处遮阳的地方，一座房子。外国人的带篷卡车又离开往图尔甘的方向去了，卷起一团尘云。而她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她的缝纫机旁，好像在等另一辆卡车来把她带到更远的地方去。接着，她在所有那些注视着她的孩子中选择了我，也许因为我是最大的，她对我说：“我的孩子，能给我指下路吗？”她是这样说的，用了这个词，她对我说，我的孩子，我就是因为这个才喊她阿玛的，就是姨妈的意思，就像她到奴尚难民营来就是为了看我，就像我一直等的就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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