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森还主张，通过引入竞争来降低医疗保险费，具体做法是，打破保险公司州际的界限，允许不同州的居民申请不同的保险公司，让它们自由竞争。医疗产品、医疗器械太贵，也要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来抑制价格，而且不会打压研发新产品的积极性。
“我是瑞典人，当然现在是美国公民。欧洲国家最羡慕美国的就是它的创新精神和鼓励创新的机制。一刀切的管制只会减弱这种令人羡慕的机制，磨灭创新精神。”菲利普森说。
卡特勒也许诺减税。但他提出的方案，不是给所有的人减同样的数量，而是按收入的高低相应减税，所以有一部分杀富济贫的效果。
要不要投资计算机系统？
卡特勒强调公共投资计算机系统，每年100亿美元，连续五年以改变20世纪的IT支持体系，适应21世纪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医疗档案的复制，人力的浪费和其他很多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还会给公共投资带来很好的回报。
这些公共投资从何而来？卡特勒说，可以让布什政府给高收入家庭的优惠税收政策过期。
菲利普森则不同意这种投资。他说，“你提供的数据意味着公共投资医疗体系的计算机系统有30比1的收益率。如果真有这么高的受益率，为什么还没有私有资金投资呢？而且，公共医疗体系中的行政成本，承担着很多不可避免的行政功能，你怎么保证在减少行政成本的同时，不影响这些有用的行政功能呢？”
卡特勒回答，“如果你去问医生，你的计算机系统有没有必要提高？他会说有，但我不能投资，因为保险公司不付这一份钱。你再问保险公司，计算机系统需不需要提高。他会说，‘需要，但是我不能付这份钱，因为这样我就得对加入我的保险的人征收更高的费用，减少我们公司的竞争力。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提高以后的医疗系统被所有的病人享用，而不是仅仅买我们公司医疗保险的人。’所以很明显，先进的IT支持系统和水和空气一样，是一种公共产品，必须要有公共投入，才能保证医疗体系适应21世纪的需求。奥巴马不但重视IT支持系统的建设，而且许诺了500亿美元。麦凯恩没有许诺一分钱。我所说的节约行政成本是从减少档案复制，减少不必要的程序中节省出来的，不是从减少必要的行政功能出来的。”
就像总统候选人的公开电视辩论一样，由于时间有限，他们很难展开讨论任何复杂问题，只能给出很简短的回答。他们之间的问答和对听众问题的回答都和两党的基本论调一致，总是回到各自的核心立场，强调不同的治国哲学。他们的回答给人的感觉是万变不离其宗。■
三十三 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评总统大选
杜卡克斯是1988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败给了老布什。他看好奥巴马，但认为谁能当选总统，难以预料
再有两周不到的时间，奥巴马和麦凯恩谁将当选美国总统，将有分晓。在这个时候，听听一位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如何评论总统大选，无疑是件乐事。
他叫麦克·杜卡克斯（Michael S。 Dukakis），在1988年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可惜败给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老布什。
杜卡克斯现在的身份，是波士顿东北大学教公共政策、医疗政策和领导力的教授。10月22日，他到哈佛大学的美日关系（USJapan Program）系列讲座中，点评了总统大选。
杜卡克斯的父母都是希腊移民，他于1933年出生于波士顿附近的一个中高层小区布卢克林（Brookline），那里也是肯尼迪总统的出生地。1960年，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他被选举为布卢克林小区委员会成员（Town Meeting Member），从1962年起，连续四次被选举为马萨诸塞州的下议院议员（Massachusett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1974年击败共和党对手成为该州的第65届州长，他被认为是该州任期最长、最成功的州长。1988年在总统大选中落败。
奥巴马的组织能力
每到总统大选年，哈佛大学的美日关系项目都会邀请杜卡克斯发表评论。
四年前，他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John Kerry）击败小布什充满信心，但总统大选的形势千变万化，结果难以预料，最后还是小布什连任成功。
可能是因为这一点，杜卡克斯出言谨慎，他说，“虽然离总统大选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了，但谁能够最终胜利，还很难说，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在讲演中，杜卡克斯没用讲稿，随兴发挥，尽管教室座无虚席，但感觉上是在和几个朋友在茶余饭后闲谈。
他首先声明，“你们不要以为，我比你们对总统竞选了解得更多。如果我真正了解总统竞选，我当年就不会输给老布什了。我几乎每天都在谴责自己，一切都是我的错。”大家都被他的幽默逗笑了。”
对今年的选举，杜卡克斯说，奥巴马的草根组织（grass root campaign anization）的能力是他所见过的最出色的。
“为奥巴马的竞选捐款的人有350万人，仅上一个月就集资了1。5亿美元。如果能把这些捐款的人变成当地为奥巴马竞选的志愿者，在美国的20万个选区中，挨家挨户地敲门、与选民沟通，让他们觉得你和他们穿的一样、说的一样、做的一样、甚至想的一样，那么就会成功地影响那些现在还摇摆不定的选民。”他说。
杜卡克斯还回忆，“我年轻时竞选布鲁克林小区委员会的时候，我敲遍了我们区所有几千家人的门。这些最基本的与选民建立联系的工作一定要做。互联网是组织、交流、集资的很好的现代化工具，但它不能代替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效果。”
麦凯恩的过时世界观
杜卡克斯认为，在国际关系中，麦凯恩代表一种过时的世界观，他把世界看成是对立的，分成“我们”和“他们”，火药味十足。相比之下，奥巴马在国际关系中显示出更加合作的态度。
而在国内问题上，他说，奥巴马主张国家政府要起更重要的作用，麦凯恩则主张私有经济主导一切，这在今天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显然不合时宜。
“如果说历史教导了我们一些事，那就是金融行业必须要严加管制。马萨诸塞州有大约140个州立银行，正因为该州对银行资金储备的要求严格，他们才能在危机中禁得起考验。”他说。
杜卡克斯还说，在医疗政策中，市场从来不能起主导作用，今后也不会起主导作用。因为只要保险公司知道你有长期病，它就不会接受你的保险申请。
“市场经济无所不能的思想主导了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我不是说市场经济完全不好。是市场经济的竞争使得现在在百思买（Best Buy）或Circuit City等零售店的家用电器物美价廉。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忘记我们需要对公共产品，公共事业不断的投资。”他说。
副总统的基本条件
提问时，有人问他对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Palin）的看法，杜卡克斯说，“佩林没能帮助麦凯恩，反而拉了他的后腿，因为人们选副总统最基本的条件不是他（她）的年龄和性别，而是他（她）能不能当一个合格的总统。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与此相反，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戈尔作为副总统候选人显得非常合适。”
有人说候选人在竞选中没有提到政府作用的问题。杜卡克斯说，“政府的作用不是笼统的、理论上的，而是通过具体的事件反映出来的。总统候选人不会单独讨论政府的作用，但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在金融政策、医疗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看出他们态度的不同。”
说到税收政策，杜卡克斯认为，在今天的环境下，不应该对任何人有任何减税政策。政府早就债台高筑了。
有人问，如果奥巴马竞选成功，他应该如何选择高层政府官员。杜卡克斯说，“没有什么考验能象总统选举一样考验你各方面的能力。我认为简单的从私有企业里‘挖高管’还不行，因为服务于公共事业还需要和在私营企业里工作不同的技能，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政治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显得尤其重要。他们需要能够与媒体，国会和各种政治力量打交道。他们要非常成熟，有广阔的胸怀，善于表达，同时要潜心倾听。”
他还说，奥巴马需要广泛的、不同方面的人才，有不同年龄的、不同性别的、不同种族的、不同地域的，这不是为了做秀，而是真正的广招人才。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要热爱公共事业，乐于解决公共问题。如果奥巴马真能够组建起一个很好的团队，明年下半年无论是华尔街的金融形势还是美国的国际关系都会大有起色。■
三十四 日本“失去的十年”之现实意义
日本驻美大使阐述日本官方对目前经济形势的看法
10月27日下午，日本驻美大使藤崎一郎（Ichiro Fujisaki）在哈佛大学利用美日关系项目的平台对当今形势发表了大约半小时的演讲。藤崎从1969年进入日本外交部，成为职业外交官，多次在日本自由贸易谈判和G8会议中担任要职。抵达华盛顿前，他是日本驻日内瓦国际组织的全权大使。
在讲述了自己上个世纪60年代在美国学习英文时的一个小笑话后，这位日本大使转入正题。他的英文地道，语速缓慢，出言谨慎，似乎唯恐会说出任何带有争议的话。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明确了解日本官方对目前经济形势的一些看法以及日本职业外交官在公共场合是如何与美国听众沟通和“促销”日本的。
藤崎首先与听众分享了日本在“失去的十年”中的经验和教训。他说，一旦金融危机发生，首要的工作是鉴别那些坏账，将其公之于众，然后集资，包括国家的和私人的钱。日本为银行坏账集资公款5000亿美元，其中1000亿用于购买坏账，1200亿用于给银行注资。注资银行的钱基本没有什么损失，但是用于提供存款保险的1000亿美元却损失了很多。这中间的教训是：政府的反应和动作一定要快，切勿遗失最佳时机。他认为，如果日本政府更早地提供存款保险，事态不会变得那么严重，损失也不会那么多。除了采取措施的速度以外，政府还要注意采取措施的过程要透明，要保护纳税人的利益。
藤崎认为，起于美国的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金融杠杆作用过大和房产贷款证券化过于复杂，金融全球化又使这次危机波及世界各个国家。相比之下，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发生的危机仅限于日本国内。“目前最重要的是重振市场信心，恢复市场信用。我们并不缺少资金，但是缺少信任，是心理因素在作怪”。藤崎引用日本前首相Koizumi的话说，“80年代的日本是信心过足，21世纪初的日本是信心丧失过多”。他指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不稳定的，信心过多和过少都是加剧市场不稳定的因素。
接下来，藤崎提出三个观点。第一，要保持乐观，至少在宏观的层面。“建立信心是我们的目标，但同时信心也是一个工具。不要相信那些说‘世界末日就要来临’的分析家。”第二，“我们要运用已有的国际框架，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我们的态度是要加入、参与，然后适当改变它们。G7、G8已经不适用了，因为中国不在其中。而且，他们每年开会的结果都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以前说过的话。我们更支持G20作为一个有效的国际平台。”第三，国家间要协调各自采取的行动。
这时，他发给台下听众两页纸，都是关于日本国际地位的数据和图表，意在显示“事实胜于雄辩”。他首先声明，所有的数据都不是日本政府的，而是国际组织的数据。其中，第一组数据显示，日本能源和粮食的自给率、人均GDP及其国际比较。第二组数据显示，日本对联合国的巨大贡献，仅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官方（支持贫困国家）发展资金（Official Development Aid）是世界第二；对伊拉克建设的经济贡献也是世界第二；对阿富汗建设的经济贡献是世界第三。第三组数据显示，日本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和直接投资（FDI）及其国际比较，说明日本不是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对象；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是日本对美国的贸易盈余的三倍，而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是中国对美国的233倍。第四组数据显示，日本在研发方面的GDP和专利申请数量（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s）均为世界第二位，仅仅次于美国。第五组数据则显示了日本能源使用的高效。日本是生产单位GDP需要能源最低的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远远低于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2006年，日本排放量仅占世界的4。3％，美国占20。3％，中国占20。2％，俄罗斯占5。7％，印度占4。5％。
谈到美日关系，藤崎表示乐观：“我相信，无论奥巴马还是麦凯恩当选，美日关系都不会出轨。”他随即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不要政治化美日双方的任何摩擦。“我们要小心谨慎地解决各种问题，不要为了谁是世界第一在媒体上吵个不停。”第二，“我们要在多方面的事务中密切咨询对方，商讨协调，确保没有任何‘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我们要珍惜对方做的贡献。这就像是一对夫妻：我太太说我做的不够，我说我已经做的很多了。这样不行。我们要感谢对方所做的一切努力。”
哈佛大学中美日关系资深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作为此次讲座的评论员在藤崎演讲结束后评价说，“我一直认为日本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美国人）学习。例如，日本使用能源的高效，但还没有想到要从日本的经济危机学东西。”他接着回顾了二战以后美国驻日本的历届大使，指出他们基本都是美国政界要员。直到八年前，小布什任命了自己的私人朋友为美国驻日本大使。显然，如果美日外交关系上有任何问题，大使都可以直接反映到总统那里。在日本方面，日本驻美国大使都无一例外都是外交官出身。此外，傅高义还对藤崎的所谓三点建议做出回应——“在美国的政治体系里，美国驻日本大使要想做到你的三点建议实在太难了，因为他们必须要面对国会和媒体。在这个过程中